社运之鉴：台湾无政府主义“赛德克”-邱士杰

原摘要：

日据下的一九二零年代是台湾唯一有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时代。本文以中日韩三国为基本范围，为台湾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时代的活动做一粗略的素描。本文认为，正因为无政府主义提供了社会主义思潮所独有的政治视野，把人类社会整体的变革当成自己的任务，才使台湾与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正当地介入各地的革命，并使各地的革命者可以正当地介入台湾。社会主义才有的这种政治视野，是一九二○年代台湾无政府主义活动留下的最重要遗产。

正文：

“主要以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双重觉醒为特征的殖民地运动……由温和的右翼到激烈的左翼，其间显出了一定的运动光谱。其中就有一种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狂热的理想主义与行动主义综合体的无政府主义的出现。……在殖民地反帝联合斗争的体制下，开始了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活动轨迹。”[1]

二○○五年，一本中文名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民间历史教科书在中日韩三国以三种语言发行。虽然这部教科书并非由各国最顶尖的历史学家所撰写，其撰写的思路却走在了时代的尖端。《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以十九世纪以来三国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为主线，并从三国之间的人民斗争乃至新兴社会（主义）运动出发，积极探询三国人民克服种种阻碍而实现运动连带的史实。[2]

对于共通性与相异点恐怕一样多的“东亚”三国而言，选择“社会运动”这样的切入点，不但反映出实在的“社会运动之东亚”，也体现出建构性的“社会运动之东亚”。先就“建构”的方面来说，近代社会运动本身就具有跨地域性格，这种性格促使运动不会仅仅止于东亚，也不见得是东亚内生的事物。因此，如果要谈论“社会运动之东亚”，就必须自问这种提法究竟在甚么意义上优于“社会运动之三国”或者“社会运动之东方”之类的提法，同时更需自问在当下提出这种提法的意义。但就实在的方面而言，二十世纪的“东亚”社会运动又确实可以看出一个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既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让其所存在的地域“抟成”一体，也来自于这些“主义者”当时所面对的“现存网络”——如德里克所言——“一个区域的视角并不一定与类似的文化传统有关，就比如革命者一样，他们不仅仅只是承继了某个区域，而且建构了他们选择的区域。”[3]

也就是说：“东亚”社会运动的整体性往往是超出“东亚”这类跨地域概念的；正因为这种整体性在超越“东亚”的范围里形成，才使“东亚”范围内的整体性成为可能。而这种整体性源自于两种主义提供了一种足以跨越地域差异的政治视野。如汪晖所言：“政治分析的特点是重视主体的能动性……对于能动的主体而言，国际主义与其说产生于对于民族认同的拒绝或遗忘，毋宁说产生于一种将自身民族的解放与其他民族的解放关联起来的政治意识或政治自觉。如果将这种社会革命的政治视野引入对于“亚洲”的分析之中，那种关于“亚洲”或“东洋”的总体性规定或静态描述也必然不再有效，因为“政治分析”的视野要求的是对国际关系和不同社会的内部关系的动态分析，即从社会革命的角度追问：在这个历史运动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敌友问题既包含在国内关系之中，也包含在国际关系之中。”[4]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基于这种“社会革命的政治视野”，使他们的“政治分析”立足于“半殖民地”、“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弱小民族”，乃至更往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第三世界”这样的视野，从而展开横跨亚、非、拉美等地域的连带。而两种主义为人类整体所个别揭示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议程，则成为贯穿这些连带的金线。只有当“东亚”这一类的跨地域概念能够为革命者的政治分析起作用，才是有意义的。

无政府主义的跨地域性格与可思母俱乐部

众所皆知，“东洋”、“大亚洲主义”之类的跨地域概念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东亚”就已出现，但若仅仅考虑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所各自抟成的跨地域连带，并将这两种连带相比较，将容易发现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连带往往无需借助“东亚”之类的概念。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几个他们所“立足”的“视野”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中心——把革命的基本“单位”规定于民族国家或特定民族区域；因此，只是在为了指称这一系列区域的集合时，才会引入诸如“远东”“东方”（比方共产国际远东局、东方局、东方书记处）或者“泛太平洋”（如共产国际所领导的“泛太平洋劳动组合书记部”）之类的说法。虽然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视野，然而“东亚”、“亚洲”、“东方”之类的概念却对使用这些概念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有着较强的意义。这可能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办法形成共产国际这样的运动中心，而无政府主义者本身又排斥夺取政权或排斥组织严密政党，所以这些松散的无政府主义者便更倾向于跨地域寻找同志，形成连带。而“东亚”之类的概念虽然空洞，却至少能为松散的主义者之间联系起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反对压迫弱小民族的那些帝国主义。

