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21世纪的全球性“Change”运动-柄谷行人

【本文系柄谷行人著《世界史的构造》的序言（东京：岩波书店，2010年6月），标题系编者所加】

本书试图从交换方式重新考察社会形态的历史，以此开拓超越今天资本=民族=国家的希望。我在前一本《跨越式批评——康德与马克思》（2001年）中已经提出了这一视角，真正的展开则是本书。因此，我想先回顾一下《跨越式批评》，进而说明我在本书中的目标。

我把“从康德阅读马克思，从马克思阅读康德”的工作称为“跨越式批评”。这当然不是做两人的对比与合成。其实，有一个哲学家位于这两人之间，那就是黑格尔。从康德阅读马克思，从马克思阅读康德，毋宁说是从这一前一后两位思想家来阅读黑格尔。总之，这意味着一种新的黑格尔批判的尝试。

痛切感到这一必要是在东欧革命苏联解体的1990年代。那时候，美国国务院的弗朗西斯·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风靡一时。这一语词虽说是福山的，却可以追溯到法国的黑格尔主义哲学家科耶夫。科耶夫对黑格尔“历史的终结”的看法有种种阐释。[1]福山为了给共产主义体制的崩溃和美国终极的胜利赋予意义而使用了这个概念。他要说的是，1989年的东欧革命表明了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从此以后已不再有根本的革命，因此历史终结了。

虽然嘲笑福山说法的人不在少数，可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当然，若是说1990年发生的事情和美国的胜利，他错了。因为最初即便可以看作美国霸权的确立，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一度的胜利，但20年后的今天清楚地看到，这些都破绽百出。其结果是，各国都或多或少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这可以看成奥巴马总统所谓的“Change”。但这一变化并不能推翻“历史的终结”，反而是对它的证明。

我在《跨越式批评》里说过，民族=国家意味着作为异质的东西的国家与民族以连字符“—”结合在一起。但是，为了观察现代社会形态，不得不在上面添加上资本主义经济。总之，这应该看成为资本—民族—国家，是相互补充的装置。例如，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需要解决资本主义造成的差距和各种矛盾。于是，国家根据课税与再分配等规则予以达成。虽然资本、民族、国家作为不同的东西根植于各自不同的原理，但此处它们就像勃洛梅奥之环一样结合在一起，缺了哪个都不行。我称之为资本=民族=国家。

我认为，福山称作“历史的终结”这一事态，意味着资本=民族=国家一旦完成就难以进行根本的变革。实际上，近几年世界各地的“Change”非但没有打破资本=民族=国家，而且不过是证明了这一机制很好地发挥着功能。资本=民族=国家的圆环安然无恙。由于封闭在这一回路中而不自觉，人们只是在其中一圈一圈地打转，却错觉为历史正在前进。我在《跨越式批评》里说写过：

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常常会估计说民族国家大概要消亡了。由于靠海外贸易相互依存的关系网十分发达，一国之内的经济政策确实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地发挥作用。可是，国家和民族不会因此而消亡。例如，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下，各国的经济一旦受到压迫，就会寻求国家的保护（再分配），同时，走向民族的文化同一性和地域经济的保护。原因在于，对抗资本的同时不得不对抗国家和民族（共同体）。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强而有力。无论要否定哪一个，最后都会被回收进圆环之中。这是因为，它们不是单纯的想象，而根植于各自不同的“交换”原理之中。思考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考量与它建立在不同原理之上的民族和国家。换言之，对抗资本的同时必须对抗民族=国家。这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非但不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东西，毋宁说是资本=民族=国家一息尚存的最后形态。

这段话写在1990年代，但到今天也没有修正的必要。资本=民族=国家的确是巧妙的系统。不过，我的关心所在当然不是称赞它，而是超越它。关于这一点，跟写作《跨越批评》的1990年代相比，2001年之后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强调“世界史的构造”之总体性的考察是2001年之后的事情。

