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郑永慧与《九三年》-郑若麟
根据雨果的《九三年》改编的同名话剧已于今年5月在上海公演。这出戏的公演，或将重新激发起一场有关人道主义的争议。即使是在雨果的故乡，这一争议也没有真正停止。“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而引发的思索，在法国已经成为一个现代课题。两年前法国纪念雨果诞辰二百周年时，学者彼埃尔－马克·德比亚锡曾说：“雨果的精神至今依然与我们同在，而且生机盎然。甚至可能现实得过了分。”确实，雨果主张欧洲联合：目前欧洲二十五国正在制定欧洲宪法；雨果主张废除死刑：欧洲今天已经没有死囚；雨果主张世俗教育：欧洲正在彻底去除学校里的宗教色彩……不仅如此，在德比亚锡看来，法国乃至欧洲人今天并没有完全理解雨果，雨果还有很多关于未来的信息在不断传递给欧洲人，指导着欧洲人的进步。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雨果集中表现在他的最后一部巨著《九三年》里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精神使雨果不朽，使雨果成为今天世界左翼思想的先驱。
由此我回想起儿时有关《九三年》的许多往事，想起我父亲郑永慧翻译《九三年》的原由以及围绕此书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 上海阁楼里的一场激辩
今天，《九三年》在法国已不再是人人皆读的作品了，但它所留下的争论，却曾穿越时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间小阁楼里，引起了两位震旦大学学生的激辩：到底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是否存在着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朗德纳克出于人道主义宁肯冒生命危险救出三个孩子；郭文出于人道主义宁肯自己负罪而放过了反革命的象征朗德纳克，到底是对是错、谁对谁错……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直到大学毕业、分手，仍然谁也无法说服谁。五十年代两位同学重逢，居然仍旧各执己见，继续激辩；结果，争论的一方感到有必要将《九三年》翻译成中文，让更多中国人来一起探究这个也许是永恒的命题。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阐述翻译此书的理由，并毛遂自荐，愿意捉笔翻译这部巨著。
这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法国文学编辑不谋而合，他很快回信同意，并当即汇来了预支稿费二百元。于是，《九三年》的中文翻译由此开始。由于此君熟读此书，成竹在胸，因此仅用了半年时间便将《九三年》全书译成中文，并于1957年5月正式出版发行。
此人就是我的父亲郑永慧。
我父亲至今记得，与他争议而最后激起他翻译此书的是一位姓潘的女同学，其父是中国人，其母则是法国人。正是这一争，使《九三年》这部里程碑式巨著有了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
曾朴、林纾、董时光等译家都翻译出版过《九三年》。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译本均非全本。直到郑永慧的译本，才是第一部真正完整翻译过来的译本。而在郑译本之后，也还有罗国林等人重译的好几个译本。
郑永慧先生在工作
革命与人道主义
《九三年》在中国之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近年来旅美作家林达的畅销书《带一本书去巴黎》据说重新激发了国内的《九三年》热。其实早在五十年代末郑译《九三年》出版后，就已经在中国引起“雨果热”，《九三年》引起的激烈争论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还记得，社会上曾谣传江青曾提出十来本禁书书目，作为革命的“反面教材”让人们阅读，其中就包括《九三年》。
林达在《带一本书去巴黎》中曾说，不明白为什么他手中的《九三年》“这个译本的第一版注明是在1957年的5月，但是第一次印刷，却是在1978年的4月。中间整整隔了二十一年。这中间的故事，我们只能猜测了。”其实不用猜测，是林达误会了。郑永慧所译《九三年》确实是1957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并于当年印刷的。根据我父亲手中的藏本看，首版即印了一万五千册。1958年3月第二次印刷，印数为五千册。也就是说五十年代共印行了两万册。以当时中国不到今天一半的人口和全民文化程度来看，这已经是相当大的印数了。当二十一年后此书再次印刷时，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那时才是林达所拿到的那个重印本：1978年4月印刷。此后，郑永慧的这一译本便一再重印。时至今日，郑译《九三年》究竟发行了多少册，我父亲自己也不得而知了。
《九三年》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是与此书的特殊内容密切相关的。
