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外企的腹黑与白领的国企梦-张慧瑜

1、小白领偏偏“爱”上国企大叔

看完刚刚落幕的职场情感大戏《浮沉》，就会明白什么叫“风水轮流转”，身居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穿着时尚光鲜的外企白领，竟然最终“爱”上了偏居中小城市、人到中年的国企厂长。如果说2009年滕华涛团队打造的《蜗居》中妹妹海藻与市长秘书宋思明的“小三”故事依然要以悲剧收场，那么三年之后《浮沉》中白领乔莉和国企厂长王贵林则无需“偷偷摸摸”、无需经历灵魂与道德的拷问，他们光明正大地找到了“真爱”。

不变的是，扮演宋思明和王贵林的都是演员张嘉译、都具有“公家人”的身份，变化的是，说服乔莉接受王贵林的不再是“神通广大”的权力（依靠腐败得来），而是王贵林的真诚和不虚假（还有为全厂两千多职工谋出路的“正能量”）。菜鸟销售乔莉在经历了一系列情感打击之后，不再迷恋于高楼林立的上海外滩，“明智地”选择了邋里邋遢的离婚大叔。曾经锐意进取、公平竞争的外企为何会“艳羡”人浮于事、保守懒散的国企，这种“跨界”（年龄、外企/国企、大城市/中小城市）之恋为何会发生呢？这恐怕与2012年白领的屌丝化以及社会结构的权贵化有关。

滕华涛团队又一次异常敏锐地把握住了小白领们的“小心思”，与其勾心斗角、口是心非地吃一顿法国大餐，不如喝一碗踏实、温馨、热气腾腾的家常面。在国企尤其是中小国企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完成破产、重组的今天，昔日“分享艰难”的苦情厂长穿着过时的衣裳又被“召唤”回来，仅仅是为了抚慰那颗在外企职场/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的分外疲惫的心灵。

2008年前后出版的同名原版小说并没有让乔莉爱上王贵林，那时的乔莉眼中依然是陆帆等外企职场的成功典范，而此时电视剧中的乔莉却对这个“土得掉渣”的大叔另眼相看。不仅仅如此，借助这双“另眼”（乔莉如同“穿越”回90年代国企改制的现场），老旧的厂房、牢骚满腹的工人以及说话尖刻的改制厂长王贵林都成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尤其是相比陆帆、何乘风、史蒂夫等高管对自己的欺骗和利诱来说，地方国企的空间滞后加上其过气、落伍的氛围正好弥补大上海血雨腥风的缺憾（如同故乡、传统、家庭等前现代的“腐烂”元素都可以转化为白领“念兹在兹”的绿色有机养料）。不过，如此正面、体贴地书写国企改制的故事在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叙述中依然是少见的。

当然，如果乔莉能够像三四年前的“杜拉拉”一样“升职”成功、并赢得上司的“爱情”，或者像《士兵突击》中“又傻又天真”的许三多那样依靠“不抛弃、不放弃”的美德获得PK总冠军，恐怕也不会“看见”大上海之外的风景，更不会“遇见”那个其貌不扬的国企厂长。就在乔莉登上“荧幕”之前，今年上半年有两部火爆的电视剧《后宫·甄嬛传》和《北京爱情故事》。

如果说前者讲述了甄嬛如何一步步由秀女变身为超级腹黑女最终“逆袭”成功的故事，那么后者则讲述了外省青年石小猛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奋斗都无法在北京/大都市的职场中与富二代“宫斗”的故事。《浮沉》也是一部写作于2007年的网络小说，与同时期的网络“宫斗文”相似，职场就是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后宫，而参加宫斗的正是这些看似弱小实则“腹黑”的小女子。电视剧版《浮沉》正是在这种要不“步步为营”、要不淘汰出局的没有选择的选择之下，让白领乔莉“勇敢”地走出了夜上海，走进了另一个她原来“看不见”的世界，走向了她曾经拒绝的非国际大都市的生命轨迹。

乔莉并非没有“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的梦想，只是当她遭遇一次又一次地挫败、发现“梦想永远无法照进现实”的时候，“另外”的选择和风景出现了。恰如职场金领陆帆（“高富帅”）苦口婆心地试图“说服”乔莉不要怀疑或者即使怀疑也要“忍着”的时候，乔莉的“闪回”中那个憨厚的、父亲般的大叔浮现了。显然，故事很“恰当”地终结在王贵林与乔莉牵手的那一刻（也是国企在外企/民企的帮助中成功上市的时刻），正如大众文化叙事的“烂套”都是在婚礼中结束一样（因为婚后平淡的生活会破坏脆弱的爱情神话），从而可以瞬间感受到乔莉的幸福，而不用残忍地打破这个“白日梦”。

