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给民众的爱国行动乱贴标签-寒竹

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对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的“国有化”后，中国社会各界都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抗议之声。除了政府对日本的强烈抗议和舆论界对日本的批评外，全国大约有八十几个城市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由于各地的示威活动并无组织者事先的详细策划，街头示威都是民众自发形成。所以在这种自发的街头示威活动中，一些城市出现了趁火打劫的暴力行为。街头示威游行引发一些暴力行为并不少见。任何一种街头示威活动，如果没有事先充分的准备和策划，没有组织者对游行抗争活动的范围划定边界，都有可能出现一些失控的暴力行为，即使是游行常发的国家也在所难免。

毫无疑问，对于今天出现在反日示威活动中的违法暴力行为应该予以坚决的谴责。但是，这种谴责是对暴力犯罪的谴责，而不是千方百计地把反日示威活动跟暴力犯罪行为联系起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些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不是放在游行之中出现的暴力行为本身，而是放在暴力行为跟反日示威、跟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上。一些人竭力想把这种个别的打砸抢暴力行为与爱国示威游行等同起来，给中国近日出现的爱国示威游行贴上打砸抢的邪恶标签。这样不仅歪曲事实，而且也在误导社会舆论。

先来厘清一些基本事实。这次中国民众自发反对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示威游行是一种全国性的大规模行动。根据中外媒体的综合报道，中国大约有85个城市的民众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许多城市的示威人数都超过一万人。以此计算，自发走上街头的反日示威民众的人数已达百万之众，示威的地区遍及全国。从空间范围上看，这场大规模的自发示威游行中出现的打砸抢行为的城市和地区大约在10%左右，而卷入打砸抢暴力行为的人数只占很小比例，各个城市绝大部分的示威民众仍然是理性和遵守法纪的。通过简单枚举的方法就来给中国的反日保钓活动下判断是很有违事实的真相的。

对于在反日示威游行中出现的打砸抢暴力行为，反日保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持谴责态度，都主张必须把反日保钓跟侵犯私人财产的暴力行为划清界限，不能让少数人的暴力行为污染保钓爱国行动。根据一些媒体新进的民意调查，坚持保钓、反对暴力仍是中国社会压倒性的主流声音。即使是最激进的保钓社会群体，也对示威游行中的打砸抢暴力行为持谴责态度。

但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置这些基本事实不顾，在媒体上提出一些危言耸听的说法：中国各个城市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是在以爱国的名义侵犯私人财产、残害无辜同胞；中国还未跟日本宣战，就已经在打砸抢的暴力行动中损失了几十个亿，中国已经发生内讧，中国已经未战先败等等。显然，这些说法的着重点并不是游行中出现的暴力本身，而是要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暴力、义和团之间找到必然联系，然后给二者画上等号，给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贴上暴力和邪恶的标签。这种拼命想表达自己价值观的人，完全无视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不能不让怀疑他们是真正在谴责暴力还是在渴望更多的暴力出现以印证他们的价值观。

其实，一个社会由愤怒情绪点燃的大规模抗争活动很容易让各种趁火打劫的暴力行为混迹其中，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在所难免，关键在于主流社会和舆论对民众的抗争活动和混迹其中的暴力活动要有一个理性和清醒的态度。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明确区分民众示威活动和在这些示威活动中乘火打劫的暴力行为。1992年，洛杉矶地方检察官起诉4名涉嫌殴打攻击非裔居民罗德尼·金的员警，审判的地点为文图拉县，但却没有任何文图拉县居民担任陪审团， 陪审员由邻县的白人居民组成。1992年4月29日，陪审团判定四名员警无罪。这个缺乏公正的判决公布后，洛杉矶中南部的民众上街抗议，并由此引发长达数日的暴动，随后国民兵宣布宵禁并且开始控制局面，最后在美国陆军的介入之下平息了整起暴动。在整个社会骚乱中有53人于暴动中死亡，数千人受轻重伤，上千商家被洗劫，损失超过10亿美元。但是，美国朝野的主流舆论并没有把民众正义的抗争活动跟抗争活动引发的暴乱混为一谈。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司法不公应该得到肯定，事件平息后，四名涉案员警被联邦法院以违反民权被审判，其中两名警察被裁定有罪，判处30个月监禁。而暴徒利用民众的街头抗争趁火打劫则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警方对参加暴力抢劫的暴徒同样绳之以法。

中国最近在反日示威中出现的暴力行为跟当年洛杉矶反抗司法不公的游行引发的暴乱有天壤之别。第一，中国所有城市爆发的反日示威的民众仍然以理性和冷静为主流，少数暴徒的打砸抢只是一种个别现象，并未能够绑架示威游行；第二，整个中国社会对违反法律的暴力行为都众口一词的谴责，这对趁火打劫的暴徒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暴力行为难以在中国蔓延；第三，中国各个政府仍有足够的能力维系社会基本秩序。基于这三个基本因素，中国未来围绕着钓鱼岛的反日示威活动的主流仍将是理性和冷静的。盼望中国反日保钓活动出现更多的暴力是不切实际的。

概而言之，根据中国一些城市的反日保钓游行中出现了趁火打劫的暴徒就给整个保钓运动贴上暴力的标签，反映的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从过去保留下来的文革陋习。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整个社会正在走向理性和成熟，再用文革时期那种贴标签的方式来解读当今社会现象实在是不合时宜，最后只能被时代所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