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刘军宁先生的书斋里的革命-寒竹

最近刘军宁先生写了一篇题为《社会革命，还是宪政革命?》的文章。文中观点其他人也谈过一些，比如萧瀚去年写的《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二人观点相差不大，只是各有侧重。但总的说来，这两篇文章都是试图区分英美式的政治革命或宪政革命跟法国大革命及后来一系列的社会革命，并对社会革命带来的负面效果进行了批评。

如果仅仅是一种历史研究或政治学研究，这类观点在中国知识界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它指出了在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光环背后还有阴暗的一面。但是，如果把这种对历史的价值判断引申到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选择，就令人担忧了。刘军宁在文章中指出，“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革命是否可以避免，如果不可避免，那它应该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刘文的结论是，如果革命不可避免，应该是选择对既有社会改变有限的宪政革命而非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

用现实主义的眼光看，考虑未来“应该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这一命题是没有意义的。人类历史上每一场革命的性质都有其自身的现实根源和逻辑，坐在书斋里的文人并没有能力决定革命的性质和进程。与其空泛地谈论中国的革命应该是哪一种性质或类型，不如具体地分析，如果中国爆发革命，什么样的革命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能性？只有真实了解了这个现实问题，人们才能决定用何种态度来对待可能引发革命的各种因素。

关于英美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区别和优劣，西方学界谈了200多年。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是推崇备至，而对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1787年的宪法都视为革命不彻底的表现。上世纪初康有为等人批评法国大革命，但始终未在中国成为主流。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以普世主义为宗旨的革命思想成为了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

90年代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刘军宁等人开始重新评估英美保守主义的价值，“告别革命”的话语也开始出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社会价值转向。但遗憾的是，由于理性主义哲学在中国知识界的巨大影响，很少有学者能跳出理性主义的窠臼来检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很多人只是继续用理性主义的概念和框架来解读英国革命和英国保守主义，其结果不过是用大陆理性主义的概念外衣包裹了英国保守主义。蒋庆先生曾针对刘军宁先生对柏克的论述指出，刘军宁先生实际上是把保守主义的柏克自由主义化了，柏克真正的思想与刘军宁先生的理解相去甚远。蒋庆先生的这个批评是深刻的，并且适合于中国大多数自称为保守主义的学者。

关于英美革命和法国、俄国革命的区别，西方学界的著述如汗牛充栋，而中国近年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学者也不少。但这两类革命在思想根源上有一个重大分歧，却很少被中国学者所了解。英美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革命，其爆发是由于现实的具体事件，要解决的也是具体的政治问题。美国革命话语中也有“自由”这样的抽象概念，“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就曾响彻北美大陆。但是，帕特里克•亨利这句名言有非常具体的内涵，这就是摆脱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这跟法国大革命抽象地宣传“自由、平等、博爱”完全不一样。

英国革命以前尽管已经有像培根、霍布斯这样的哲学大家，但英国革命并不是在实现一种书斋里的哲学。洛克的《政府论》并非是要在英国唤起革命，而是在总结英国革命的经验。在时间上，《政府论》的发表不仅晚于1640年的革命，也晚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美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革命并没有设定一个尽善尽美的美丽目标，也不相信历史会在某一个点上终结，也没有预设的宏大理论体系来指导革命。

与英美革命不同的是，法俄革命在本质上是以普世价值为终极目标的理想主义革命。法俄两国的革命虽然也是发端于偶然事件，但决定革命性质和走向的却是革命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大半个世纪里，法国启蒙运动试图从思想上彻底割断历史的脉络，摧毁旧的思想和信仰，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抽象的概念作为人类社会应该追求的普世价值。

对于启蒙运动跟法国大革命的关系，柏克有过很深刻的论述：法国的这些政治文人喜欢标榜，崇尚革新，并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如法兰西学院和百科全书派。他们固执狂热。正是在这些法国启蒙学者错误的抽象理论指导下，法国革命最终陷入暴政。柏克的批评也许有些夸大了思想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但启蒙运动企图在思想领域确立一个理想王国，然后用这个理想王国来铸造现实社会的思想方法是有严重问题的。

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尽管有很深的社会现实根源，但俄国思想界从19世纪中叶起就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而来自德国的普世主义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乌托邦特点。1922年建立的苏联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基于一种普世价值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在70年后崩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凡是以抽象的普世价值为终极目标的革命几乎都是以自由民主开头，而以专制独裁告终。凡是“摸着石头过河”，在现实中逐渐探索发展道路的国家，虽然会问题重重，但总能避免掉入灾难的深渊。

但是，英美的现代化之路有其自身深厚的历史根源和条件，中世纪的唯名论、普通法传统、近代以来的经验主义、贵族与国王分权的大宪章等等，这些历史遗产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移植，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模仿英美的现代化之路，各个民族和国家按照自己的历史传统发展，恰恰是英美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精髓。美国保守主义大师罗素•科克总结了保守主义的六大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推崇事物的多样性，反对狭隘的一致性。这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百花齐放，而不遵守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