2、“外企”/职场的腹黑化

电视剧一开始就是大雪纷飞中，刚刚经历分手的沪漂乔莉一个人茫然地流浪在“夜上海”的街头。作为外省青年，乔莉深知只有成功者才能在这个“势利”的城市中活下去，即使上海男朋友处在“失业”状态，乔莉这个外企总裁助理也会遭遇上海婆婆的白眼。于是，乔莉下决心要做一名销售，靠自己的努力和业绩来赢得未来，她信誓旦旦地对闺蜜瑞贝卡说：“我要做销售，就是我要挣钱，从明天起，大家可以笑我拜金。我要演一个我想演的自己”。可是，乔莉很快发现自己喜欢的、一见钟情的上司陆帆，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实现公司或个人的利益，自己不过是陆帆职场前进的炮灰、棋子和马前卒。而生存在日本企业中的车雅尼也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上司土井对自己的爱不过是为了实现销售业绩的工具。

这让乔莉深深地感受到，这些表面上华丽、繁荣的上海外滩却流淌着黑色的液体，因为所谓的“业绩”都是依靠一系列见不得人的交易组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信任与真诚，而是利用与被利用、收买与被收买。这恐怕是近些年流行的职场小说（如《输赢》、《圈子圈套》、《浮沉》等）、官场小说（如《侯卫东官场笔记》、《二号首长》等）的“真知卓见”。《浮沉》的特色之处在于让陆帆、何乘风等外企高管，最终也不得不发现，自己不过是外国大资本赚钱的工具。如果说乔莉、瑞贝卡、车雅尼是他们的炮灰，那么他们则是更大的外国老板的炮灰。这种曾经被作为自由、公平竞争、个人奋斗的白领职场规划，充满了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和肮脏交易。

不管职位多高，每一个参与游戏中人，都深谙并默认其间的游戏规则，正如一向高高在上、信心满满的土井在遭遇失败之后只能选择自杀，因为在这个“永不言败”的游戏中只允许少数成功者“幸存”。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以土井为代表的崇尚赤裸裸的狼性竞争的日本企业精神，还是崇尚快乐工作、享受生活的美国企业精神，都没有本质区别。差异仅在于，对于何乘风、陆帆等高管来说，选择离职之后有可能利用积累的“资源”创业成功（从外企、国企的间隙分得一杯羹），而对于乔莉、瑞贝卡等底层白领来说，离职就意味着在冷漠的大都市中流浪街头。

显然，这与其说是光鲜夺目的自由奋斗的“人上人”的生活（从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前后，外企白领一直是离开体制、公平竞争的理想人生），不如说更是甄嬛式的“超级黑”的后宫世界。从《杜拉拉升职记》、《士兵突击》的清新、向上和奋斗到《后宫·甄嬛传》、《浮沉》的职场“腹黑化”成为近四五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隐喻。

当然，对于乔莉、瑞贝卡等菜鸟级别的白领来说，除了只能被自己的上司“玩弄”于股掌之外，还必须承担着一份生活上的“窘迫”。这就是王贵林在送乔莉回上海的“蜗居”之家时，所看到的这些“穿得像上层阶级，住得很劳动人民”的反差。这也恰好正是滕华涛团队拍摄的《蜗居》、《裸婚时代》所呈现的房子对于都市中产阶级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空间，而是把中产、白领打回蚁族、屌丝原形的“照妖镜”，因为“挣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的速度”。正如陈凯歌的新片《搜索》（改编自网络小说《请你原谅我》）中姚晨扮演的媒体人陈若兮，是一个与男朋友租住在蜗居、时刻盼望着能够攒钱买房的女屌丝，而影片却相当“直白”地讲述了女屌丝“逆袭”失败的故事，最终不仅丢掉了工作，而且失去男朋友，与之相反，王学圻扮演的董事长沈流舒不仅与外资亲密合作，而且从头至尾都游刃有余、“hold住”局面。显然，陈若兮再没有了杜拉拉、许三多的那份幸运，就连“套住”国企大叔的乔莉也比不上，只能像十几年前下岗工人那样“从头再来”。

