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改革为何陷入锁定状态？
本文为萧功秦教授在2012年5月中国力研究中心费城论坛上演讲的第四部分，前三部分分别是：
当前中国改革遭遇五大困境
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为什么十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重新崛起？这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有关，由于社会自治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而相应成长起来，在八九之交的政治风波后，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被当作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异质物而受到严密控制与紧缩，由于社会力量太弱，这种体制缺乏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多元整合的功能来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国陷入了五种困境。
一、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
所有的威权体制，都难以避免威权精英阶层的自利化倾向，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然而，后革命型的威权政治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属于“强国家-弱社会”型结构。国家强势，社会弱势，社会对官员的制约力本来就很弱，而革命政治文化中，本来就缺乏体制内的权力监督机制，这两个因素相迭加，必然出现体制内与体制外对权力制约的双弱结构。即体制内先天地缺乏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体制外由于社会弱，也没有制约的能力。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里，官员腐败可以籍助于权力庇护网结构而如虎添翼。这种权力庇护网结构的特点是，腐败官员与公安、检察、司法系统之间，在官员与上下级职能部门的朋党之间，在他们执掌的权力与黑社会之间，形成互相勾结、共谋利益的关系。权力结构中的上下级之间，上级作为保护人，与下级作为被保护人，形成恩主庇护-扈从效忠关系。在某些官员的把持下，中国特有的司法与检察系统也得以参与到庇护体制之中，这样，就有可能在某些地区形成上、下、左、右之间的全方位的庇护网（Patronage system）政治。保护人、效忠者、黑社会分子与地方监督与司法机构之间，以地方官员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环结构。这种威权庇护网支配的环境里，腐败行为的收益极大提升，违法犯罪成本与风险极大降低，于是腐败会越演越烈。就以最近的广东乌坎事件而论，一个村的支书可以一当四十年，多年来乌坎村的支书通过行政手段变卖土地达6700亩土地，村民基本上没有分到一分钱。这些严重的弊端，与上述“强政府弱社会”朋党结构性有直接联系。
二、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
如果不存在着国家干预，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拥有资本、技术、知识与权力者，要比没有这类稀缺资源的人，要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贫富分化，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
而且，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条件下，权钱勾结导致社会不公现象，更难以受到自主的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在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例如某些房地产业与煤老板，互相之间容易形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政府的强势，使这一体制最关键的因素即有权阶层与财富阶层之间的分利性结盟关系难以被社会冲击，更难以被社会监督与制衡。这种结构性弊端特别表现在“管理层收购”政策的实施后果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的“管理层收购”政策（MBO），虽然客观上对摆脱经济困境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原始积累式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国当下煤老板财富之多、生活之糜烂、人数之众，令国人侧目。
雪上加霜的是，正如学者指出的，在国家行政权力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高，而原先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权贵阶层，利用垄断优势进而转向房地产，其结果是，权贵阶层在房地产上攫取大量财富，导致居民住宅价格不断攀升，低收入者根本买不起房屋，中等收入者购房成本加重，权钱结盟造成的分利化，严重影响社会健康发展。
概而言之，中国的两极分化是以权力垄断为前提的，结果是既得利益集团与低收入的普罗大众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医疗、教育、养老的高费用，以及失业的威胁，造成社会大众的不安全感十分强烈。
三、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
中国属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动员能力来发挥其税收潜力，来实现强化行政力量的目标，而民间社会对此的制衡能力很弱。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累计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1.7倍。另一组数据是，国力增加21%，而行政费用却增加了27%。
众所周知，当今政府的巨额“三公”消费正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不满。河南某贫困县，只有20个职工的审计局的新办公楼居然有3000平方米，该局每人可分到200米的住宅作为家属楼。这样的事实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说明政府部门是权力垄断与高税收的直接受益者。