由于地域的狭小与严格的思想管制，台湾的无政府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跨地域的性格；就活动范围来说，至少及于一九二○年代的中日韩三国所构成的“东亚”。

现知最早的台湾无政府主义者是在一九一五年发动噍吧哖起义的馀清芳。日本大坂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逸见吉三指出，当年馀清芳因向学心切而曾渡海前往日本横滨，一边理发谋生，一边自学。当时横滨存在着一个由吉田只次，田中佐市，村木源次郎和渡边政太郎等人所组织的“直接行动派”的秘密集会，他们是幸德秋水“大逆事件”的幸存者。吉田只次常常前往馀清芳工作的理发店开导馀清芳，并引领他参与该派活动。后因理发店同工惧怕馀清芳的行为，他便被迫辞职，辗转于西日本的神户、大坂一带，但不久便音讯杳然。后来，馀清芳将其学到的无政府主义联系于台湾实际，发动了噍吧哖起义。逸见据此认为：噍吧哖起义虽然经常被日本官方曲解为迷信所驱使的反文明暴动。事实上馀清芳等人所谋求的是由台湾人自身相互扶助的共同社会，为其大众化，遂以所谓“大明慈悲国”调和以宗教性，实际上是非常现实的大众蜂起。[5]

到了一九二○年的东京，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再次出现台湾人的身影。台湾人吕盘[磐]石、黄登洲、彭华英、蔡培火，以及范本梁，共同参与了位于东京神田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可思母俱乐部（コスモ俱乐部，一九二○至一九二三年）。日本学者松尾尊兊指出：“可思母”意味着“创造无国境的新世界新生命”，是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东亚诸民族知识人的交流机关”。李大钊（中）、权熙国（朝），以及堺利彦、宫崎龙介、大杉荣（日）等人都曾列名其中。然而可思母俱乐部不只是个跨地域组织，还是跨主义组织。由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原先在东亚各地较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一时之间遭到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严峻挑战。因此可思母俱乐部成为了“A”（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B”（布尔什维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两派合作的组织。然而“B”派的抬头，最终还是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裂的关键因素，便加速了从“A”“B”混杂向“A”派或“B”派各自的纯化。松尾尊兊认为，由于官方镇压过甚而日共在排除无政府主义派大杉荣的状况下进行组党，致使大杉荣另建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北风会，停止发行与“B”派共同发行的《劳动运动》；翌年，在日朝鲜人也随之产生“A”“B”分裂。在此过程中，可思母俱乐部逐渐倾向于“B”派并地下化。[6]

可思母俱乐部可说是一九二○年代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母体。范本梁自言，在日期间曾亲炙大杉荣之教导。[7]一九二一年六月，可思母俱乐部在神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人类爱的结合讲演会”，发表包括法、俄、中、韩五种语言在内的宣言书，并有来自东方各国的人士发言。这次集会是可思母俱乐部留下最多记载的一次事件。在会中起而讲演的范本梁曾遭临监警察中止，并因此遭到拘禁，最终转赴北京。[8]

范本梁前往大陆之际，正是中共即将在上海召开“一大”之时。中共“一大”于同年7月召开之时，一大代表陈公博所借居的“大东旅社”正好也有一群东亚各弱小民族革命者召开着秘密集会。某种意义上，此时聚集了弱小民族份子与激进主义者的大东旅社正是东亚社会运动在上海的缩影。范本梁日后曾大力赞扬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和田久太郎[9]当时也在上海。据日本情报，蔡惠如、彭华英等人曾作为“大坂一派的可思母俱乐部成员”而列席于和田于上海举办的宴席。和田久太郎就是本研究前面曾提到的大坂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中的一名。[10]