1990年代，我思考的是各国对资本与国家的新的抵抗运动。虽然没有明确的视角，但隐约觉得这种运动大概会自然而然走向超国家的联合。如1999年西雅图的反全球化运动象征的那样，这种氛围在各地出现。例如，德里达提倡“新国际主义”，奈格里与哈特鼓吹世界同时的“诸众”反抗。我自己也怀着类似的期待，开始了实际的运动。

可是，这种乐观主义在2001年，正好是我的《跨越式批评》出版之时，被9·11以后的事态打破了。这一事件可以看成宗教的对立，但实际上暴露出了“南北”的深刻分裂。并且，这里不仅是诸国家的对立，而且是对资本与国家的对抗运动的分裂。这时候，我再次痛切感到国家和民族不是单纯的“上层建筑”，而是作为能动的主体（agent）运作的。对资本与国家的对抗运动超越一定限度必然会分裂。从前是这样，今后仍是这样。我认为，必须对《跨越式批评》给出的考察展开更为根本的重建。

在此，我想从交换方式这一角度出发，重新整体来把握社会形态的历史。这一思考最早是马克思提出的。但要全面进行这一工作，就有必要否定旧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我的判断是，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文本已经不够了。到2001年为止，我根本上是作为文学批评家将马克思和康德作为文本来阅读的。换句话说，即使自己有什么看法，也只是作为从文本中获得的意思来提出。但是，这种文本的解读有其界限。我的意见不少是跟他们相反的，并且，很多领域和问题他们没有考虑过。因此，思考“世界史的构造”时，我感到有必要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一直讨厌体系性的工作，而且并不在行。但这回是平生第一次来创建理论体系。因为我处理的是只能以体系的方式来讨论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我的课题是用马克思来重新展开黑格尔批判。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相互关联的体系中把握资本、民族、国家的，正是《法哲学》里的黑格尔。他不是拒绝资本=民族=国家任何一个契机，而是将其作为三位一体的体系进行辩证法的把握。这也是统合了法国革命中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东西。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起步。然而，那时候他把资本主义经济看作下层结构，把民族和国家看成观念的上层结构。因此没有把握资本=民族=国家这一复合的社会形态。由此导出了要是废弃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就会自然消亡的看法。其结果，马克思主义运动在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上经历了巨大的挫折。

究其原因，马克思没有看到国家和民族具有跟资本一样不是仅仅靠启蒙就能消解掉的存在根据，进而也没有看到它们原本是相互关联的构造。真要扬弃资本、国家、民族、宗教的话，首先必须认清它们究竟是为何物。仅仅只是否定它们，一无是处。结果，只能承认它们的现实性，最后走到讥讽地嘲笑想要超越的“理念”而已。这就是后现代主义。

因此，用马克思来重新展开黑格尔批判，就是要像马克思那样将黑格尔作为观念论把握的现代社会形态及其“世界史”进行唯物论式的颠倒，与此同时不失黑格尔把握的资本、民族、国家之三位一体性。为此，不是从生产方式，而是从“交换方式”来观察世界史的视角就变得不可或缺。历史地看，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作为复数的交换方式之结合而存在的。差异不过在于哪种交换方式为主。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商品交换方式为主导社会形态，有了这一点，其他交换方式也改变了。结果形成了资本=民族=国家。

我这样说，并不是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我在《跨越式批评》里就说过，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出色地解释了从商品交换这一交换方式开始形成的世界。他将国家和民族放入括号之中，对于后者的考察当然就不充分了。要是有机会对此批判，关于国家和民族，马克思根据《资本论》里的方法自己来做的话更好。实际上，我在本书中进行的就是这一项工作。

但是，仅仅指出资本=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然性，仍旧停留于黑格尔的工作。我的课题是要明确对此超越的必然性。为了这一思考，有必要重返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的黑格尔批判虽然对黑格尔的观念论思辨做了唯物论式的颠倒，通常是作为上下（感性的、物质的东西和观念论的东西）颠倒的形象来考虑的。然而，重要的毋宁在于将其放在前后颠倒中来看待。

