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选举-郑若麟

法国著名学者伊格纳乔·拉莫内在一篇影响甚大的文章《量身定制的民主》中有这样一句话：“华盛顿一贯以‘非民主体制’来贬低其敌对国家……而惟一能够逃脱这一诋毁的条件，就是‘自由选举’。”拉莫内一针见血地挑明了两点：一是在西方一手遮天地控制着主流话语权的当今世界，“民主”早已不是学术之争，而是道德之战；二是“民主”被简化为“选举”。于是，高举“选举”大旗，便占据了道德高地。

几十年来，中国就一直因此而被置于国际“道德被告席”上。今天是打破这一状况的时候了。

将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选举，进而将选举变幻成“是否民主”的惟一道德评判尺度，正是我所强烈质疑的。从理论上而言，民主就是人民主权；而在实践中，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可以从道德上定义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统一标准。我经常借用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描述家庭的那句名言：独裁都是相同的，而民主则各有各的特点。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间接选举）总统制，到德国的议会制、法国的总统—议会双轨制，民主体制历来就是五花八门的。民主从理论上的一致性，到实践中的多样化，恰恰是民主本身的特质，是民主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西方学者试图将这种多样化纳入一个可量化的标准，归纳出民主的五大特征：自由选举、多党、轮流执政、独立司法和自由媒体。而近十年来，反恐战争和全球化经济竞争使西方发达国家在司法、新闻、人权等领域均出现民主倒退现象，因而“选举”又被进一步突出、神化，特别是国家元首的普选制，成为西方退为维持自身道德高地、进为制约竞争对手的法宝。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超越西方学者对民主概念的简化，重返民主概念的原质。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属于民主的范畴，“以民执政（民有）、为民执政（民治）”是两大根本原则：前者指“执政机构内应有充分的社会各阶层代表”；后者指“执政行为应充分反映多数民意”。仅以“选举”来简化民主，我们便无法理解为什么欧洲人批评美国两党制无法反映复杂的社会阶级构成，而美国人则讥讽法国民主体制会出现民意代表违背民意（被全民公决否决的欧盟宪法被国民议会批准）的异象。

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若以国家元首直接普选作为“民主门槛”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几个民主国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被历史学家们公认为法国民主体制的确立。但当时占人口半数的女性根本没有投票权，法国也还是一个罪恶的殖民帝国，法国也没有直接普选总统。法国也还有着新闻（宣传）部（具讽刺意义的是，有新闻部的时代人的思想自由度和信息多样化的程度胜于今天没有新闻部的时代，因为媒体内部的高度垄断取代了国家控制）……但这一切都不妨碍法国自认、被认为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一事实是意味深长的。

它证明，民主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要从实践中而非仅仅从理论上去理解。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开始,迄今共经历了三个王朝、两个帝制和五个共和。从1848年第二共和国即建立有限选举制度（有趣的是，每次投票，多数选民都支持王国、反对共和）。但到第三共和国，法国才真正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也正是从第三共和国始，总统七年任期制成为法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现实，直到2000年才修宪改为五年制。法国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直到戴高乐将军于1958年9月28日通过全民公决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法国才真正实现全民直接普选总统机制。而总统连选连任不得超过两任的法律（多少照抄没有总统连选连任期限制的法式民主的法语非洲国家就是这样“选举”出永远当选的“终身总统”！），法国直到2008年才制定通过。民主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是同步的。从“民有、民治”两大民主原则出发，任何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人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轨迹。当中国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中国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领导人任期制，人民主权就已经成为现实。戴尔玛丝—马尔蒂进一步认为，2001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关键的“槛”，特别从是司法角度，标志着中国的民主进程进入不可逆转的最后阶段。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国家政权的构成还是执政行为，都在朝着反映大多数民意的方向发展。但正如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样，今天中国民主化程度距民众的要求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今天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民主体制。不能因为中国农业人口仍然超过工业人口、农村人口超过城市人口就否定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不能因为中国民主不完善、不符合西方今天制定的标准，就否定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的事实。如果真正按学者的高标准来衡量，“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完全符合民主理想，因为民主需要强者对弱者的绝对诚实，并彻底批判所有对权力的滥用”。

今天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出现的“选举异化”现象，正严重侵蚀其民主政体。民主原则本应保证社会的公平、公正。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却一直在拉大。公正是一个西方民主未能解决的问题。其原因正是因为“选举”日益取代“民主”。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反思，法国正在滑向某种“寡头政体”的陷阱，轮流执政的两党似乎代表的是同一个隐身幕后的统治集团的私利……用社会学家、记者艾尔韦·冈普夫的话来说，法国已经从一个民主国家蜕变成一个“寡头财团”控制的国家，处于“独裁与民主之间”。他的意思很明白：寡头财团通过对选举的操纵，已经从实质上控制了法国国家大权。事实上，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民主体制正在遭遇历史性挑战，似乎正在验证邱吉尔的预见：一个除了其他所有体制以外的最（不）坏的政体。当然，这是题外话。

更应指出的是，法国首先通过工业化和殖民掠夺，积累了巨额财富，才为其选举民主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任何倾覆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主建设顺序的政策，都将阻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以，在民主化进程走到普选这一步之前，首先要解决选举不能解决的所有其他问题：工业化、城市化、公民意识、法制、以及一定的财富积累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通过的“茹尔·费利教育法”（即建立义务、免费和世俗的教育体系）就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建立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更重要的，则是将民主原则结合国家历史、传统文化与民族现实，在实践中逐渐探索、设计和建设符合本国实际和民众利益的民主体制。

