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民教育：“反洗脑”的DNA-OmenaK

近来，“洗脑”二字在香港网络上俯拾皆是，但凡带有家国立场、家国情怀的信息，都动辄被戴上“洗脑”的帽子，有些是调侃，有些却是草木皆兵。这些人所害怕的，乃是“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

此一由香港政府及各家学术机构拟编、推广多时的课程方案，按香港教育局计划，将于今年9月先在小学试行，明年起在中学试行。此举引起了很大的回响，七月二十九日，约三万市民上街，声言“拒绝洗脑”，甚至提出罢课。

其实，关于此方案的种种争议非一朝一夕之事，就如这次活动的领头组织“学民思潮”，早在一年多前已经成立，当时就旗帜鲜明的叫做“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联盟”。在这些反对者的想象之中，下一代即将因课程而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只知唯唯诺诺，乃至“被强加的中国国民意识扼杀个人人格、使香港丧失公民社会特质”。

洗脑：假设式与现在式

这套将在未来三年落实至全港中小学的课程，真能洗脑吗？假设有此目的，课程本身就要尽可能的“隐恶扬善”，夸大正面信息，极力掩盖错误；而政府则须同时严控社会信息，充分动员政权的力量，把各种反对意见和学说加以禁制、扭曲、篡改。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教育局较早前推出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其中言明了：“提高学生对个人身份、家庭成员身份、社群成员身份、国民身份及世界公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普世价值的认识及厘清……帮助学生懂得从多角度思考，并能作出合情、合理、独立、客观的分析及判断…以客观的角度去理解国家由内外交窘迈向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体会当中的忧患、挣扎、困难”。

由此可见，课程既介绍了国家的成就，也要求同学对国家的各种问题作出多方面的理解和评价，而非一味的歌颂；而且评价的规尺 ——普世价值，甚至相当迎合反对派历来所接受的西方价值观，却不一定合符内地正在探索的新时代民族意识。这就使反对派的指控不攻自破。课程本身没有洗脑成份，而香港这样的小政府亦无力控制一个多元国际都会的信息流通，故此“洗脑”之说实在不值一驳。

相反地，反对派的一些抗议行动更加有“洗脑”之嫌。七·二九游行当天，反对派牵扶稚子上街，给他们卦上读不懂的标语，教他们喊听不懂的口号，早被市民讥为真正的洗脑；近日“学民思潮”成员在Facebook侮辱几位势孤力弱，但依然手持纸牌表达爱国立场的老人家，对不同的声音毫不尊重，以多欺少沾沾自喜；而近日“社工反洗脑教育行动”在多家青少年图书馆内发起“清洗红色读物”，就无疑更具有箝制信息的色彩。

可见反对派言行不一，他们声言抗拒“内地化”，却与内地日渐开放的民间言论气氛形成鲜明对比，很是讽刺。而从这一条新闻之中我们也可以窥视到，他们所反对的“洗脑”并非单纯的指一种手段，而是指代他们刻板印象中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因他们认定，这都只能是洗脑洗出来的。

一些香港政治活动者要求撤回课程

 尚不止此的是，“洗脑”一方面是“共”的意义，一方面蔓延至“民族”范畴，相当一部分的反对者所抵制的不仅是政治，而是中华民族本身，认为中国人的身份乃外来的、强加的，并将损害香港的“公民社会”。就这样，反政府和反民族，形式了“反国民教育”浪潮的两个层次。

在内地网络有很多朋友指出，此乃香港经济被追上所引起的心理落差。这样说固然不错，可是忽略了两点：第一，这些抗议的主体是学生、雷打不动的文化、教育界，和现时的香港经济没直接关系；第二，要揭示他们对“共”的误解和对“公民社会”的虚假膜拜，就必须追溯历史，提出理据。

家国：陌生的名词

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地，很有与别不同之处。譬如印度之独立、台湾之回归，其背后的朴素情感乃对殖民者掠夺、征发、奴役的怨忿。这种情感促成民族意识醒觉，进而期盼民族独立或回归祖国。另一方面，掠夺和征发的前提是丰富的资源、充足的人力，统治者因而大力建设，树立工业系统和教育准则，人民也因此进入了殖民者的国家体制（尽管是低层的），体验和理解了现代国家的原理和实际运作。

