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在越来越害怕沦为第二-王璞
奥运甫一闭幕，美国已经唱着圣歌欢迎胜利之队归来，英国人也在开香槟庆祝他们“体育体制改革”带来的成绩暴涨。包括《华尔街日报》等媒体都在报道，英国走出了一条通过重建和大规模投资体育部门来收获金牌的路子，而金牌又大大振作民族精神：“从1996年微不足道的15枚奖牌到2008年的47枚，英国过去15年在奥运会赛场的悄然崛起，这是国家主导体育取得成就的典型案例。”
英国的体育官员自豪地说，“不仅仅是参与，关键是要赢。”他们甚至渴望下一届延续传奇，“这将会向世界真正证明，这个体制真的在起作用。”国内已有人称之为英国的“举国体制”，并认为西方媒体对这一体制的称许——《华尔街日报》戏称为“帝国归来”——是对国内“公知体”的一记耳光。
不过，我在浏览这些报道时感觉，英国的“举国体制”其实比我们的更为高效，更职业化，企业化，高投资，高科技保障，别看中国的金牌还在英国之上，但在“如何举国体制”上似乎还得向英国学习呢。这一点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在答记者问中其实已经说到。
在英美各自的体育民族主义庆祝声浪中，自然也有批判的声音。也是赶在奥运闭幕，《纽约书评》发表了Ian Johnson的文章，谈体育领域的“军备竞赛”——又一个使用冷战语言的例子。文章作者认为，有两种欣赏奥运的方式，一种是看运动员的精彩表现和体育场上的人性瞬间；另一种则是批判乃至反讽的视角，对作者来说，奥运成为了“地缘政治和失败的公共政策的一次统计学调查”，个人在其中不过是“体制的产品”。作者崇拜叶诗文，但认为中国应该把钱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崇拜菲尔普斯，但嘲讽美国人越来越胖。针对英国这次体育大国梦的实现，作者更是尖刻得不能再尖刻：“奖牌榜上的神奇上升（是）一个典型标志，说明一个有落后恐惧症的国家把无数金钱投入了高端体育：现代版的阳具攀比心理”。
Ian Johnson的文字比国内公知体要俏皮有趣，也更有洞察力。但一切归为“体育军备竞赛”，终究还是奥威尔思路的后现代升级版。竞技体育成为烧钱的后现代产业链，这固然是一种异化，但是否需要为其它公共政策的失败负责，仍可存疑。文章结尾处作者认为那77个未获得过任何奖牌的国家和地区有福了，因为它们免于这场竞赛之苦。那些落后地区的人民就这样“被代表”“被祝福”，虽然作者在此意在讽刺，但还是流露出那种西方主流文化人的典型一厢情愿：“我们玩这个游戏很久了，发现它不好玩，有缺点，你们最好永远不要去碰它！”
美国网民欢呼奥运金牌数再一次超过中国
事实上，这种奥运会批判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在体育的所有问题中，某些人永远看不到其实还是有正面的力量。奥运成为了娱乐业，竞技成为了生产“自我感觉良好”的传媒机器，但人们为什么会需要从奥林匹克中获取这些哪怕有些虚幻的正面体验？还是回到开头的观点，奥林匹克一路走来弊病不断出现，但各国各民族都趋之若鹜，都需要通过它来实现特定的意识形态意图。这证明，奥林匹克的基点简单，开放，而又强大。中国古代有诗乐舞，孔丘说“诗可以群”，古希腊有悲剧和古代奥运，剧场里造就公民文化，古罗马则有贵族浴室和斗兽场。尼采在讨论荷马和竞技的文章中也曾说过，古典英雄都很残酷，但这残酷也是生命力的一部分，人们永远都需要去观赏和体验英雄的竞技。
尼采还说，古希腊人不喜欢没有对手的第一名，他们喜欢第二名后来居上，第一名被神惩罚。就在《纽约时报》夸奖英国民族自豪感的同一天，它还发表了另一份奥运报道，题为《两大赢家不得不成为对手》。题目有点耸动，内容却近乎“和稀泥”。作者一方面说奖牌榜前两名中美之间必然竞争，一方面又说这种竞争还没有情绪化，而且双方的强项不重合。文章中采访了一名美国奥运小观众，她说，“人们天天说中国是不是在技术上已经领先了，现在我们要证明我们在身体上领先。”而美国的女短跑选手们并不是在和中国队同场竞技，脑子里也是装满中国：“他们（指中国队）一开始把我们美国打惨了，我们今天决心好好跑，让奖牌数上去。”其实，这和美国近来的政治经济大国心态如出一辙：他们现在越来越害怕沦为第二，但同时又特别渴望通过寻找现在的第二来竞争一把，以振奋自己。中国是他们不断紧盯的那个第二。
总之，露骨的体育民族主义的强音，和看似到位的奥运大批判，我们都从西方那里清晰听到，这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通吃玩法。一方面批评体育的异化一方面渴望着“不得不”出现的敌手，我们对此应该置之一笑。当中国更深地卷入包括奥运在内的各种国际活动及其意识形态建构之中时，我们没必要也没义务按照这个话语逻辑玩下去。中国人应该按照自己的逻辑参与体育，去丰富发展奥林匹克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克服不复适用的金牌爱国情结，革新我们自己的体育民族主义。
4年前举办奥运时，我们和最初简单的“为国争光”式的体育精神相比，已有境界上的不同。今天，中国在奥运的大多数大项上都已经获得过奬牌，在赛场的各个角落你都可以看到中国体育人竞技的展现。不管成绩最终怎样，那让我感觉是一种最为美妙的“被代表”。一种好的体育民族主义可以让我们获得自信力，它不再是骄躁激愤的心理，而是“有自信，不自欺”，是“敢于胜利”的时代感觉； 它带来的感情淨化和精神提升是一个当代政治共同体所需要的正能量。 奥运代表团已凯旋；就在我写稿之时，刘翔也已经回到国内。让我们敞开心胸迎接同胞中的健美者们归来。
（作者为纽约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