无政府主义者的跨国汇聚与结社

范本梁抵京后，参加了着名无政府主义者、老同盟会员景梅九所组织的团体。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至翌年一月，滞留于中国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山鹿泰治，曾与旁听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范本梁以外国人代表的身分，共同出席景梅九所主持的“北京无政府主义者连[联]盟（北京AF）”会议。[11]景氏是着名无政府主义者、老同盟会员，他当时所办的《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乃是全国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新闻纸。

当时的北京有大量东亚无政府主义者汇聚当地。朝鲜独立运动者李又观（李丁奎）曾回忆他与朝鲜无政府主义者申采浩（申丹斋）、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爱罗先珂、范本梁，以及鲁迅兄弟等人来往。[12]朝鲜无政府主义革命家柳子明也指出，他在北京之时，曾与申采浩、范本梁，以及另一个台湾人林炳文来往；他甚至还受招待而住进泉州会馆之内。[13]当谢雪红到了上海，也曾在当地遇到前往活动的范本梁。[14]总之，范本梁与群集中国的东亚各地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有很深的交往。虽然这些记载首先只是范本梁之个人“活动”，但这些由范本梁、景梅九、林炳文、罗任一、柳子明、李又观、山鹿泰治等东亚无政府主义者所形成的跨国籍、跨国界交往，也恰恰是东亚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体现。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一捆从北京寄往厦门的传单《新台湾创刊的宣言》被厦门当地的日本领事馆所查获。这是一份创刊宣言书。这份刊物的发行单位叫做“新台湾社”，刊物由“赞堃”（许地山）负责发行与通信者与通信处，并由“一洗”（范本梁）负责编辑。[15]许地山于同年前往美国留学之后，范本梁改组了刊物及社团。先是一九二四年春节，范本梁开始四处散发“谨迎新春”的反日明信片。二月八日，范本梁在北京大学的“克鲁泡特金逝世三周年公祭大会”发表以“大杉荣先生”为题的演说。三月五日，召开“华北台湾人大会”谴责日本警特在岛内发动的“治警事件”，并发表声明〈华北台湾人大会之宣言——为台湾民选议会请愿团被拘〉。四月十五日，发行刊物《新台湾》，单位署名“新台湾安社”。目前可见杂志型的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与报纸型的第三号（一九二六年三月）。范本梁曾在这年前往上海活动。直到一九二六年北京局势丕变，他才返回台湾，却旋即被捕。[16] 除了范本梁之外，可思母俱乐部所奠下的人际关系网还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把范本梁的行动看成一条“A”派道路的奋斗史，另一条人际网路的发展则表现为“AB”合作的形成与破裂。可思母俱乐部内的大陆无政府主义者谢晋青、罗任一（罗豁，与范本梁认识[17]）是这一网路的核心人物。他们曾在前面提到的青年会内组织“东京通信社”的小媒体，谢晋青更首先针对台湾解放问题提出看法。这两位先后回到中国。谢氏早逝，而罗任一则在一九二四年与朝鲜（如着名共产主义者尹兹英）、台湾（如许乃昌、彭华英）、日本（如日共党员佐野学），以及大陆各省的左翼青年（多是上海大学学生）在上海组织起“AB”合作的“平社”，并创办台湾史上第一个定期左翼刊物《平平旬刊》。《平平旬刊》最初曾得到包括景梅九所办刊物《学汇》的报导，而初期的《平平旬刊》内容也可以看到知名无政府主义者“抱朴”、卢剑波的文章。平社组织者、台湾最早的中共党员与留苏学生许乃昌曾自言，该社正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而在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瓦解。 张深切等旁观者也指出，当时的平社曾与前往上海活动的范本梁发生冲突。[18]

大陆上的台湾无政府主义活动由于范本梁的被捕与平社的瓦解而暂停。虽然此间还可以从一些反日的台湾学生刊物中看到鲜明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比方一九二五年厦门的《台湾新青年》），但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体开始转入岛内，大陆上的台湾青年则全部卷入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狂潮之中。

