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原因与治理新论

关于腐败的原因，存在三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一是认为缺乏民主，二是认为没有法治，三是认为文化才是问题所在。迷信这三个理论的人非常多，这三个理论分别叫民主决定论、法治决定论、文化决定论。

证明观点是否正确，简单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例外。99个例子也许能证实一个观点，但1个例外就足以证伪一个理论。

先来看民主决定论。一些人以为，民主健全的台湾地区比较廉洁。有研究“廉洁指数”（“贪腐印象指数”）的机构给出的数据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个推进民主的国际权威组织认为，印度、蒙古、印尼的民主程度与台湾相近，都属于“自由的民主”。可不幸的是，印度、蒙古、印尼却都非常腐败。属于“民主国家”的墨西哥和菲律宾，“廉洁指数”也比较低，最突出的是美洲最早确立民主的国家海地，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更低，成了彻底推翻民主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

法治决定论本来是用来反驳民主决定论的，因为民主决定论确实经不住这么多例外的考验。法治决定论者最得意的例子是香港和新加坡，用西方的标准，这两个地方都不够“民主”，但廉洁程度却举世闻名。有一个推进法治的国际权威组织叫“世界正义工程”，印度的法治程度被它认为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相近，可很不幸，我们都知道，印度廉洁程度远不如中国大陆。印度就这样成了彻底推翻法治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

文化决定论认为，腐败是由“国民性”或文化基因决定的，中国大陆腐败，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基因很腐败。同理，印度、印尼、海地都腐败，因为其“国民性”也很腐败。可是，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都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却都比较廉洁。所以，能彻底推翻文化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是四个。类似反例还有同文同种但分裂成不同国家的那些地方。

这三个理论的“判决性反例”都无可辩驳，为什么这些理论的迷信者却依然执迷不悟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他们关心的是改变社会的某种愿望，他们关心的是一种能够强化自己不满情绪的反现实信念。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被愿望主宰的动物。

民主决定论只看台湾地区、不看海地，因为他们的重点是民主的愿望，不是腐败的原因。法治决定论只看香港、不看印度，因为他们想的是如何回避民主的愿望，不是探求腐败的原因。文化决定论只看大陆、不看港台，因为他们的文化观念里根本就不包含制度的因素；文化决定论不能认识到：坏的文化能使好制度腐烂，但好的制度也可以催生好的文化。

总结起来说：如果我们真想知道腐败的真正原因，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抵挡住任何美好愿望的诱惑；然后，把腐败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分析分开，再把对策分析中的理念分析与操作分析分开。做不到这个“双重分开”，正是迄今为止大部分关于腐败的研究依然混乱不堪的原因。

在分析腐败原因和对策时，还有一个“地缘规模因素”常被提起。它说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反腐成功，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弹丸之地，规模小，分隔度高，治理起来相对容易。这个地缘规模论跟其他三种理论一样迷人，但也错得一样不幸，因为海地规模也小，可腐败的治理却一塌糊涂。

腐败的原因肯定与民主、法治、文化、地缘等四个因素藕断丝连，谈地缘因素是为了提出一个判断：当我们过分强调民主法治因素作为腐败的原因时，地缘文化因素就似乎作弄人似的开始发力；反之，当我们过分强调地缘文化因素作为腐败的原因时，民主法治因素也好像作弄人似的开始做功。如果民主法治对人类来说是主动一些的，地缘文化对人类来说是被动一些的，那么，这两对主被动的因素之间，就似乎存在某种张力，以至于一旦偏向某一边，另一边就开始起作用。

这个“张力现象”包含一个“时点问题”：在历史的什么时点上，人类主动因素的作用可能开始超过被动因素的作用呢？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张力现象”还包含一个叫“路径依赖”的重要观念，用中国人的老话叫“习惯成自然”，理论上叫“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一旦“路径依赖”形成，改变起来各种成本就非常高。

“张力现象”、“时点问题”和“路径依赖”给探索腐败原因的启迪是：腐败的原因和相对程度，取决于“制度与文化的某种独特组合”。这就是“制度文化组合论”。按这个理论，人们不能以地缘文化为理由，反对民主法治变革；也同样不能以为，民主法治变革能脱离文化改造而制住腐败。

把腐败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分析分开，这一点现在好理解，但为什么要再把对策分析中的理念分析与操作分析分开呢？这涉及腐败治理中最难的一点。在进行反腐的对策分析时，我们通常假定存在一双“上帝之手”，一切运作都能无摩擦进行。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理念，现实的操作不可能如此。那这为什么会是腐败治理中最难的一点呢？

简单的答案是：现实中的权贵和平民，可能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制度文化，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往往是以一种特别的“分配优势”为目标，而不是以一种抽象或具体的“好制度文化”为目标，除非“分配优势”与“好制度文化”一致。所以，最理想的情况是：能起作用的人的“分配优势”，碰巧与“好制度文化”一致，以至于这个“好制度文化”对他们好，也对整个社会的多数人好。

在此之前，能够有所作为的人们，可能都在混；不想混的人，也可能被制度文化的惯性所淹没，廉洁就这样被混掉了。一个社会的廉洁，最后就取决于制度与文化组合的突变。但是，文化有缺口，制度有漏洞；腐败可以出口，廉洁却难以进口。社会的病要比人体的病难治得多，这也算是人性弱点的可悲之处。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