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富士康的政权问题

这貌似一个蝴蝶效应的故事。南美一只蝴蝶扇扇翅膀，引发北美一场风暴。不久前有顾客抱怨Iphone5掉漆，结果这点漆屑在国庆长假期间引发了郑州富士康工厂数千人大罢工。

就在上上周，太原富士康工厂还发生了工人、保安大规模冲突事件。那一次原因据称是保安打人，这一次原因新闻说得更清楚：在Iphone5提高质量要求的压力下，工厂质检员与工人发生矛盾。顾客对Iphone5掉漆的投诉显然传达到了工人身上——为了减少掉漆情况的发生，富士康采用了更加严格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而员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培训。苹果方面更是要求产品表面划痕不得超过0.02毫米。0.02毫米！我们可以想象质检员同志们拿着显微镜挑刺的场景。这符合我们城市里“江南style”消费者的品质要求，但想想工人，国庆加班辛辛苦苦造出的Iphone每每被质检员拒收，拿不到计件工资，有多郁闷。所以他们揍了质检员。质检员去报告上级，上级也不管，于是质检员也开始罢工。

这样一幕场景，可以很容易地被阐释为跨国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腹地压榨剩余劳动力，或者工人的个体权益得不到法律法规保护。不过在这次事件中，即使富士康资本家听从人权保护者的建议，增加工人薪酬，也无法解决导致冲突的Iphone质量问题，因为市场催货紧，因为质量要求高，而工人数量与技能都一时不足。每一个拿着Iphone批评富士康的人，自己也都不是无辜的。

单纯从工人权益角度考虑问题甚至促进工人抗议，可能只会陷入死循环。从富士康13连跳开始，媒体上已经有连篇累牍的讨论。比如要不要强化工会，政府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往往一边同情民工处境一边称赞新民工权利意识加强了，赞同他们的反抗。每一种观点都能给我们启示。不过，媒体与“人权”爱好者的主张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仅仅诉诸于利益的反抗方式如果真正贯彻会发生什么呢？我来把这个“蝴蝶效应”描述一下：各类NGO和知识分子向工人灌输个人权利思想，客观上加重劳资紧张，于是骚乱、对抗频繁发生，然后各类媒体、NGO因为骚乱事件进一步给工人灌输权利思想、批判政府并进一步要求强化工会和个人权利，进一步推动劳资紧张和工人不满，引发更多对抗，由此陷入恶性循环。纯粹的利益博弈只会导致谁都没有利益。之前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有个好建议：与其骚乱发生后支付高额维稳成本，不如增加工人福利。不过在我看，这个事情不应该仅仅以个人权利或者福利的方式进行，而是应该恢复和强化国家、社会层面对优秀工人的再生产，同时监督改善工厂的管理，强化工人的家园归属感和职业自豪感。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文章抱怨民工的“竞争能力也被削弱，大部分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等低端劳动。”这种话暗暗鄙视制造业和劳动者，违背平等精神，仿佛人人都应该当公知才天下太平一样。现代公民断不应该说这种话。“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这是1980年代的胡话。那样的世界就是马尔克斯笔下的拉美国家，每分钟都有军队暴动和暗杀，因为没人想好好当兵。中共军队“我是一个兵”的自豪精神才是国民优良素质。这并不容易，也因此更需要思考。

与人民军队里的“士兵突击”式归属感不同，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具有浓厚的强制色彩，只会令人生厌。最近这两起事件都让我们窥视到富士康管理结构的奥秘。

最近，一封据称是富士康工人写给郭台铭的抗议信又开始在网上流传，其中说道：“请你明白，你是一个商人，你也只是一个商人，你的企业也只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政权，不要让政权里那些很恶心的东西渗透进来。”作者的意思是说富士康工厂内的等级森严和严格搜查制度类似政府里的等级森严。无论这封信是否为杜撰，作者都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现代大工厂的等级森严和管理严格程度从来就是超过政府，而像富士康这么大一个工厂，他就必须同时具有一个政权的属性。美国学者布洛维发明了“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这个概念，从现代工厂组织模式中提炼出若干“政体”模型，比如专制政体（这个好理解：管理严苛，等级森严）、霸权政体（这个可以理解成“仁者无敌”那种——资方通过让利、内部竞争、企业文化等手段使得工人产生认同感）来说明工厂与工人的问题。富士康的“政体”更像前者，同时又兼有后者特征——使得一部分雇员如保安和质检员把自己看做管理者，站在工人对立面。

布洛维进一步发明了“生产中的关系”这样一个概念以弥补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不足。他不主张简单用生产关系或者阶级矛盾来分析工厂事务，要研究者注意工人在具体的生产环境里形成的关系，比如以什么样的方式交往。有学者据此对比富士康与丰田的体制：前者是军事化管理，操作非常细致，不仅生产线，宿舍也被纳入管理（因而打破工人的同乡聚居现象，使得工人更孤独），没有多少私人空间。导致工人彼此隔绝、孤僻，遇到挫折就容易忧郁，甚至导致自杀。后者是威权式的管理，简单粗暴，但是有空间，从而给了工人私下串联直到发生罢工的机会。最近的一系列富士康事件仿佛挑战了布洛维的观点，因为富士康的工人也会闹罢工。但这可能是因为富士康刚刚内迁，加上赶工忙乱，还没能用原先那一套彻底管住工人。比如在太原事件中，同乡因素起了很大作用。

长远看，富士康原先的体制不应该再持续下去，这个自封的政权应该被打破。富士康也是有党支部的。据2009年的报道，富士康科技集团党委成立于2001年12月，是深圳市首家台资企业党委，全国各园区共有党委5个，党支部405个，党员13000多名。13000名党员，应该能发挥点作用，比如团结并领导工人，教育和协助厂方。可是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可能原因，一是流动性太大。二是一味以经济为中心，党的集体战斗力涣散。三是党员过于集中在管理层。现在各地党支部大量在学生和公职人员里发展党员，反而造成与自己的民意基础脱节现象。我怀疑，富士康那些质检员里会有党员，但是民工不可能。

今天已经很少有反映工厂生活的文学作品，作家们全都和国际接轨或者和高潮接轨去了。倒是马鞍山钢铁公司名不见经传的工人文学爱好者余后华写过一个短篇，他常年在最基层开行车，小说《卸你一条大腿》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一次行车工人与质检工的冲突。质检工属于科室人员，行车运钢水包出了质量问题，他一股脑算到行车工头上，行车工不服，质检工直接找来了黑社会打压工人。可见党组织能力涣散问题在国企一样存在。

目前中国工人的素养还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不过，这多少是过去时代全面普及教育、办社队企业、强化国民纪律意识等等的遗产，而这些在今天已经弱化，在未来怎么保持是个问题。权利意识是个好东西，但是单纯的西方权利意识只会培养出更多好吃懒做之流，看看我们周围有多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年轻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国家和组织恢复生机，能够代替富士康“政体”的组织，不是组织工人去反抗、骚乱，而是组织他们去建设，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