一九二六年，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柳树人（柳絮）提出了“组织东亚无政府主义者大联盟”的主张，希望各地的运动可以克服偏狭的民族革命而导向社会革命。柳树人估计“迟在二年以内，极力使他成立。”[19]韩国学者曹世铉指出：“『东方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是继承了亚洲亲和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的传统，在一九二八年六月组建的名实相符的亚洲人无政府主义联合体。据说，此团体中有中国、日本、韩国、台湾、越南、印度、菲律宾等七国代表两百余名参加。他们团结了东亚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自由联合的组织原理下，强化了国际连带，确保了民族自主和个人自由。他们为了建设理想的社会迈进，还发行了名为《东方》杂志。”[20]

实际上，东亚无政府主义者大联盟与之前的无政府主义者网络仍有关系，关键人物就是与范本梁、柳子明等人密切交往的台湾人林炳文与朝鲜革命家、历史学家申采浩。一九二八年五月，朝鲜无政府主义者申采浩在基隆邮局领取汇款时被捕，与他同案被捕的还有四月二十八日在安东火车站被捕并转押大连的北京国际邮局人员林炳文。林炳文以“北京华北物产公司”所开具的伪造邮政汇款因在基隆、台中、台南、高雄陆续被发现，引起官方严重警戒，并招致他们被捕。申采浩与林炳文等人为了获取活动经费而进行的上述活动被视为跨国性的“无政府主义东方联盟”的一次行动。众所周知，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渡边政之辅也在同年十月前往台湾，并在基隆拒捕身亡。由此可见，一九二八年的台湾开始成为东亚马克思主义运动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发展的新目标。[21] 其实林炳文正是被知名作家林海音称为“屘叔”的小叔叔。林海音回忆，林炳文与朝鲜革命者运用林在邮局工作的优势，进行抗日工作，却不幸在大连被捕，死在牢中。[22]此外，无政府主义刊物《黑色青年》（不晚于一九三○年九月）还记载：“东方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同志被害　本年四月十三日午后四时，大连地方法院，对两个月前被补的同志下了以下的判决：李响[弼]铉（死刑）李镜云（无期徒刑）申采浩（徒刑十年）以外，林炳文、杨吉庆二同志尚在审训[讯]中。”[23]

台湾岛内的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

组建于一九二九年的“台湾劳动互助社”曾遭日本警特查获他们抄录自柳树人所著《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的精密化革命理论；分别是原书的“C.殖民地革命党不应该与统治国的劳働政党连络”，“E.革命的组织”，以及“F.组织的原则”、“G.战略”。[24]实际上，这种抄录现象正反映出范本梁之后的岛内台湾无政府主义者基本上未能留下比范本梁更具体系的理论。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岛内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没有得到发展。

岛内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连温卿是岛内无政府主义发展的重要指标。连温卿深受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并熟稔于无政府主义者所热衷的世界语。仅以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来说，当他在一九二四年参加东京的五一节游行时，曾深为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黑旗”而感动，此事便可见一斑。从组织上来看，连温卿与无政府主义者胡柳生等人所组织的“自由劳动者联盟”就有一个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名称（“自由劳动”），而连温卿以“机械工会”为对象而组织工会的方式，则与大陆无政府主义者以“机器工会”为对象而组织“行业别”工会的方式相同，从而迥异于马克思主义者所重视的“产业别”工会。[25]从活动上来看，连温卿则始终热中于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语，而且毕生未曾与无政府主义者断绝交往。山鹿泰治于四○年代旅台期间，曾与连温卿有密切来往；大陆无政府主义者毛一波赴台之后，亦曾为连温卿撰写极为钦慕的追悼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总督府的秘密文书〈文化协会对策〉里，也曾将彭华英与连温卿（且只有此二人）并列为无政府主义者。总督府的这一归类虽不无启发，然在忽略彭、连二人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下，这一判断显然又过份武断。[26]

除了连温卿本人兼具两种主义，他与蒋渭水从“台北青年会”中培养出来的一批“无产青年”更是如此。这批无产青年后来协助连温卿在一九二七年初夺取了台湾文化协会领导权，从而使岛内左右分歧台面化。无政府主义派的无产青年与连温卿继续在岛内奋斗。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无产青年则在一九二八年参与成立了台湾共产党。后来由于台共潜入岛内，从连温卿夺取文协领导权，这无政府主义派的无产青年便与连温卿共同退出文协。总体来看，当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开始在岛内发展，与殖民母国日本的运动连带也密集起来。王诗琅则是其中一个典型。[27]