在黑格尔那里，事物的本质只在结果中显现出来。亦即，他从“事后”观察事物。另一方面，康德从“事前”观察事物。关于未来，我们只能预想，却无法积极地断定。因此，对康德而言，理念只是假象。但这是“超越论的假象”。跟基于感觉的假象不同，我们不能依靠理性来剔除它。因为这是理性那样必要的假象。通俗地说，没有这种假象的话，我们只会陷入到统合失调症里。

例如，依据到他那时为止的过程，康德将世界史看作一个向着“目的王国”(道德法则得以实现的世界)的渐进运动。这种理念是“统整的理念”。即不同于“构成的理念”，虽然绝不会实现，我们却不断以无限接近其为目标。[2]与此相对，对黑格尔而言，理念就跟康德那里一样，应该在未来实现，然而，不是最终停留于假象那样的东西。对黑格尔来说，理念不是假象，而是现实的存在。或者说，只有现实才是理念的。因此，对他而言历史是终结了的。

与此相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的时候，不是把历史作为终结了的东西，而是作为应该在未来实现的东西看待的。这是“事后”观察立场向“事前”观察立场的移动。然而，“事后”的立场看到的必然性，不过是“事前”预想的东西罢了。必然性只能是假象（理念）。总之，站在“事前”的立场，某种意义上就回到了康德的立场。马克思无视康德。却逃避不了“事前”立场强大的问题。例如，所谓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必然却难以实现。

在此，我想举另一个后黑格尔主义思想家克尔凯郭尔为例。他批判黑格尔时说过，思辨向后，伦理向前。向后是“事后”的立场，向前是“事前”的立场。后者要求“致死一跃”。尽管克尔凯郭尔无视康德，但他明确回到了“事前”的立场。马克思也一样。关键，问题不在于黑格尔还是康德这样的事情，而在于要是站在“事前”的立场，谁都不得不直面同样的问题。

恩斯特·布洛赫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未来的哲学”。是看到“尚未-意识到的东西”，或者“看到向前之梦”。[3]这很正确。然而，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一向拒绝对未来的积极的讨论。例如，他写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处，马克思拒绝在前方放置历史目的（终结）。因而，他否定了黑格尔，也否定了康德。

实际上，马克思所谓共产主义跟康德所谓“目的王国”并非不同的东西。总之，是“他者同时作为手段与目的”的社会。康德的道德性，不是善恶，而是自由（自发性）的问题。将他者作为目的就是将他者作为自由的存在。因此，没有这种道德性，就没有共产主义。但马克思拒绝直接引入道德性。只要从道德性开始，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现实是向其形成的某种理想”。与之相对，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必然的“前提”在于“物质的过程”之中。

可是，只要从生产方式的视角来观察物质的过程或经济的下层构造，就无法看到道德的契机。因此，道德的契机不是向经济构造，而是向观念的层面去寻求。实际上，康德派马克思主义者和萨特们通过引入实存的、道德的契机来补充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但我认为没这个必要。只要从广义的交换视角来重新把握经济的下层构造，就没有必要在“经济”之外设定一个道德的层面。道德性的契机包含在交换方式之中。例如，从交换方式的视角来看，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交换方式D。这恰恰是经济的=道德的过程。并且，交换方式D是原始的交换方式A（互惠性）的高层次的回归。（参照第15页）*这不单是由人的愿望和观念，而是作为弗洛伊所谓“压抑的重返”的“必然”。