在中国，革命一向是个神圣的词，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而人道主义则是明显属于“资产阶级”的。雨果的《九三年》恰恰试图证明，即使是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也还存在着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在当时奉革命为至高无上的中国，显然是个“问题多多”的命题。
我父亲在翻译此书时，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多多”的命题。恰恰相反，这正是他们那一代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所进行的特殊思考。他翻译《九三年》仅用了半年，但为了写一篇区区千字的译序，却颇费了一番心思。
我父亲回忆，当时之所以决定翻译这本书，自然是受到雨果这股强劲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冲击。那场争论的症结对于他和他的同学来说，就是对人道主义与革命之间到底孰轻孰重的问题。一方面受到雨果影响，人道主义是如此崇高且绝对；但另一方面，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像我父亲那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因而是那么由衷地拥护革命、欢呼革命，对革命带来的中国彻底的独立和解放是那么地刻骨铭心，因此要让他接受革命还必须让位于更为正确的人道主义，却也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在他们心目中，革命就是为了实现人道主义。因此将革命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在他们那一代人看来，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于是，在1957年版译序里，我父亲便按他自己当时的理解，对革命与人道主义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今天再读，会觉得这是一篇非常“革命”的，站在“坚定的革命立场上”的译序。但在当时，这却是一篇“没有否定人道主义”的译序。时代就是这样，往往会无情地嘲弄我们，让我们不明白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的是与非，为何如此地不同。
但，《九三年》中文版还是在中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九三年》与“文革”
也许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或许没有什么别的因素就是都叫“大革命”？总之，这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书在“文革”中“在地下”非常走红。说是“在地下”，是因为当时所有翻译书，除了马列著作都是毒草。当时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是在“文革”时读的《九三年》，就像林达他们。有件轶事我至今难忘：在我姐姐结婚时，姐夫的一位复旦大学同窗姜云生（后成为科幻小说作家）惊叹：没想到我同学竟娶了复旦最风行的小说《九三年》译者的“千金”……事实上，许多大、中学生也因《九三年》而对“文革”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反思。
我也是在“文革”中第一次阅读《九三年》的。
我们家中几乎所有藏书都成了“禁书”。我们所住的那幢楼，除了两户工人家庭，各种“成分”的左邻右舍都被红卫兵抄了家。我们家虽然不是“地、富、反、坏、右”，但也不是“红五类”，因此整天担心抄家不知何时会轮到我们。当时家中若存有反动书籍或“资产阶级书籍”，可是一个莫大的罪名。于是，赶快处理掉这些“禁书”就成了“文革”开始后我们家的首要任务。一开始，在北京教书的父亲坚决反对，让我母亲找肯定不会被抄家的亲戚朋友，暂时存放一下。可是谁敢接这批“烫手的山芋”呢？无奈之中，父亲只好同意把它们处理掉。但甚至连把它们卖到废品回收站都不敢。于是，母亲和姐姐偷偷地分批将中文书装在书包里带出去，借着暮色，趁路人不注意之际，一本一本地扔进了上海街头、弄堂垃圾筒里……
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把郑译中文版1957年和1958年两个印本的《九三年》给保存了下来。这两本珍本至今在我父亲的书橱里安安静静地呆着。这也给了我偷偷阅读《九三年》的可能。
当时，赋闲在家的父亲无聊时常常关上门翻阅“劫后余生”的法文书籍。好奇的我们当然也就缠着父亲要他把书里的故事告诉我们。开始父亲并没在意我们的要求，后来自己读得兴致起来了，便答应我们，为我们口译法国文学作品。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文革”中少见的一幕奇特景象吧。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候，在窗外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们姐弟三人围着父亲，用耳朵“读”完了雨果的《九三年》、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这便是我们法国文学的启蒙教育。就是在那时，雨果的“在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大仲马的“金钱无所不能，金钱亦是一切罪恶之源”等思想，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之中。
