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难以涵盖中国体育的现实 -寒竹

从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一开始，许多人对中国奥运团队的评价就跟举国体制这个标签分不开。举国体制成了许多媒体解读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成败的唯一依据。但是，中国在伦敦奥运参赛的项目达多235个，各个参赛项目的水平参差不齐；参赛运动员将近四百人，各个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临场发挥更是千差万别。用举国体制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来解释中国运动员在伦敦的表现难免在很多地方显得牵强附会、自相矛盾。在相当多的时候，一些媒体仿佛不是在解读中国运动员的参赛表现，而是在用运动员的参赛表现来证明自己的意识形态无比正确。一些批评中国运动员违背奥运精神的媒体可能忘了自己对中国体育的偏见已经跟奥运精神格格不入。

当中国的金牌在伦敦奥运会上一路领先时，一些媒体评论员说，中国运动员能够在许多项目夺金只是因为不公平的举国体制。中国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是大量的金钱和对运动员的残酷强迫训练换来的，这种金牌并不光彩。甚至有人断言中国拿的金牌越多越耻辱。但是，当刘翔在预赛时跨栏摔倒时，这些评论家又说，中国在举国体制下无法普及田径运动，而没有普及，就没有真正的高水准运动员，所以，刘翔在伦敦失败暴露出的失败是举国体制的失败。

显而易见，把运动员的成功与成败都放在举国体制这个没有边界的筐里，逻辑陷入自相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中国运动员能够夺得金牌是因为中国实行了举国体制，那么为什么中国在三大球及许多田径等项目都拿不到金牌？难道三大球及许多田径等项目跟羽毛球、乒乓球不是都在中国的体制下？如果说举国体制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运动员的失败，那么怎样解释孙杨、叶诗文能够在并非中国传统强项的游泳比赛中不仅各得2枚金牌，而且刷新了世界纪录？如果说运动员摆脱中国的举国体制就能够表现更为优越，那么从2009年就开始在体制之外训练的李娜在伦敦奥运会一开始就出局？

不仅举国体制的批评者对中国运动员在伦敦表现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举国体制拥护者的说法也是充满矛盾。一些人主张中国应该坚决实行举国体制，因为举国体制能够帮助中国在世界大赛上获得更多的金牌。人民日报甚至发表了《淡化金牌说法不可取 举国体制支撑佳绩》的评论文章。但是，中国今天在奥运会上的金牌真的是靠举国体制支撑的吗？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难道不比现在更“举国一体”吗？为什么那个时候中国的体育却远远落后于现在呢？

上面的问题说明中国体育的现实发展远比表面上的标签丰富得多，不要说举国体制，可能世界上任何一个现有的制度标签可能都无法涵盖中国体育发展的多样化现实。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体育体制确实是属于典型的举国体制。但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体育制度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政府1985年正式把体育列入第三产业。从1992年北京成立国安足球俱乐部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了足球、篮球、排球和乒乓球的四大职业联赛制度，而羽毛球、网球、武术散打等商业性质的擂台赛也已经形成。2006年，马琳以501万元的高价被陕西银河国梁俱乐部所租借，王皓以410万元被山东鲁能俱乐部所租借，这说明乒乓球职业赛的商业性质已经非常鲜明。这些商业性的体育竞赛很难说是举国体制这个概念的能够涵盖的。

除了各个体育项目的职业联赛外，体育明星的商业代言及广告已经成为中国一个巨大产业链。像姚明、刘翔、李娜、林丹等著名体育明星不仅给自己个人带来巨大经济收入，而且也给代言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各个体育明星跟电影明星一样，其商业价值在企业的竞争中不断攀升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体育明星的个人品牌转化为金钱的商业现象在以体育为政治服务的举国体制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除了市场的经济动力外，中国民间社会的主流意识也是推动中国体育以金牌为目标的一个强大动力。很多批评中国体育管理部门把夺取金牌作为主要目标，但却没有看到中国体育管理部门争夺奥运金牌的谋划不过是民间社会意愿的一种反映。很多人不愿承认，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奥运会金牌的背后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巨大压力。由于历史和其他复杂的社会因素，中国普通民众一般对奥运金牌的看重要远远超过西方普通民众，从奥运会上中国观众对运动员的激烈的褒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老百姓强烈的金牌意识。7月底，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在带队出发到伦敦前对记者谈到，中国目前的金牌战略确有问题，但如果“这次伦敦奥运会，哪怕是我们的金牌少拿了一点，老百姓能把你骂死。”肖天这句话并非毫无根据。根据《环球时报》在最近几天的网上统计，高达70左右的网民反对淡化金牌意识。所以，把中国部门对奥运金牌的谋划与布局看成是在举国体制下完成政治任务并不符合事实。中国体育机制以奥运金牌为轴心的根本动力是民间社会的巨大压力。无论这种金牌意识是否完全理性正确，但这种民意主流必须得到尊重。

有人把运动员的艰苦职业训练说成是举国体制所独有也是一种忽悠大众的神话。其实，在任何一种体制下，无论运动员的动力是什么，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在训练中付出的代价都是接近的。以为举国体制下运动员才会全部精力投入训练，而商业模式下的运动只是兼职训练的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有违科学规律。美国篮球优异表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NBA球员高强度训练和超强度的比赛频率。对于美国NBA的运动强度远远超过中国CBA的运动强度，中国的姚明和易建联是深有体会的。从科学的角度看，人类在竞技体育领域里的训练强度及科学性、参赛经验等与人类的竞技能力成正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世界上没有例外。所有在比赛中夺冠运动员的金牌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血和汗换来的。否认了这个最基本的人体科学事实，就只有种族主义的理论才能解释各国运动员之间胜负差距的原因。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体育产业在GPD中的比重还只占到0.52%。但是，中国的体育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够用举国体制这个抽象标签来涵盖。政府部门、资本、企业、民间社团和运动员个人都在中国的体育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跟在举国体制下体国家政治完全统摄体育的情况已有根本区别。预期未来，中国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还会不断发展和深化。但是，中国的体育发展模式仍然可能是多元混合的，任何一种标签都很难涵盖中国体育发展的丰富现实。对于人类体育来说，美国那样的彻底商业化究竟是不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唯一方向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从1896年奥运会创开始，奥运会将近在一百年间时间里禁止职业选手参赛，同时也反对以商业模式举办奥运会。在奥运会的创办人看来，体育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而文化的彻底商业化则有可能会伤害到文化本身。奥运会一直到1984年洛杉矶举办时才首次变为商业化，而职业选手也大致是在这个时候才逐渐进入奥运会。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体育发展都有自己的道路，都离不开本国现实条件。体育发展需要金钱是硬道理，但这些金钱究竟来自哪里？是政府还是企业？是不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能自己创造出经济效益？是不是所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机制都能够像美国那样把体育与商业融为一体？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政府和资本在体育发展中的不同比重跟各国的经济机制和体育文化有很大关系，而且常常处于不断的改革和变化之中。英国体育在传统上是一种非职业、非政府的民间活动。但为了在奥运会获得更多的金牌，英国于1997年成立了名为“U.K Sport”的政府部门专门负责英国夺取奥运奖牌的任务，政府投入的资金大幅度增加。美国华尔街时报把英国这次在伦敦奥运会上金牌数量大增的原因归结于英国政府的大力投入。从发展眼光看，各国的体育都可能不断地变革和发展，也都会形成自己的特点。政府和资本都不是体育的主人，体育最终是要回归体育本身。各国发展体育的道路仍将会是百花齐放，而不会按照一个单一的模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