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头重建东亚秩序，时机到了吗？-文扬
26日，中国外长杨洁篪在纽约联大会议上向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当面指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所作所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
紧接着，中国外交部针对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联大的演讲高调进行反击：“一个战败国却要霸占一个战胜国的领土，岂有此理？！”
空前严厉的政府表态，再加上同一天的另外两件大事：一本明显为了配合形势调整了语气语调的钓鱼岛白皮书，和一艘明显为了配合形势提前交付海军使用的航母。短短48小时，中国方面又是一轮密集的出拳。
异乎寻常的强硬，超乎预料的高调。
各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政府这一次内定的政策，似乎就是要把强硬进行到底，不急着下台阶，也不急着收摊，非要用足了这次危机，非要让日本就地服软！
莫非中国政府早就另有蓄谋？只等日本踏入钓鱼岛这个雷区，就立刻借机出手，把原本计划好的事一件一件推动起来，趁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乱局，玩一把“轻舟已过万重山”？
久违了，借力打力、借势造势的高超战略！
机灵的日本人已经有点反应过来了，官房长官藤村修在27日的记者会上说，中方提出二战胜利果实的论调，“完全离题”。
不等钓鱼岛主权之争有结果，直接上纲上线展开“战后国际秩序”议题，的确是离题了。可以说，在一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性质的深谋远虑中，到目前为止的中方行动肯定已经达到了其阶段性目的，因为中国手中这把剑肯定是借日本购岛事件充分舞动起来了，而真正的目标却不仅仅在日本，同时也剑指那位并不明说的“沛公”。
从中国政府当前的姿态上看，这位“沛公”显然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或地区，而是一个全局，一个整体战略环境。众所周知，东亚地区的“战后国际秩序”并不是现在才遭遇“严重挑战”，更不是被日本推翻的，归根结底，正是其主要的创立者和维护者美国，在冷战初起之时即将这个秩序推倒重来了。在美国将东亚的“雅尔塔体制”打入冷宫并另起炉灶换成“美日安保体制”几十年后，中国高调重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是自己要出头重建这个秩序，还能是干什么？
而借日本购岛事件之机，先拿日本开刀，显示了这个战略背后的精心谋划。
日本发现中国这个论调完全离题，其实岂止是离题，它还应该发现这是中日建交四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调门！
回顾历史，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日方关于侵华战争最初的措辞仅仅是“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经过周恩来的据理力争，改成了《联合声明》中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就这样，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对此谢罪和反省，从这个双方共同认可的最低定位开始，中日双方小心翼翼地构建了以三个政治文件——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为基础的双边政治关系。四十年来中日关系时冷时热，时好时坏，中方的立场始终是要求日本严格遵守三个政治文件，回到最初的基本定位上来。
然而，若依照中国政府近几日的新调门，四十年来的中日关系定位，就完全变了。中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确立者和维护者，日本是这一秩序的接受者和服从者！试想，假如中国四十年前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个定位，一定要以此作为邦交正常化的基础，还能不能有后来的中日合作和中日友好？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是日本的六分之一，那时的中日实力对比关系，还远不是中国如何实现赶超的问题，而是差距会不会越来越大的问题。那时的日本，即使在口头上也表示道歉和反省，却实实在在地站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面对着当时正在考虑向中国提供巨额日元贷款和其他ODA项目的日本，中国会提到战胜国和战败国吗？会以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自居吗？
由此可见，今日中国一改过去四十年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高调提出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必定是意在推翻原中日关系的基础，摆脱掉原中日关系的束缚，要放开手脚，自己出头来处理这个问题了。
假定这个猜测大体不错，那就意味着一场大戏开幕了。一个以恢复或重建东亚地区战后体制为目标的全新战略，将必然触及到中、美、日、俄、韩、朝、东盟所有重要成员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当然也包括两岸关系。这个战略意味着：中日关系将重新定位在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关系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将回归到“归还中国”的地位上，而美日联盟将被视为是对于东亚地区战后体制的公然对抗，必须解体！
当年邓小平根据他那个时代的现实情况制定了“韬光养晦”、“决不出头”、“决不扛旗”、“搁置争议”等一系列低姿态的政策，一代人之后，后代们是不是“更聪明了”还不太好说，但肯定是“更敢干了”、“更生猛了”。
诚然，“韬光养晦”的本意中就已经包含了“卧薪尝胆”、“有朝一日”的含义，所以，最终的问题还是归结为：中国出头重建东亚秩序，这个时机果真成熟了吗？
（作者系新西兰主流中文报纸《新西兰联合报》社长兼总编。与寒竹先生合著《中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