用“选举”来判定一个国家的民主属性，是西方自冷战结束以来始终没有停止使用的“舆论战”中的“精确制导的原子弹”，就是用来打击有可能成为西方潜在竞争对手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当民主被“选举”绑架之后，落后国家就很难再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我们甚至不得不问一句：这样地向中国鼓吹“选举就是一切”，是否有阻碍中国发展的“不可告人的战略目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些精英也天真地相信了“选举能够解决一切”的神话，以为西方的发达和富有是选举的结果；似乎“选举了，一切就会迎刃而解”。这绝对是一个幻想。更令人难解的是，我们的精英进而不自觉（或自觉地为西方火中取栗？）地以逆推理的方式，得出“我们的一切问题都是没有选举而造成”的荒谬结论。在这种思维逻辑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西方有意无意的刻意渲染下，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将生活中的所有不如意的事，均归咎于没有选举。于是我们便在潜意识里背负起“民主原罪”来。

在“民主原罪”的重压下，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因此被抹杀。中国一切都是“负面”的，而只要有选举的国家就一切都是“正面”的。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程度地也同样存在着很多与中国类似的问题。如法国的“毒减肥药（médiator）”曾造成至少500人死亡。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人、任何官员为此承担任何司法责任。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造成的“发展中的问题”，远远超过社会不够公正、公平所造成的问题。从国际视点来看，特别是从联合国的统计来看，中国（民主）模式实际上是全球化三十年来最为成功的模式之一。中国民众往往从执政者的政绩来衡量其合法性，而西方国家则往往是从其上台的方式来判断其合法性。当我们将被简化为“选举”的民主恢复其本来面貌、即从“民有、民治”的原则出发来衡量一个政权的性质的话，中国的民主属性是无可争议的。法国著名专栏作家帕特里克·贝松直截了当地写道：“如果民主体制是有可能存在的最佳制度，那就应该是欧洲购买中国的债务，而非反之。”因此，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不应再扮演“民主小学生”的角色，不应再动辄自我矮化，自甘做“民主被告”……

事实上，通过长年的观察、研究和对比，我认为与法、美等国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不比法、美等国差。一是任期制。法国总统任期制到2008年7月才通过修宪限制为两个任期。而法国地方政府领导人和议会议员则无任期限制。因此，法国国家领导人最长在位不过十年，而地方领导人却可以在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几乎可以终身当选。二是可持续发展。民主一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活的政体。学者法布里斯·费力泊于2005年12月发表在《MAUSS》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民主的未来。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三十年的高速不间断发展，证明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居于领先地位。三是全球民主化。中国民主试验不仅仅在深刻地改变中国，而且也在为世界提供榜样：因为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领军国家，而且中国也是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国家之一。与美国竭尽全力维护“美国霸权”的专制行为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这里还要提及多党制与一党制的问题。中国尽管有八个民主党派，但却不是西方的多党概念中的政党。仅对比法国执政党社会党即可理解其中的差别。法国现执政党仅有党员二十余万，明确地代表着法国部分中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法国需要代表其他社会各阶层的政党存在，以使执政机构中有自己的民意代表。而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高达8000万。事实上，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在党内都能找到代言人。一党多派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是一个具有独特传统文化的文明大国。历史上，被伏尔泰盛赞的科举制度曾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选拔机制。今天，法国教授米哈伊·戴尔玛丝—马尔蒂在其主编的《中国与民主》一书中认为，中国是一个“民主实验室”，正在对民主做着“非常重要的实验”，甚至对西方民主的完善也有推动作用。她举出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为例。其中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监察权”和“考试权”正是可以医治西方民主体制弊端的创意。所以，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告诉世界，尽管我们还有种种问题，但我们正在创立和建设我们自己的民主。

事实上，今天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对权力——包括公权力和资本的权力——套上有效的枷锁，才是真正实践意义上的民主，而非理论上的权力制衡。比如任期制。比如权力的强制性公开、透明（官员公布个人财产）。比如硬性的官员道德规范制度（不允许做裸官）。比如对暴富者征高税。比如严格限制金融投机行为等。我们应该从实践而非理论出发来评论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比如对全民公决的运用就会相对比选举更为实际，尽管全民公决也有自己的问题。因为全民公决来判定一个政权的领袖是否符合民意，比将手中一张选票投给一个从未谋面、仅仅通过电视画面来认识的候选人要靠谱一点。选举带来的问题，与其所解决的问题几乎可以等值。这个问题同样值得写一本书来讨论。此文不可能深入探讨……

拉莫内在《量身定制的民主》中还写道，一个国家即便有了自由选举，若选举结果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话，那也仍然被美国判定为“非民主体制”。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哪怕有一天我们也普选我们的领导人，也照样会被认为是“非民主”。我们为什么要为美国而自我鞭背呢？

在写完此文时，我的脑海里不停出现法国著名政治家乔治·克莱芒梭的这句流传至今的“政治俏皮话”：“战争是一件太严重的事，不能将它托付给军人。”我认为，民主也同样是一件太严重的事，不能将其托付给学者。

（观察者网按：本文曾以《不能甘愿做西方的“民主被告”》为题删节发表于7月31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此次发表的是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