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欧债危机不会改变欧洲统一进程-贾晋京
10月对于欧元区来说将是异常艰难的一个月，有关欧元区是否会解体的讨论重新变得热烈。如果欧元区解体，那就意味着欧洲统一的进程出现重大挫折，乃至发生倒退。眼下，欧元区的处境确实可以用“危急存亡之秋”来形容，让这种可能性显得迫在眉睫。
从欧盟层面来说，最严重的事态是西班牙10月份面临巨额债务到期。
西班牙国债到期分布图
西班牙巨额债务到期意味着可能要新成立的ESM提供紧急援助，而这将意味着未来更加严厉的紧缩政策。但是，即便现在的紧缩政策，也已经导致了风起云涌的罢工和抗议浪潮。
10月的第一个周末，数以万计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走上街头，抗议严厉的紧缩政策。西班牙马德里的示威演变成冲突，造成两人受伤12人被捕。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布鲁塞尔，6日也有约1500-2000个民众和一些左派社会党政客上街游行，表示抗议政府的节约紧缩政策。他们希望，比利时政府不要再删减社会保险医疗和扶贫养老的预算，同时，游行的民众很多是弱势族群的退休、失业，还有一些残疾人士。法国也60多个政治组织，包括左派战线、工会，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在巴黎以及其他城市举行示威，还出现反奥朗德政府的标语。
比罢工和抗议更加吸引眼球的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首府为巴塞罗那）和意大利威尼斯市出现了“独立”呼声。保守派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Artur Mas周二宣布11月进行提前选举，其所属政党很可能在这次选举中取得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他也将这次选举定位成独立公投。10月6日，威尼斯市中心出现大规模集会要求威尼斯从意大利独立出来。今年9月份所做的民调结果显示，80%的威尼斯人赞成威尼斯独立。
尽管反紧缩示威与“独立”呼声表面上都是游行与抗议，但实际上却代表相反的利益诉求：反紧缩示威的主力是比较依赖社会福利的人群，而独立呼声则来自面临被加税的地区。也就是说，比较穷和可能相对富裕的人群都在抗议，而他们之间的诉求其实存在矛盾之处。
这种矛盾是很深刻的，有可能意味着欧债危机的下一步重大走向不是有的国家退出欧元区，而是南欧国家发生富裕地区抗税和独立运动浪潮，以及地区之间的矛盾，倒反而有可能逼着这些国家的中央政府更加依赖欧盟和欧元区。
正如任何一个物理实体如果因压力而开裂首先会从有裂缝的地方开始一样，欧元区的薄弱环节也在于有裂缝的地方。欧元区真正有裂缝的地方不是成员国之间，而是各国内部的中央与地方之间。道理在于，欧元区本身是经过漫长复杂的整合过程捆绑在一起的，存在多个条约、多个欧盟机构，想欧洲央行那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檐牙交错格局。如果某个国家想退出欧元区，实际上意味着一系列复杂的行动，要对非常非常多个环节进行切割，其中每个环节的切割都是非常复杂并且要承担巨大责任的政治动作。打个比方的话，就好比一块金、一块银、一块铜、一块铁和一块锡被熔铸成了一块合金一般，虽然不和谐，但要想拆开会比熔铸的过程还难！因此，除非有政治人物下了“随千万人吾往矣”的巨大决心，否则单一国家要想退出欧元区实际上不可能。而如此巨大的决心，除非有非常强有力的政治或社会运动支持，否则不会出现。
然而，建立在自治地区联合基础的欧洲民族国家，在经济危机面前却存在实实在在的地区之间、地区与中央之间缝隙，开裂更可能从这里开始！
不难看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和意大利威尼斯市至少有三个重要的相似点：1.长期以来地位都比较独立，威尼斯甚至在历史上曾是欧洲强国；2.所使用的方言与该国主流语言有比较明显的差别；3.都是欧元区重债国中的较富裕地区。
这三个相似点其实表明了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三个重要内在特点：
1.欧洲有长达两千年以上的从城邦自治到城市自治的历史，形成了地方自治传统，而这些分散的地方被整合现在的民族国家只不过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实际上即便在现在的欧洲国家内部，也存在很强的地方自治体系。
2.即便在一国内部，各自治地方之间的差别也很明显。这导致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的国家内部实际上更像一种多地区联合体，整合为统一民族国家的进程其实远未完成。
3.地区与地区间存在贫富差距。
这三个内在特点重要意义在于：很可能意味着欧元区很难从国家层面走向分裂，但却比较容易发生地方独立运动。
从国家层面来看的话，欧债危机的图景是重债国需要德国出手相助，而德国要求重债国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即增税节支。由此带来的逻辑推论之一是德国有可能不堪重负甚至退出欧元区“甩包袱”，之二是重债国可能无法忍受紧缩之苦而退出欧元区实行本币贬值。
然而引入欧洲国家建立在差异化地区之上这个视角的话，就会发现这两个推论很可能是存在巨大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把重债国的国内结构想得太单一了。
为了引入“欧洲国家建立在差异化地区之上”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欧洲国家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简单模型，这个模型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税收与转移支付体系示意图
在这幅图中，一国的中央财政需要从较富裕地区征收较多的税来对较贫穷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地方税收”与“地方财政”其实都需要有具体的机构来执行，这个具体机构可以看作地方政府，而中央财政的执行者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征税行为和转移支付行为实际上只能针对地方政府，很难直接面对基层社会。
在欧债危机的应对过程中，来自欧盟级别的救援与约束都是施加于重债国的中央政府层次而非地方层次，更不是基层社会层次。
被要求承担紧缩义务的是重债国的中央政府。重债国的中央政府面临的压力是减少开支的同时增加税收，这样才能逐渐实现财政平衡。而减少开支实际上相当于减少对于较贫穷地区的转移支付，增加税收当然主要是对较富裕地区加税。
于是这就这个过程实际上就相当于欧盟对重债国施加了这样一种压力：要求重债国的中央政府加强从本国较富裕地区的抽税力度。
然而，类似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威尼斯这样的地区，实际上本来就比较富裕，不太需要被援助，但是面临的增税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本来就比较独立的地区，地方政府其实也是比较独立的体系，中央政府很难进行人事任免，财政上更不依赖于中央。
于是，这类相对富裕并且原本就比较独立的地区就会发生抗税乃至独立运动。而在欧洲，有大量此类地区存在。
具体来说，意大利的“第三意大利”区域，西班牙的几个沿海富裕地区以及较小的欧元区成员国如比利时都有类似的地方。
当重债国的中央政府面临严重的抗税和地方独立运动形势，一方面整个国家的财政困境会加剧，而另一方面实际上它不会因此而寻求脱离欧元区，相反，会更加依赖欧盟，因为它这时只能依赖欧盟提供救援资金以及平息事态所需的资源。
这种情况下来自重债国的求援只能使欧盟更加焦头烂额，因为这时的援助实际上只是救火，并不会真正扭转形势，反而会鼓励更多的地方抗税。这时对于德国来说，德国的中央政府的负担会加重，但是德国的不少地方却会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好处：因为重债国的资金会跑到德国寻求相对安全的环境。
实际上，欧债危机更可能导致的是以抗税和地方独立运动形式爆发出来的严重社会危机，但在政治层面，反而可能加强统一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