 香港却缺乏这两个方面。香港没有资源和人力，从一开始就是英国在东亚航海图上的一个点，做些转口买卖，彷如广州十三行。香港首位有影响力的混血华人何东，即出身于此。

转口商业带来的轻度城市化没能吸纳大部分农村人口，但港英采取一如印度的政策，放任传统基层“自由”，在印度即诸蕃王的统治，在香港即传统家族的土地权威。因此，香港既无向英国输血的压迫，也无男儿埋骨异国的哀歌，更未体验逐鹿世界的险恶。

人口的爆发自五十年代始，内地人民相继因为战争和灾害而涌至。解放战争时，一些资本家亦出逃至此，后来与本地英国背景资本结合，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在六十、七十年代创造了香港轻工业经济的起飞。英国一直采取放任政策，对大量劳力引起的社会问题不闻不问，最终引发了六七年的反英左翼武力抗争（港英称“六七暴动”）。事件令港英政府开始注意民生，安抚民族情绪。中文合法化、中文大学之成立，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到八十年代，香港逐步转型为金融都会，中产阶级兴起。由于反殖民情绪一直欠缺，他们于是轻易接受了殖民地的西方价值观、历史观，却又没有对英国的身份认同，就像上面提到的，香港没有加入英国的国家体系里，米字旗虚悬，《天佑女王》鲜有识者。

因这样的背景和金融业带来的国际交流，从这时开始，一种不依存于民族和文化认同、仅靠法律来厘定人与人的关系和权责的所谓“公民社会”逐渐形成。他们一方面因为所受的教育而误解了“共”，一方面也因自身的经验局限，不知有“民族、国家”，只知“城邦”。

人口构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较早时候，港英因为轻工业需求，对内地移民来者不拒；1974至1980年，则施行“抵垒政策”，对越过边界、成功进入市区接触亲友的内地人士，不加遣返。该政策在1980年取消，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划上句号。

在“前抵垒时代”的内地移民，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经历过时代剧变，明白国家、民族的意义；在“后抵垒时代”成长的人 —— 且假设“成长”从十岁开始 —— 即是今天的七零至九零后，极少在生活上接触从内地移居、带有国家意识的同辈，这间接使“公民”思维更加深刻。

香港回归，施行“一国两制”，事实上仍是五星旗虚悬、国歌陌生依旧。市民仍未有机会体察到国家和民族如何跟自己休戚与共。

对于没有民族感情、没有国家观念的七零至九零后，很多人感觉这只是一种“再殖民”。另一方面，与中国内地的交流日益加深，本有望消除各种误解，可是九九年兴起的微博使情势突变。

在内地，人民在微博上广泛交流，揭露阴暗面，监察和推动社会进步；然而，微博信息虽能超越深圳河，人的观念却仍泾渭分明，香港新一代以其观念解读这些负面信息，只觉与己无尤，更因欠缺民族认同，毫不掩饰的以“劣根性、支那人”之类的言辞辱骂，而这等激烈言论，常在年青人之中掌声四起，相继转载。因此，不论是“共”还是“民族”，在网络上的形象都日益不受待见。

上述即“反洗脑”浪潮的历史渊源，它造成了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民族的疏离感、还有国家观念的缺失。经济不是直接因素，政客选战亦只属推波助澜罢了。

因此，当“香港浸会大学”所编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提到中国共产党组成“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时，香港新一代几乎无人能够、无人愿意从左翼革命的角度解读，而单纯视之为 “洗脑。”

当另一些教材提到内地各种历史错误、腐败现象、社会问题时，他们认定这是避重就轻，而必须以他们心目中的“真相”提及和诠释诸如八九学运等事件；对任何相反证据、任何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考虑，即指责为“洗脑”。