于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都市白领出现了“逃离北上广，回归体制内”的选择。“悲催”的是，刚刚返乡的白领们惊讶地发现已经“封建化”的中小城市更没有自己的“立锥之地”，而不得不再次“返回北上广”，正如《浮沉》中被外企解雇、选择“挤进”晶通国企的大学毕业生陈疆，在改制前的晶通厂依然得不到重用、被本地权贵所排挤。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北上广”的“自由市场竞争”已然后宫化，但总比连“宫斗”都参与不了的“中小城市/体制内”要强一些。尽管剧中的陈疆更为幸运，改制后的晶通公司竟然引进了外企的“先进”管理经验，让有才能的、有技术的大学毕业生“物尽其用”（那些无法跟上技术更新的老工人恐怕只能提前退休），可是问题在于，这些“先进”经验是不是也会再次“进化”为甄嬛的后宫呢？

3、“国企”的“华丽”转身

晶通电子厂、王贵林之所以能够吸引乔莉以及赛思、SK等外企大鳄的青睐，在于地方政府给予晶通厂的“七亿元”改制资金，倘若没有这个金灿灿的“大蛋糕”，晶通这匹负债累累、僵而不死的“老马”很难成为外企捕食者的猎杀对象。尽管很多资本垂帘于晶通厂的地产价值，但幸运地是，王贵林“成功地”击退了这些地产商的进攻（剧中没有叙述晶通厂为何能够“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从而使得晶通厂成为90年代以来国企改制中的漏网之鱼，并再次“幸运”地等到了地方政府的“高额”注资。而悖论在于如果没有新世纪以来地方政府凭借着土地财政积累起来的资金，恐怕也很难为晶通这个碍眼的“老骨头”擦屁股，“甩包袱”（减员增效/工人下岗、土地置换/工厂搬迁等）正是90年代“国企改革攻坚战”中惯常的作法。

在这个意义上，晶通厂能够熬过90年代如此漫长的“狂风暴雨”实属罕见。这个没有变成“798”文化创意区的工厂（一座工人缺席的厂房），总算等来了外企白领乔莉的目光。

乔莉不愿意跟着陆帆享受上海外滩的“灯红酒绿”，更愿意陪着王贵林在夜幕中看着远方影影绰绰的晶通电子厂。在这座设备老化、人员也老化的废墟中，乔莉感受到了一种活生生的“人”和活着/生存的价值，而乔莉也正是借助王贵林对外企的“奚落”感受到上海职场的黑暗和“被洗脑”的白领们的可怜。

王贵林对于工厂的感情深深打动了乔莉，这种认同感和责任感也反衬出何乘风、陆帆、土井所“效忠”的外企职场/丛林法则的冷漠、残酷和种族歧视。不过，国企的华丽转身与其说是一种“人情味”或人性化管理的回归——王贵林的晶通厂依然保留社会主义文化的痕迹（如王贵林与看门老头平起平坐，与员工一起在食堂吃饭，而不像外企式科层的等级森严，尽管王贵林是绝对的掌门人），不如说也是一种国企资本化的盛宴，“七亿元”资金让王贵林/晶通厂成为外企眼中的大肥肉。

2011年“口碑第一篇”《钢的琴》讲述了90年代之初国企改制过程中，下岗工人所遭遇的被遗弃的故事，片中有两个象征国企大厂的烟囱，尽管下岗工人陈桂林及诸多退休工人呼吁政府保留这两个作为历史/国企辉煌记忆的男性象征物，但最终还是在下岗工人的目光中被“血淋淋”地阉割掉。可是，仅仅一年之后，电视剧《浮沉》第一集中为了保障居民供暖而被停滞的大烟囱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并且获得了“重生”，对于厂长王贵林来说，让烟囱重新冒烟是他们这些“工厂之子”实现师傅/父辈遗愿的方式。

这与其说是90年代的国企工厂没有遇到王贵林这样的“好领导”，不如说在这个“重新讲述的国企改制”的故事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 “幸存”下来的晶通厂不管保留多少社会主义单位制的“温情”，都已然经历了90年代的“变形记”，从“国营工厂”（国家经营，全民所有）变成了“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市场化经营）。

该剧之所以没有叙述、“闪回”晶通电子厂是如何经历90年代国企改制的“大阉割”行动而幸免于难的历史，或许是因为这部剧采用了乔莉的内心独白，那段国企改制的历史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外企白领的历史记忆/“闪回”中（剧中似乎也只有乔莉、车雅尼等白领阶层拥有“闪回”、“回溯”历史的权力）。晶通厂在经历80年代的辉煌之后就“一步”跨过了二十多年的历史空白来到了2012年、一个“金融危机”背景下国企成为“香饽饽”的时代。

在90年代中后期“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中，“国营企业”不仅“一夜之间”变成了“国有企业”，而且被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大多是央企）都是资本优质、没有劳动力负担的企业（而大多数承担着解决劳动力就业功能、营利能力差的中小国企则被强制淘汰出局）。在这轮被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头戏”中，国有企业从一个“生老病死有依靠”的“国家单位”变成了与民营企业“享受”同等市场竞争力的“公司”。