一九三一年，一个自称“东方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厦门分联盟”的组织在日本驻厦门领事馆放置炸弹。[28]目前尚无法确认该组织与柳树人所发起组织之间的关系，但这个把“无政府共产主义”写在自己旗帜上的组织，正以他的名称说明了一九二○年代东亚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流思想：“无政府共产主义”。

“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克鲁泡特金所发展的学说。大陆无政府主义者范天均接受访问时说：“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不能以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来理解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信仰的主要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主张以有组织的工团为手段，共产主义为目标，认为‘工团’是理想社会中的基层单位。”[29]在台湾人中，对无政府共产主义做出最多阐述的是留下最多着作的范本梁。

克鲁泡特金试图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现象进行历史的观察，并归纳、演绎出人类进化的客观趋势。克鲁泡特金称此方法是一个与“唯物辩证法”（dialectical materialism）相对立的“归纳演绎法”（inductive-deductive method），克氏由此得出“互助”（mutual aid）这一客观趋势。[30]巴金认为克鲁泡特金“依着科学方法（自然科学的归纳的演绎法）”而证明了克氏自称的经济理论：“社会生理学”。Rudolf Rocker则认为马克思所重视的辩证法对于十九世纪以来的种种学科成就毫无贡献，反而有赖于“归纳的演绎法”。该方法“专门根据着社会生活的已有事实以及对于过去与现在各种社会努力之经济观察来立论。他开始便搜集那些暗示着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就要到来的兆候，然后将组织上本质的事物与偶然的事物分开，以便可以在这样得来的基础上面引出一般的结论。这个方法便必然使他与近代经济学的规制立即发生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事。”[31]

必然性与偶然性在克鲁泡特金的方法之中是对立的存在。凡是被他归于“客观趋势”之内的都属必然，诸如国家政权之类归不进去的存在则属偶然。虽然他不排斥偶尔解释一下这些偶然性，但他不认为这些偶然性也是某种“客观趋势”的必然派生物，因为他只认可他自己所归纳演绎的“客观趋势”。“科学的归纳，与宗教的训诫完全不同，它突然开辟出人类完善与改良的大道。”“如果你应用自然科学家的严正的归纳法去研究社会问题，你就会就会跑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来，你会和我们一样为社会革命而努力工作了。”[32]

小结

克鲁泡特金所强调的“科学”，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争夺“科学”话语权的意图，这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德里克所说的无政府主义“包容”战略。[33]但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无法正视“偶然”的必然性，遂使他们的“科学”终究只是摆饰，不能更好地解释当下所发生的一切苦难及其解决方法。因此台湾知名马克思主义者林书扬不无遗憾地指出：那些“善于呐喊，不善于分析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家们所遗留下来的，于是乎只不过是一幕幕自撰的壮烈的悲剧，虽然令人感叹，却无补于人类历史的进展。”[34]

尽管如此，无政府主义运动还是留下重要遗产，而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共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政治视野，一个把全人类的社会变革当成自己任务的视野，从而使跨地域连带与各地域事务的介入成为可能。在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遭遇重大挫折之后的今天，忽略社会主义所提供的这种视野而抽象谈论跨地域连带，将容易堕入“以右为左”的陷阱与危机。今天，以种族主义、宗教迷信，以及抽象的自我文化认同为实质的反体制运动正在持续孳生，这些运动的基础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其发展的助力则是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在此种危机下，这些以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为友，甚至以社会主义为敌的运动不可能拥有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过去所拥有的那种政治视野，也不可能实现跨地域的运动连带。而对此种危机的警惕与辨别，也许正是我们今日回顾二十世纪无政府主义运动——乃至整体社会主义运动——遗产的关键意义吧。

注释

[1] 林书扬，〈日据时代台湾的无政府主义风潮——范本梁与新台湾安社〉（1987）。收录于氏着，《林书扬文集》，第1卷“回首海天相接处”（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页47-48。

[2]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编，《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A. Dirlik着、谭翠莺与曹义恒译，〈东亚的现代性与革命：区域视野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北京），8-16。

[4] 汪晖，〈亚洲想像的政治〉。收录于氏着，《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数428-429。