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处境困难，而且连中产阶级都有可能因房价猛涨而走向贫困。社会大众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压力下，陷入消费无力。社会消费因此严重不足，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种矛盾，政府并没有从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强国家的雄厚财力，用巨额投资拉动经济，为垄断利益集团提供了新的寻租机会。由于此种投资效率不高，一旦经济下滑，政府就只有增发货币，民众势必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四、“国有病”困境
在“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当政者抱有一种执著的观念，即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或在利益上向国企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至少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经济决策），使原来已有的“国有病”雪上加霜，舆论普遍对“国进民退”的趋势产生忧虑。某些国企办公楼的豪华奢侈令人震惊，消费挥霍无度。2011年，中石化炼油业务亏损374亿元，而职工费用增幅达23%。从中可以看到国营垄断性企业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公。职工福利在不同企业中实际执行上的差异，扭曲了人们努力的方向。中国越来越盛行的考公务员热，数百名报考者中取一名的高比例，正是这种趋势的表现。
“国有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
与“国有病”相联系的，是公务腐败与公款消费的巨大开支，据报道，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列举了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开销，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例如2009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6%；国外的相关比重大多低于10%。
五，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自建国以来，社会文化自主生长的能力本来就很弱小，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威权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而且在强国家体制下，行政官僚体制以政权稳定为主要追求目标，因此倾向以种种方式，来抑制社会自主性的发育。行政官僚体制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社会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
因为公民社会的缺乏，民间文化缺少自组织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文化的自生长性难以发育。这种局面是不利于文化建设的。我们目前的世风日下、家庭伦理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并不是因为政府宣传得不够，而是因为社会自主领域中整合人的精神和伦理的系统，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
中国现行体制的社会创新能力的退化，还与官僚国家的独大趋势有关。由于中国转型的复杂性，中国最需要的政治精英必须是邓小平所说的“明白人”，而且需要有前瞻性与想象力。然而在严格的官僚体制中，产生此类政治家的条件极为苛刻，只有在经历极大危难之后，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老一辈有资望与经验的革命元老中出现邓小平这样的拨乱反正的强势人才。八十年代初期，有一大批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由于时代需要而进入政府，然而随着官僚体制的常规化、定格化，这个体制就越来越难以产生具有远见卓识与独到见解的政治家。科层制、官僚制本能地趋向于保守，官僚体制的特点就是以一种特定的尺度来选拔官员，官位升迁的诱惑力与官场文化中的角色期待与定位，会把进入官场的人按一种特定模式加以改塑，这就使官场无法产生应对复杂环境挑战的人才。清代学者法式善说，“小才私智，可以备一官之用，然而国家利害安危大机括所在，非晓事之臣不能明其机微。”体制反向淘汰的结果，往往只能使“小才私智”者左右逢源，如鱼得水，而很难使通达事理的“晓事之臣”脱颖而出。
民间的一则顺口溜把中国官场的特点揭示得十分生动形象：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来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饭店。
在缺乏改革气氛的文化里，甚至可以说，官僚体制具有一种逆向淘汰机制。官场会自动地排斥一切具有变异能力的人物，把有思想有创新意识的人统统清洗出去，把官场中的人们染成同样的颜色。体制往往不需要那些有远见卓识或雄才大略的开拓者，在官僚体制内最具有适应能力的，正是这样一类人物：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知难而退、有所不为。
社会冲突与“刚性维稳”
近十年来，体制结构性弊端造成的这五大困境使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各种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左右激进主义思潮都可以对这些消极现象，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解释。激进左派把腐败、社会两极分化方便地解释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中国已经陷入资本主义复辟”；而激进右派则解释为“多党民主政治改革不到位”。这些左与右的激进意识形态话语，近年来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扩大自己的影响，对社会大众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可以认为，改革中期陷入的五大困境，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结构性弊端的表现，只有把“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渐发展为“强国家-强社会”结构，培养社会多元的整合能力，才能逐步“消肿化瘀”，化解改革中期的困境。更具体地说，在具有强大公民社会力量的社会里，朋党性的腐败政治、贫富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文化创新力萎缩等等体制固有的弊端，都可以因有效的社会多元制衡力量而得到消解。
然而，威权政治却把社会上对体制弊端的种种不满而引起的矛盾冲突，视为对体制安全的威胁；进而认为社会矛盾与冲突之所以频繁出现，是因为反体制的敌对势力与社会力量里应外合，于是进入一种“刚性维稳”高于一切的思维定势。由于政府控制了各种资源，应对矛盾冲突的压力时似乎还得心应手。因此在目前，政府面对社会不满，不但不是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从正本清源上去解决矛盾，反而把公民社会的正当诉求当作别有企图，这样就压抑了社会力量的生长。