在这个意义上，国企的华丽“转身”的意义在于彻底抛弃劳动力的“包袱”，可以在市场的大潮中“轻装上阵”，企业经营及其人力资本管理都采用与外企、民企区别不大的雇佣制度，即使那些少有的劳动力密集的国有企业，也不会像原有的国营单位那样采用终身制，而是以外包的形式“弹性”雇佣廉价农民工。国企与民企、外企一样，也采用或崇尚亲资本、轻劳动力的资本主义逻辑。也正是这种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使得新世纪以来国企（特别是涉足能源、金融、地产的央企）可以凭借着资源优势或技术更新而成为让民企或外企“分外眼红”的大资本或垄断资本，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资本逐渐垄断的环境中，国企总算在市场经济中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春天”，再也不是90年代苦大仇深、尾大不掉的社会“包袱”。

国企的翻身仗并非工人阶级、一线劳动者的“大锅饭”，而是少数精英管理阶层的“铁饭碗”。于是，《蜗居》中海藻对宋思明的“迷恋”、《浮沉》中乔莉对王贵林的“真爱”，也是在“屌丝无法奋斗成功”的语境下“审时度势”地选择了对权贵/官僚资本的“无悔的爱”。王贵林所象征的国企作为乔莉的拯救者，这真的是一条不同于外企职场生存的另外的选择，或者是拒绝“一将功成万骨枯”式的甄嬛命运的新出路吗？ 4、新的出路可能吗？

与90年代国企破产重组、强制变卖的改制之路不同，电视剧《浮沉》彻底否定了以于志德（90年代国企改制的经济学教授）及其岳父/副市长所实行的私有化改制路线。王贵林的魅力在于，他并非垄断央企的代理人，而是一个地方国企的当家者，并且在改制之初一度被“排挤”出局。王贵林拯救晶通的新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强强联合，一方面用改制资金完成技术更新，另一方面用外企资本上市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完成产业链整合，从而实现国资、民资的联手。这些资本主导下的改制行动，并非乔莉眼中的另外的世界，也并非回归体制内的陈疆们的“春天”，因为这不过是另一个职场，另一个权贵的后宫。

乔莉对“地方国企”的温情而浪漫想象，忽略了国企作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身份，也无法真正体认“华丽”转身后的国企正是建立在对工人阶级/劳动者的脱钩之上，在这一点上，外企对于一线白领的“压迫”与国企对于劳动者的放弃都遵循着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剧中对于晶通厂改制成功的叙述显得有些“顾左右而言他”，仿佛改制成功的获益者是那些“逃离北上广，回归体制内”的大学毕业生。不过，电视剧结尾处，改制后的晶通厂像外企、民企一样成功上市，王贵林欣慰地看着招聘会上人头攒动的求职者，镜头掠过一张张如同乔莉般幼稚、无辜、年轻的脸，王贵林感到由衷的高兴，并欣然“退休”（也许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为了“乔莉”而借尸还魂）把崭新的晶通集团交给更为年轻的职业经理人（也许新的何乘风、陆帆或土井会成为合格的经理人）。

这对于“僵而未死”的地方国企来说有些廉价的大团圆结局，与其说带有梦幻色彩，不过说更像是恐怖片/惊悚片的结尾。人们原本以为杀死了可怕的吸血鬼，结果除魔人露出吸血鬼的小尖牙。那个让乔莉无限厌恶、渴望逃离的外企职场（吸“白领”的血的恶魔之地），不正是改制后的晶通所要成为的他者，抑或是新的自我吗？

如果说对于晶通改制的浪漫化处理不过是为了抚慰白领受伤的心灵，那么这种对于王贵林一定要保护晶通，让晶通获得“新生”的信念，在2012年的中国依然具有新的意义。如果借用《蜗居》中海藻询问/质问宋思明为何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时，宋思明不得不赤裸裸地说出“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的话，宋思明之所以能够“信誓旦旦”、“毫不掩饰”地说出“真理”，是因为他认为“原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是褴褛衣衫”，这种“繁华下的沉重”是必然的，“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

所谓“回不去的”时代，就是“生活在过去的清一色土布灰蓝，每个人收入都16块8毛的日子”。而对于《浮沉》来说，对于乔莉这样的白领来说，虽然王贵林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另外的选择和出路，但是让她再“回到”那种后宫化的职场，依然也是一种“回不去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浮沉》虽然没有答案，但并意味着上海式的国际化大都市就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选择。

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