[5] 分见：逸见吉三，〈台湾独立运动に散った无名鬼〉，《现代之眼》，第12卷第4期（1971，东京），200-209；逸见吉三，《墓标なきアナキスト像》（东京：三一书房，1976）；逸见吉三着、游清水译，〈记日据时代台湾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台湾思潮》，第4期（1982，Los Angeles），89-92。

[6] 松尾尊兊，〈コスモ倶楽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纪要》，第26号（2000，京都），19-58。

[7] 范一洗[范本梁]，〈追慕大杉荣先生（讲稿）〉，《民钟》，第1卷第8期（1924，广东）。

[8] 松尾尊兊，〈コスモ倶楽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纪要》，第26号（2000，京都），页19-58；警视庁特别高等系，〈特别要视察人状势调（大正十年度）〉（1921）。收录于松尾尊兊编，《社会主义沿革（二）》。（东京：みすず书房，1984），页57-97。

[9]一洗[范本梁]，〈颂扬同志和田久太郎的坚强勇敢的一击！！〉，《新台湾》，第2号（1924，北京），封面里。

[10] 石川祯浩着、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页266-273；外务省记录，〈太平洋会议ヲ机トシ台湾独立运动计画ニ関スル件〉（1921年9月22日），《不逞団関系雑件／台湾人ノ部》（4.3.2）（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表4-1。

[11] 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东京：青蛾房， 1974）。

[12] 金良守，〈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和台湾地区接受鲁迅之比较〉，《当代韩国》，2004年冬季号（北京）。

[13] 柳子明，〈朝鲜爱国史学家申采浩〉。收录于：杨昭全（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下册。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页1370-1377。

[14] 谢雪红，《我的半生记》（台北：杨翠华，2004）。

[15] 新台湾社，《新台湾创刊的宣言》（1923，北京）。

[16]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

[17] 外务省记录，〈秘密出版物“新台湾”ニ关スル件〉（（1926年5月19日），《不逞団関系雑件／台湾人ノ部》（4.3.2）（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8]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张深切，《里程碑》（台北：文经社，1998）。

[19] 柳絮[柳树人]，〈主张组织东亚无政府主义者大联盟（节录）〉（1926）。收录于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页716-720。

[20]曹世铉，〈东亚三国（韩、中、日）无政府主义的比较〉，《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月号（湖南），页57。

[21]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

[22] 林海音，〈番薯人〉，《中国时报》，1984年7月26日，第8版。

[23] 黑色青年，〈内外消息〉，《黑色青年》，第6期（1930，出版地不详）。

[24] 柳絮[柳树人]，《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上海：中山书局，1929）。

[25] 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页166-173、181-188、235-220；黄艺博，〈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搞工会运动回忆〉。收录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1982），页507-521；葛懋春与蒋俊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刘石心口述]关于无政府主义活动〉。

[26] 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页157-159；毛一波，〈哀悼连温卿先生〉，《台湾风物》，第7卷第6期（1957，台北），1-2；若林正丈，〈台湾総督府秘密文书｢文化协会対策｣〉，《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1978，东京），页165。

[27] 邹易儒，《无政府主义与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王诗琅之思想前景与文艺活动关系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台北，2010。

[28] 东方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厦门分联盟，〈破坏日本强权机关宣告革命民众〉（传单，1931）。

[29] 葛懋春与蒋俊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访问范天均先生的纪录〉。

[30] 克鲁泡特金着、天均[范天均]等译，《无政府主义》（台北：帕米尔书店，1977），页63-65。

[31] 克鲁泡特金着、巴克[巴金]译（1981），《面包与自由》（台北：帕米尔书店，1981），页iv、xlviii。

[32] 克鲁泡特金着、毕修勺译，《一个反抗者的话》（台北：帕米尔书店，1984），页21、42。

[33] A. Dirlik着、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4] 林书扬，〈日据时代台湾的无政府主义风潮——范本梁与新台湾安社〉（1987）。收录于氏着，《林书扬文集》，第1卷“回首海天相接处”，页64。

征引书目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编）。（2005）。《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Dirlik, A.（2005）。〈东亚的现代性与革命：区域视野中的中国社会主义〉（谭翠莺、曹义恒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北京），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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