书中第15页的图式

“世界史的构造”明确了以下的事情：资本=民族=国家是世界体系中生成的东西，而非仅仅一国内部所产生。因此，对其扬弃也不可能仅在一国内部实现。例如，一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话，别国立即会前来干涉并从中渔利吧。马克思当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此，马克思反对巴黎公社的兴起，虽然乍看起来他对此热烈地称颂。因为巴黎公社只是一个城市或至多法国一国的事件。其必然要失败，即使存续下来，也会陷入法国革命那样的恐怖政治。后来的俄国革命就证实了这一点。

马克思曾热烈称颂巴黎公社；但事实上他反对以类似方式掀起革命

虽然此后也多次鼓吹“世界同时革命”，但只不过是口号而已。谁也没有正面考虑过社会主义革命仅仅作为世界同时革命才为可能这一马克思的思考。所谓世界同时革命的神话般的幻象至今仍然存在。诸众的全球性反抗就是一个例子，可以预见其以什么样的结果而告终。但我想说的是，不能放弃世界同时革命这种观念，要以别的形式来思考。因为在此以外，不可能实现对资本=民族=国家的扬弃。

如前所述，2001年后的事态迫使我重新思考包括对全球化的资本与国家的对抗运动等问题。那时候，我再一次思考康德和黑格尔。这是因为，意味深长的，伊拉克战争使得一般说来只有专门的哲学家才关心的康德与黑格尔所谓的古典哲学的问题突然在现代政治语境中重生了。例如，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嘲笑法德支持的联合国是“康德主义的梦想”。当时，他们没有说出那个名字，实际却是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之上的。另一方面，以哈贝马斯为首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则用“康德”反对美国的战争。我自然不赞成前者，但也无意支持后者。

这一过程里，我再次对康德特别是对“永久和平”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一个是出于尽管日本国家在战后宪法中宣布放弃战争，却依然向伊拉克派兵这一划时期的事件。战后宪法很明显来自于康德。然而，我对康德的重读，不单是从致力于“和平”，而是从国家与资本的扬弃这一点出发的。因为康德所谓“永久和平”不单是没有战争的和平，而是对国家间一切敌对性的废弃，即国家的废弃。

我不是从和平主义，而是从国家与资本的扬弃这一视角来重读康德的“诸国家联邦”构想。那时我想到的是，康德可以说是对“世界同时革命”的思考。他虽然支持卢梭式的市民革命，但预想到了那无法在一国实现。因为必然发生别国的干涉和侵略。康德构想法国革命之前的诸国家联邦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总之，这不是为了防止战争，而是为了让市民革命成为“世界同时革命”。

正如康德所担心的，发生于一国的法国市民革命立刻遭到了周围各绝对王权国家的干涉，外部的恐怖变成了内部的“恐怖（政治）”。并且，对外的革命防卫战转化成了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战争。就在其时，康德出版了《永久和平论》（1795年），主张设立诸国家联邦。为此，这被认为是和平主义的构想。但康德的目的不是没有战争的和平，而是扬弃国家与资本的市民革命的世界同时实现。其第一步就是诸国家联邦。这样考虑的时候，康德与马克思就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相遇了。

康德认为，诸国家联邦与其说由人类的善意，不如说由战争，因而也就会不可抗地实现。实际上，他的构想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得到了实现。就是国际联盟与联合国。当然，那是不充分的东西。但超越资本=民族=国家的道路只在这一方向上延伸，却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1] 弗朗西斯·福山从其师阿兰·布鲁姆学习科耶夫。但科耶夫与他们不同，对他来说，“历史的终结”的观念没有固定的意思，而是表示历史的巨大变化。历史终结处，社会将会如何？最早，科耶夫认为是变成“共产主义”。但后来，“历史的终结”被看成了美国的生活（动物的），甚至是日本的生活（史努比主义）（科耶夫《黑格尔解读入门——阅读〈精神现象学〉》，上妻精、今野雅方译，国文社）

[2] 关于康德所谓假象与超越论的假象，统整的理念与构成的理念的区别，请参照第三部第四章“联合主义”（349页之后）。

[3]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山下肇等译，白水社，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