另一方面，近年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连续出现的强人政治腐败而引起的“茉莉花革命”，都会使某些官员简单化地加强了上述这种固有的思维定势，形成一种“草木皆兵”的路径依赖，当政者会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以至于“公民社会”也成了政治禁忌。但是，这种强控制并不能根本解决已有的矛盾，而且还会进一步抑制公民社会与民主机制的发展机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在其《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中这样表述：“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这种刚性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就会自动地，情不自禁地、习惯成自然地用威权强控制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环境中，在社会先天对政府权力缺乏制约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强控制的做法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引起社会直接反弹，做起来似乎轻而易举，于是就会不断进一步自我强化。国内与国外发生任何风吹草动的情况，都会得出必须强化对社会控制的路径选择。改革因此逐渐进入路径锁定状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朋党性腐败变本加厉，社会贫富两极化日益严重，垄断性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封闭，中间阶级由于经济萧条而更加困难，底层向中间阶层发展的动力与渠道受阻。上述五大矛盾不断积累与升级，社会不满情绪必然会刺激强化左右激进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膨胀。这正是近年来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毛左派与西化自由派的声音越来越强势的原因。
威权体制可能失序
在这种情况来，当政者出于对危机的担忧而不断地加大控制。例如，某地曾出台这样一个土政策，规定“违规报道突发事件要罚款五至十万”，还有官员提出“公民社会是帝国主义给中国设下的陷阱”等等，都是“强控制”型路径依赖的鲜活例子。而“强控制”势必引起高腐败，高腐败又引发更高的社会不满，社会不满又进一步升级，这又进一步刺激“强控制”思维定势，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尤其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公民教育缺位，无法在公共空间中培育公民文化，也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契约精神、妥协合作与政治宽容，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势必充满了民粹主义的情绪，比如悲愤、激昂甚至暴戾之气。
历史的因果报应往往是这样。当强势政府威信退化，缺乏民主训练、充满挫折感与暴戾之气的民众，会以前所未有的能量冲击现行秩序，于是乎社会运动浩浩荡荡，所向披靡。不久之前在上海浦东机场，乘客仅仅为了误机补偿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冲上跑道拦截飞机。这样的事件可以说全世界闻所未闻，却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性的预兆引起深思。
由于矛盾积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会不断累积成为总爆发的能量。对这种前景的担忧，又会加强“刚性维稳”的路径定势。官民之间就变成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我们的体制是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因此，自然倾向于运用全能主义政治资源来达到维稳目标，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动员手段、都可能进一步被激活，这样就出现退行性反应，即从威权政治向新全能主义发展的强烈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引起社会不满的各种重大矛盾，如地方当政者与民间的矛盾，近年来不但没有逐渐减弱，反而变本加厉。人们很难看到化解的希望，一方面国家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于是矛盾将会在政府强控制状态下不断延续。由于政府权威失效，形形色色的抗争者越来越激进，这种有恃无恐的“自由”状态，与真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不满聚合而成的逆反心理，由于网络信息的同质性，不免形成无序的非理性的政治参与“井喷状态”，形成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潮流。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民粹主义政治精英，在这种广场政治气氛中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这种情况一般就可能成为大动荡的预兆。
从历史上看，进入危机阶段以后，执政者反而会越收越紧，原先的收紧如果是“过度敏感”在起作用，那么此时更强烈的对即得利益切实的担忧会支配当政者的思维，社会空间会进一步被压缩，退行性的集权色彩会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引起社会不满的所有重大矛盾，却很难看到在体制紧缩后化解的希望，于是矛盾将会在强控制中不断延续。
当抗争的力量积聚到一定能量，左右激进主义政治势力，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吸引社会大众，从而形成左的与右的激进民粹主义势力，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的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总爆发，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不稳定的危机与困境。在一些偶发性事件的诱导下，就极有可能发生“低频率高强度”的政治参与爆炸。政府为了安抚抗争者，往往会以急剧的方式开放政治空间，这反而会进一步鼓励激进主义势力变本加厉。从历史上看，一旦陷入此种恶性循环，威权体制从强压政策到全面失控，一般只有几年时间。（本次演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