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激进主义不能救中国

编者按：本文是萧功秦教授在2012年5月中国力研究中心费城论坛上演讲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为：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因为演讲较长，本网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右翼激进主义无法促成转型

必须承认，两种激进主义都以简单明了而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只有揭示历史上两种激进主义造成的巨大灾难的铁的事实，才能破解它们的谬误。可以说，中国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近现代历史，就是左右激进主义造成此起彼伏的拉锯式的灾难的历史。

清王朝崩溃以后，辛亥革命志士们建立起西式的多元议会政治，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缺乏适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支持，难以起到有效整合社会的作用，从此无穷的党争与走马灯式的内阁危机层出不穷。1916年，袁世凯死后，全面搬用发达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临时约法”再次恢复，这就再次回到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由此形成的府院之争进一步引发了激烈的党争与张勋复辟，并进一步导致北洋军阀混战，此后中国陷入的五代十国式的碎片化状态。从宏观上看，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是二十世纪初期碎片化时期大灾难的开端，而这正是漫不经心的激进自由主义实验失败的恶果。

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造成的大分裂，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无法支持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政治体制，失败原因可以从制度与文化的无法整合来分析。

事实上，简单地移植西方多元民主体制来实现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的历史选择，从来没有成功过，苏俄政治休克疗法后建立的民主体制，造成了国家碎片化，由于苏俄国家财税体制完全瓦解，国家养不起军队，军队只有靠自己卖武器养活自己。接下来是国家强力部门也由于没有生计来源，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谋利，不得不与黑社会相勾结，黑社会势力如瘟疫般地大肆扩张，造成整个社会的全面黑社会化。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多党民主体制缺乏一系列社会条件的支撑，造成社会对政府有效监督体制的缺位，议会制下的掌权者又得以有恃无恐地将国有资产变成自己手中的财富，变成大寡头，整个经济产值曾下滑到原苏联的10%。以下。直到普京上台，利用强力机器对付金融寡头，把关系国家命脉的资源收为国有，以强人政治代替寡头政治，才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实行多党民主制在世界上造成的灾难，同样不胜枚举，南斯拉夫发生的对克罗地亚人的种族清洗，卢旺达作为少数民族的图西族中有77%的人，在1994年以后几年里，不幸被多数族胡图族屠杀而死，菲律宾与印尼发生的对华人的暴乱，都是相对贫困的多数族在民主的旗号下，被民粹化的政府煽动起来向相对富裕的少数族施行“多数人暴政”的结果。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反专制强人的“茉莉花革命”所带来的苦难，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利比亚的部落之争再起，“茉莉花革命”刚结束不久，无政府主义乱局就来临，卡扎菲之死不到半年，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利比亚人希望重新回到强人时代去。

左翼激进主义导向乌托邦狂热

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看到，左的激进主义造成的灾难，同样是有目共睹。左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右的即自由激进主义在中国失败后的因果报应。共产党革命力量通过集权的革命手段，克服了碎片化与无政府化在中国造成的灾难后果，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是中国走向新时代的开端。然而，“超阶段论”的左倾惯性思维在建国后进一步膨胀，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搞激进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的“穷过渡”。毛泽东本人在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集权体制下，也不再受任何社会监督与党内制度的约束，从此，左的乌托邦幻觉加上高度集权政治，使毛这个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也在这一体制下为所欲为了。在极左思想支配的集权主义体制下，他把一长制下的官僚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误读为“上层建筑革命不彻底”造成的“党内资本主义复辟”与“修正主义”，于是变本加厉地发动更为激进的、极左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是乌托邦平均主义灾难的恶性膨胀。

极左时代的中国人穷到什么地步？让我们听一听一位山西农民心酸的话：“公社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1978年农业部统计，此前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七十五元……。

左的激进主义为什么是错误的？概括地说，这种以乌托邦平均主义理想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模式有无法克服的弊端。一是抑制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即微观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激发的活力，其次，在集权的指令计划体制下，计划者的乌托邦冲动得不到社会上的任何抑制，这给社会造成的灾难可能严重到几百年后的人们也会感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三千七百万人被计划经济的大灾难夺去生命，这一数字与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差不多。

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全中国人与执政党精英的常识理性的觉醒，中国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如果说文革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它恰恰把极左平均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推向极端化，“漫画化”，这就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使国人提前半个世纪，从这种乌托邦迷思中觉醒过来。

要了解极左派的本质，最好的办法是看看红色高棉造成的灾难。上世纪七十年代红色高绵推行的，就是以中国文革为榜样的、以平均主义作为“最高原则”的、对社会的全面改造运动，他们要通过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重新建构一个由没有私心的“新人类”构成的、没有剥削的“公平大同”的乌托邦新世界。基于这一目标，红色高棉进入金边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金边所有居民统统赶出城去，让他们到农村去“战天斗地”，为了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他们废除了货币与一切商品的流通，他们还从肉体上大批量地、有计划地消灭了被认为“资产阶级复辟基础”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与华侨，我曾在柬埔寨参观过，当地导游是一位中年华侨，他亲口告诉我，到红色高棉崩溃时，全国只剩下七百多个中学教师。红色高棉对柬埔寨的革命改造搞得最极端时，社会上凡是懂法语的知识分子一律处以劳改或死刑。全国人口七百万人中死了近二百万人……。而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本人，却自称是真正的“左派革命家”，自称是毛的“好学生”，他的理想就是要在红色柬埔寨实现比中国文化大革命更彻底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位华侨导游多次充满感情地对我说，值到现在，他们才总算过上了人的生活……。如果说，“柬埔寨革命”是人间重建乌托邦的极左灾难的活化石，那么，它也同样是极左的个人专制主义灾难的铁证，它以极端的方式再次印证了左的激进主义造成的人间灾难。

既然左的激进主义乌托邦造成如此严重的社会灾难，为什么现在社会上的“文革左派”仍然还狂热地信奉左的激进主义？可以说，这与人类在遇到困境时的复杂深层心理有关，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深受挫折并感到不满与绝望时，总会把与自己现实中的不幸相反的价值、未遂梦想与希望，寄托于某种异邦图景上，文革中的大锅饭与平均主义，恰恰成为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分化深感焦虑的人们的诗情梦幻的浪漫投射对象，我们把这种人类精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移情与投射心理，称之为“文化浪漫主义”。只要社会存在着不公正，文化浪漫主义将始终对社会大众中的绝望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时这种吸引力会把人们引向乌托邦，如同灯蛾扑火一样，激起他们的幻觉与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