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是政治损耗的重要推手-朱云汉
自转型以来，台湾不仅没有继续完善宪政体制，反而陷入蓝绿对立的困境。不仅政治议程无法推进，甚至民主体制本身也深受其扰。蓝绿对立问题，既反映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立，又以所谓的省籍问题为借口，而其中的中心就是228事件。
转型以后，国民党方面已承认228事件是政府对民众的镇压，并出台了相关的赔偿法案。而根据绿营的说法，228事件既是威权政府对民众抗议的镇压，也是外省政府对本省人的迫害。因此228事件的内涵，不仅是民主对专制的抗争，同时还是本省人对外省人殖民的反抗。在台湾结束威权政治之后，所谓省籍问题被继续强调、反复利用。因此在绿营那里，228事件实际上已经被政治化了，作为一个政治神话融入民进党的政治目标。
要还原真相，就需要诉诸历史事实。在228事件中，对抗国民党在台政权的主要力量是两类人。一类是日据时代殖民政府下的协作者和既得利益者。国民党接收台湾后，政治上主要依靠“半山”，即在日据时代依然认同中国，到大陆寻求发展的台湾人。比如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就是“半山”，很早就离开台湾到了大陆，加入了国民党，到接收时才重回台湾。殖民时期的协作者和既得利益者被边缘化，自然就对新政权不满，因此成为228事件中的领导力量。
在228事件中，对抗国民党政权的主力，则是日本军队中被遣返的台湾兵。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在台湾采取较为怀柔的政策，加强对台湾人的笼络，使其转化为日本扩张的协助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台湾招募了很多充员兵，投入到中国和东南亚战场。这些充员兵大多是后勤辅助部队，但接受的训练和洗脑都是非常彻底的。日本战败后，来自台湾的充员兵被遣返，他们回到台湾之后，没有职业，也没有出路。而充员兵接受的洗脑、训练，又让他们高度认同日本，并极端轻视国民党的军队。在228事件中，这些被遣返的充员兵是参加实际行动的骨干。
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到台湾后，推进了大规模社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改革，釜底抽薪地解决了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但土地改革损害了原来地主阶层的利益，同时地主阶层作为日据时代的精英，也是“皇民化”最彻底的阶层。因此，对这一阶层来说，国民党的统治意味着双重的剥夺。首先是财产在土地改革中被剥夺，只获得象征性的补偿；其次这一阶层文化认同已经“皇民化”了，日语讲的和日本人一样流利，这在国民党统治下就是“原罪”。由于这种双重剥夺，这一阶层当然是仇恨国民党的，自然就成了“台独”最重要的来源。所以， “台独”在文化上常常表现为认同日本，拒绝接受中华文化。而在政治上，“台独”反对国民党和敌视中国是一致的。本来，广大的台湾农民是国民党土地改革的受益者，但是受到这批政治菁英的蛊惑，使得“台独”势力在岛内坐大。
关于228事件的伤亡人数，不同的说法差异很大。有说死亡多达2万人，但真正有实有据的绝对不超过1千人。参照228事件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暴力程度，很难说国民党的镇压是大规模的。但是，绿营对228事件反复渲染，使其变成了一个神话，就像远古的传说。现在不论是台湾政界，还是学界，都很难去揭开这个神话，因为怕激起强烈的对抗情绪。但如果还原事实，如果当年国民党果真屠杀了2万人，台湾政治转型的结局一定不会这么平静，仇恨和报复一定没完没了。
我的父母在1949年到台湾，因此我也是外省第二代。但我作为政治学者，和台湾蓝绿两方都有比较多的交往，也有很多民进党的朋友，跟一些“台独”组织也有机会接触。我的观察是，在海外的台湾侨民在政治上要比岛内民众更激进、更偏颇，在媒体上的声音也更大。在美国的台湾侨民确实可能相信陈水扁没有贪污，他被判刑是政治报复。但在台湾当地，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很少。因为侨民社会都是同质性团体，只读他们自己相信的东西，听自己的电台，在思维上自我封闭，自我构建了一个很完美的剧本，像一群教徒那样每天相互取暖。
而在岛内，不论是蓝营或绿营，他的邻居很可能就是另一个阵营的人，他的生活不可能那么封闭。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政治现象，孤立、同质性的政治社团，会在封闭中不断强化自我认同和激进程度。美国有一些主张北爱尔兰独立的社团，其激进程度就要超过北爱尔兰的当地社会。
至于台湾社会内部的仇恨，其实和以色列、塞浦路斯的同类问题比较起来，根本没有那么严重。在岛内，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通婚很常见，三代之内出现跨省婚姻的机会非常大。如果仇恨真那么大，跨省通婚就不可能那么常见，也很难被接受。所以所谓省籍问题，很大程度上还是绿营政治人物的炒作。尽管这些炒作者可能在政治上已经边缘化，但这依然足以困扰、耗损台湾的民主。