后来我偶然在家里翻到“大清剿”时“漏了网”的父亲的《九三年》中译本，便一口气将它读完了。读完后，我对“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几乎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今天回想，这句话无疑将会伴随我的一生。
实际上雨果走得还要远。在今天的法国，这个“绝对正确的革命”已经为其他形形式式的更为“正义”的名词所取代。这个问题可以用这样一种模式来表达：在人间的一切之上，存在着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也许是雨果留给整个法国社会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从法国大革命树立起人权观念后，雨果实际上将人权思想推到了极端的地步。法国大革命曾以“自由”的名义，不仅仅砍下了国王路易十六的脑袋，砍下了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的头颅，也砍下了丹东、罗伯斯皮尔等“革命家”们的项上之首。而雨果在《九三年》中提出的命题，恰恰是反对这一切正义得不能再正义的“砍头主义”，反对以暴制暴，主张以人为最高和最终目的。
《九三年》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后期的影响，在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里面作了非常生动的描写。当时“……有两本书对耳聋目盲的我们，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一本是狄更斯的《双城记》，另一本就是《九三年》了。”直至今天，《九三年》在中国的影响仍在继续。君不见，郑译版《九三年》今年再度印刷一万本，比许多新版书的印数还多；如果加上其他人的译本印数，可充分说明《九三年》在中国至今拥有众多读者。今天，在中国读过《九三年》的人数甚至可能远远超过法国。
《九三年》译本
我父亲的翻译之路
我父亲回忆，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使他走上了翻译之路的。当年他还是一个热血青年，在上海震旦大学学法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法文版《安娜·卡列尼娜》，一口气读完，心中激动得翻江倒海，非要找人一吐为快。可是当时，因为没有中文版，读过托尔斯泰这部名著的人凤毛麟角，哪里找去？他恨不得立即找人，哪怕用口译把安娜的故事说出来，与人共享……但直到他过了而立之年，才真正下决心拿起翻译这支笔。因为他深知，翻译是一项真正的“苦差使”，既不可能以译发财，更不可能以译升官。但出于对法国文学刻骨铭心的爱，他最终还是走上了这条服苦役一般的人生之路。
不仅仅译者形同苦役，连带妻子也要“陪绑”。五、六十年代我父亲往往每天要译至深夜，我母亲总是在旁服侍，还做宵夜慰劳。父亲为感激妻子，特取母亲邓慧群名字中的“慧”字，组成译名“郑永慧”。今天，“郑永慧”的知名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本名郑永泰。
走上翻译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五十年代初，我父亲初涉翻译，将巴尔扎克三部短篇小说《钱袋》《猫球商店》和《苏城舞会》译成中文，寄给平明出版社。当时平明出版社以出版傅雷所译巴尔扎克作品而颇有影响。很快，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李采臣便有了回音。李采臣肯定了郑的译文，但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为难：平明已经出版傅译的许多巴尔扎克作品。尽管这三个短篇傅雷均没有译过，但傅雷似乎并不乐意看到他人在平明出版社翻译出版巴尔扎克的作品。在当时，一个译本一出，就不大会再出版新的译本了……好在李采臣热心地将他的这三篇译作介绍给了另一家出版社——国际文化服务社总编韩侍桁。韩对郑的译文也大为欣赏，很快以《钱袋》为名结集出版。这是郑初涉翻译界的一个小小波折。而李采臣也就因此结识了郑，又约他翻译巴西作家亚马多的几部长篇小说《饥饿的道路》《黄金果的土地》等，并都在平明出版社出版。从此我父亲走上了翻译之路。
我父亲今年已八十六岁高龄，尽管仍时不时翻译一些东西，实际上已经基本封笔。为此，我曾问我父亲，在回顾他一生中所译法文文学名著，从雨果、巴尔扎克、梅里美、萨特等等时，对哪部作品最为心仪，郑永慧想一想，回答说：“要看从哪个方面来说，单就翻译前、翻译中间和译后在思想上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来看，还数雨果的《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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