当李丽珊小姐于1996年为香港取得的首块奥运金牌被列作中国人之光的例子时，他们即声明九六年的香港人非中国人，从而指控 “洗脑”。甚至电视每日播放一次国歌，也被视为 “洗脑”。

综观整个“反洗脑”浪潮，按照他们的狭隘立场和上述的霸道行径，确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洗脑运动。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则是回归以来一系列文化、价值冲突的一个片段。从政治学上，则是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在原则上的碰撞。

历史：政府要首先面对

在此，我们没有必要细探反对派如何刻意把“国民”和“公民”身份对立，“党、国”不分；如何强行堆砌“本土意识”来对抗“民族意识”；如何把钓鱼文当成真相来丑化中共、中华而弄出笑话。

当一个族群长期欠缺国家意识、国际视野，其历史观和世界观必然错漏满篇。我们既然已经注意到这个浪潮的根本原因，就应针对主因，思考对策。

一般社会运动，肇始者多数是躁进的大学生；在一般工农阶级加入之前，都不能称为真正的群众运动。这场“反洗脑”浪潮亦如是，正因此，他们的罢课不获响应而流产收场。

然而，上述的“嫌共”和“公民社会幻觉”心理，仍普遍存在于七零至九零后，他们要么已经有刚刚开始念书的孩子，要么在接受高中、大专教育，将是社会的核心。

要知道，教育的对象是儿童，但教育的控制权操于文化界、教育界、家长之手。即使反对浪潮退下，课程如期开始，也只会被他们敷衍，难以收效。可以说，国民教育的第一个对象就应该是实施教育的成年人，包括家长、教师、甚至少数承袭港英思维的特区官员。

彼之所拒，乃彼之所缺，共产主义立场的建国历史教育是有必要的。它能从人民的、阶级的角度，解释新中国的合理性；特别是建国三十年“换了人间”的工业建设和社会改革，不仅可以澄清对“共产”的偏见，还有助于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培养认同感，并且阐扬国家体制的关键历史作用，有利陆、港关系的正确认识。

今天的“国情教育”，不外游山玩水，见识市场经济下的社会进步，这虽不会引起反弹，但结果也只是隔靴搔痒。既然第一个目标是文教界、大学生 ——最注重“原则”的一群，我们的做法更应该一如我们香港俗语所谓的“到肉”：直截了当，径指国家原则。

所以，即使香港政府以至中央媒体已经清楚解释“洗脑”疑惧，且表明一些受争议的教材并非强制性的，也都只是缓兵之计。即使把“团结无私”改得没那么肉麻，而且更准确的“属于人民、不受资产阶级左右”，反对者也不会改变立场，不会接受这样的阐释，因为他们无法理解。

让人忧虑的是，如果政府继续回避新中国的左翼建国逻辑，一味强调课程的“高度自由选择性”，最终只会使课程发展成殖民时代的历史和公民教育教材的合辑，而沦为西方视角的、抽离民族身份的“中国研究”——这也是一些“公民社会论者”所仅能接受的模式——其中对新中国的描述，也将因为没有左翼论述的支撑，继续被唾为洗脑与献媚，就好像那套《中国模式》一样。

认同：既如亡羊

本应在回归之初就落实的国民教育，一拖十五年，误了整整一代人。在民族感情上，我们痛感他们的迷失，目睹他们对来访的航天员说“滚”，我们感到可耻。

在实际上，世界经济竞争日趋剧烈，香港这个小城市难以独全，我们无法想象他们自绝于民族后，还如何找到可靠的盟友，故感到可悲；在权责上，他们脚踏国家的肩膀，却以为“城邦”顶天立地，拒绝向国家承担国民责任，无视前人的奋斗和牺牲，还在高谈“公民社会”，自打嘴巴，我们感到可笑。

尽管他们可耻、可悲、可笑，尽管视我们为敌，但责任还在于我们，而他们是受害者。亡羊补牢，如果正确的国民教育无法及时推行，受害的会是另一头羔羊，他将迷失圈外，抱怀世界大同的痴想，陷进各种虎口。

一错不可再错。

（作者系自由写作人，兼职模特，香港前中学教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