2000多年前，中国就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非血缘的编户齐民、土地私有、人员上下流动等平民主义的制度传统远比西方深厚。这个悠久的历史传统，决定了中国现代建国的平民底色。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进一步把平民主义推到巅峰，从而使得平民革命精神成为今天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基因。这个基因萌芽于晚清末年，在中国生长了上百年之久，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外国力量都很难彻底消除其影响。一般常说“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主题，自由主义和其他所有的思想流派因此都被边缘化了。总体上看，这个说法并没有错，因为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确实是在濒临亡国的危亡关头被迫卷入的。

但从世界范围内看，除了中国，当时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事实上都面临亡国的危机。所以，“救亡图存”并非仅仅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主题，也是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主题。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败，再到八国联军入侵，再到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确实濒临亡国边缘，“救亡图存”确实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但是，谁来承担历史重任？如何完成历史使命？这才是更为重要、更为现实的问题。

从宏观历史上看，中国当时不仅面临西方列强武装入侵的外部危机，同时也到了传统王朝治乱循环的转折点上。清王朝历经了200多年的历史后，中央权力的衰落，加之土地兼并，当时的中国上层社会已没有能力凝聚社会而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所以当时压倒一切的主题并非是泛泛而谈的“救亡图存”，而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凝聚社会，从而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由于清王朝已经进入不可救药的衰败期，社会革命成了唯一有效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革命而非“救亡图存”才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真正钥匙。

当然，这当中也有偶然性。如果当时的清王朝在保卫国土的战争中打了胜仗，或者说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打败了日本，清王朝或许能通过类似日本明治维新的改良运动，由上层社会完成现代建国。但历史不能假设，中国统治集团和上层社会在列强的武力侵略面前失败，使得“肉食者鄙”成为社会共识，社会革命家不得不动员下层社会进行现代建国。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决定了中国思想界的基本底色，决定了激进革命思想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中居于主导地位，决定了从西方传入的各种思潮不得不围绕着社会革命这个历史任务而变色。中国思想界这种激进平等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至今仍然没有改变。中国思想界今天最重要的两种思潮“新左派”和“自由派”不过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左翼平等思潮。

从思想方法上看，今天的“新左派”与“自由派”都承继了传统激进思想的斗争哲学和革命精神，对当下中国的现实都持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对于中国急剧的市场化转型，激进的“新左派”倾向于基本否定，而激进的“自由派”更多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可被视为中国百年激进革命思潮的继承者。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分歧仅仅是在对于中国百年革命的历史遗产和红色革命的现代建国的结果有不同看法。“新左派”把把今天的中国基本制度看成是百年革命最重要的积极成果予以维护，而“自由派”则对传统红色革命的现代建国和遗留至今的革命成果基本持否定态度。除此之外，二者在政治哲学上，在经济主张上都非常接近，并无本质区别。二者虽然相互激烈批评，但对当前社会现实弊端的批判却有相当一致；二者中的激进派都有“仇富”和“仇官”的相同倾向；二者都试图争当劳工大众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如果我们明白了上述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经过了百年革命之后，以平等为主要诉求的左翼思想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基因，“新左派”与“自由派”不过是从不同的方面继承和发扬左翼革命精神，这是中国社会无法演变成西方社会，更无法走英美现代化之路的根本原因。笔者在五年前曾撰文指出，如果中国爆发革命，这个革命最终一定会以比现政权更红。今天笔者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很多西方学者不了解，中国的平民主义土壤才是红色政府的基础，而这个平民主义土壤既包括大众的基本情绪，也包括思想界的“新左派”与“自由派”。

任何一届中国政府，如果过度偏离劳工大众，将注定会被边缘化。上世纪40年代末的红色革命，60年代中叶的“文化大革命”，1989年的政治风波，今天“新左派”与“自由派”对执政党的批评，在本质上都是中国社会的平民基因对官僚主义政治的矫正。在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如果全面对抗平民文化基因，将是一种政治自杀，因为中国大众的血管里流动的是世界上最为强烈的平等主义血液。

所以，希望中国爆发一场理性的、有节制的、由上层知识精英主导的宪政革命只是中国文人坐在书斋里的美丽幻想。在中国，只要革命的盖子揭开，无论揭盖者是谁，也无论揭盖者基于怎样的美丽理想，这场革命一定会转化为刘军宁所属的精英阶层深恶痛绝的社会革命，一定会引发大规模的血腥暴力，而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全国江山一片红。学者们可以在书斋里评价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但却没有能力选择革命的性质，更不可能主导革命。如果真的要坚守保守主义原则，那么努力消除可能导致革命发生的各种社会弊端才是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