媒体是政治损耗的重要推手
在台湾的民主体制下，除宪政制度的缺陷和蓝绿党派对抗外，媒体也是政治耗损的重要推手。在一定程度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恶化了既有的对抗和耗损。
台湾的媒体行业，当下正处于过度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中。台湾的媒体市场非常有限，就电视行业而言，台湾仅提供24小时新闻报道和评论的电视频道，至少有12个，美国也不过一个CNN。每个电视台都要在非常低的成本下，为几个百分点的收视率，争夺特定的收视人群。由于成本压力，电视台既无法聘用专业团队，也不能保证制作水准。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就走向非常辛辣、刺激性的风格，至少看起来会比较立竿见影。
电视媒体水准全面下滑，收视率机制的负面影响是决定性的。毕竟，所有的广告预算都和收视率直接联系，这支配了电视媒体的制作机制。但是，收视率机制其实不能反映受众和市场的需求。因为收视率调查中能搜集的样本，主要是中下阶层的受众，至于中上阶层的样本则很难被搜集到。因此，收视率统计往往更倾向于反映中下阶层的偏好，导致电视制作风格更加辛辣、刺激性化。在受众群体中，中上阶层逐渐被迫退出，只有中下阶层还会留下来，形成了逆向选择的恶性循环。在市场机制下，随着媒体水准下滑，高商业价值的受众退出，媒体的品牌和广告价值也迅速流失，广告收入只会进一步缩水。
至于文字媒体，相对于电视媒体，其自我定位原本较高。不过，正如电视媒体受制于商业化的收视率机制，文字媒体的主要问题是不能免于党派偏见，实际上沦为党派的宣传工具。此外，近年来商业化潮流也在侵蚀文字媒体行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黎智英的《苹果日报》。黎智英对《苹果日报》的定位是，让读者用原本要买一罐可乐的钱，买一份《苹果日报》。《苹果日报》是基于一种完全商业化的定位，为此可以打破媒体行业一直保持的传统新闻原则。尽管媒体人士很难认同黎智英和《苹果日报》的做法，但难以否则这份报纸在商业上很成功。既然如此，其他传统的大报只能跟进，而小报更是激进。事实上，黎智英一个人就搅得台湾的媒体环境翻天覆地。
媒体大亨黎智英
西方媒体传统上能保持水准和独立性，与其经营机制有关。很多通讯社、媒体，都是家族几代经营的事业，而这些家族也只经营一种事业，其地位相对独立超脱。但近年来，西方的很多媒体被资本买卖、交易，最后形成了默多克这样用资本控制媒体的大鳄，媒体独立性大为动摇。而在台湾，转型以来媒体还谈不上足够的独立性，资本控制的问题却已不可忽视。许多台湾的企业主都热衷于用资本控制媒体，甚至直接收购，他们并不指望媒体能产生利润，目的更多是控制媒体为自己所用，为此长期亏损也无所谓，当然更不会去关心媒体自身的水准。因为在台湾恶质化的媒体环境中，媒体有额外的附加价值，能提高所有者的地位。许多企业主收购一个亏损的媒体，因为手里有了媒体，别人就不敢打击他，他却可以打击、报复其他人。媒体丧失立场，沦为私人的工具，这是在台湾是很现实的问题。
电视媒体要提高收视率，文字媒体要保持发行量，控制媒体的私人要达到目的，其结果都殊途同归，就是媒体的内容转向耸动、煽情、制造谣言。被媒体紧盯的对象，除了娱乐明星，就是政治人物。所以台湾的政治人物，每天要耗费大量精力应付媒体。反对党用媒体释放消息，相关人等就要反应、澄清、反驳。受媒体和公众舆论影响，立法部门也会卷进来，不仅反对党会提出质询，本党的民意代表也不会放过表现的机会，因为他们要显示自己在监督政府，以迎合选民。要应付这些苛刻的指责和质询，足以让政治人物疲于奔命。所以政治人物是动辄得咎，很难真正思考、处理政务，推动政府政策。
在今天的台湾，媒体可以随便开炮，反对党可以丑化抹黑，民意机构的代表有免责权，而民众和舆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政治人物总是遭受诋毁攻击，即使澄清了，但一直扮演这样的受害者角色，他的威望和公信力不久也就消耗殆尽了。因此，很多社会精英就无心加入政府，或参与政治活动。很多资深学者受邀进政府做事，起点都很高，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兴趣。企业家被征询意见时，也同样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这是因为在台湾作为政府官员，待遇很一般，财产要申报，要被民意代表骂，私人生活被媒体紧盯，很没有尊严。况且京兆三日，能做多久也不知道。就此，台湾的政治运作就陷入了恶性循环，公众感到失望，对政治不再有信心，而政府也很难凝聚民心，制定总体目标，结果是群龙无首，各行其是。
台湾媒体的问题，已经不仅关乎媒体自身，也拖累到台湾的民主体制。媒体现有的问题，也不是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督足以解决的。
（作者系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本文是作者在春秋研究院“台湾民主：分析、评估与展望”研讨会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审定授权观察者网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