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输给了规则-郑若麟
奥运看了五天，渐渐看出味道来了。原以为北京奥运之所以风起云涌，是因为在中国首都；看来自以为“饱经沧桑”的我还是天真了：奥运确确实实就是一场“和平时期的战争”。
看得见的竞争（金牌争夺）与看不见的较劲（开幕式、闭幕式、组织能力、管理水平等）早已“却战尤酣”。但直到世界女子羽毛球双打一号种子于洋、王晓理因“不以最佳竞技状态参与奥林匹克比赛”而被取消继续参加奥运资格之后，我们才真正能够体验今天世界的残酷现实：金牌第一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是一个体育大国、强国，对规则制定权的控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霸主”。
事实上，不仅仅是体育，在经济、在金融、在贸易、在国际政治、在世界舆论领域，真正的霸主，就是规则的制定者，而非最能适应规则、并在规则的限制下仍能通过超人努力而胜出的人（比如中国）；因为一旦规则制定者“被赢”的话，改变规则就是必然的。那么再努力去适应规则者，也永远处于绝对的被动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被”规则的国家，也就仍然离真正的“崛起”还有着相当的距离。
本届羽毛球赛制之所以一改北京奥运时的淘汰赛而为小组赛，根本原因就是为了限制过于强大的中国选手一统天下。北京奥运中国夺得全部 15 枚奖牌中的 3 金 2 银 3 铜。剩下的 7 枚奖牌也是亚洲人所夺。因此，伦敦的世界羽联决定临赛改制，其用心当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就是规则制定者的无上权力。本来，如果于洋、王晓理的对手非常想赢球的话，也就不会出现“争输”现象。当比赛双方都争输避胜时，显然就是规则出了问题。
如何才能判定预赛中球队或运动员“不以最佳竞技状态参与奥林匹克比赛”呢？这时，规则制定者所拥有的对规则的解释权，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霸权”。“不以最佳竞技状态参与奥林匹克比赛”的现象，在预赛阶段，特别是已经确保出线的情况下，几乎是惯例。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决赛成绩几乎永远比预赛成绩好得多。一些球队在小组赛已经出线的情况下，不是都把板凳球员都派上场进行“不以最佳竞技状态”来进行比赛吗？
1982 年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德奥联手将阿尔及利亚队挤出局的大丑闻，也同样引起全球舆论大哗。但规则制定者一句“符合赛制”，就一切搞定。确实，当规则被他人制定，被制定者就只能“打掉门牙往肚子里咽”。即便心里想输，也要做出争赢的架势。正如世界羽联明明是想限制中国和亚洲球队才改变赛制，但却冠冕堂皇地称之为“为了让弱队有更多的机会”。这就是既占实质好处又占道德高地的规则制定者的优势。
不仅仅是羽毛球。中国人在乒乓球上的天赋和优势，使得国际规则制定者绞尽脑汁来限制中国，改变球的大小、改变赛分制、限制球拍、限制发球、限制参赛人数……只是中国人的适应能力实在太强，因而才包揽了全部金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国在羽毛球、特别是在乒乓球上，早就是“春秋霸主”，但为什么却仍然无法跻身“规则制定者”的行列？中国曾出任过世界羽联主席，今天也还有着副主席在手。但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国上上下下迄今没有理解，规则制定和解释权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战略高地。而在这个领域是没有君子之争的。胜王败寇。事实就是如此残酷。
国羽混双斩金夺银
体育事小，仅涉及几枚金牌。问题是，在几乎其他世界上最重要的领域，我们其实都面临着争夺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的严酷现实。在世界贸易问题上，我们吃的亏还不够多吗？当我们遭遇“反倾销”战时，有多少人意识到，“反倾销”的规则是谁定的、又是谁拥有着解释权的？我们往往吃了亏，却还不知道在哪里吃的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用大量美元换回来的投票权也仍然少得可怜。在国际金融领域，我们更是处于“不设防状态”。拥有美元发行权者，不就是实际上国际金融规则的绝对制定者吗?
联合国安理会是我们惟一一个享有“特权”的地方。但我们也仅仅有一票否决权而已。且使用的次数还不及美国的一个零头。这证明我们还不怎么会充分利用这一权力。当你不会使用你手中的权力的时候，你就不会得到对手的尊重。应该承认，我们正在努力地学习之中。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是一个例子。在气候变“暖”和碳排放权问题上，我们联手金砖国家，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使得西方未能将某些绝对不公平的规则强加到我们的头上。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不得不为我们呼吸的空气而向西方交税……
这一次，世界羽联其实心知自己理亏，所以才表示处罚仅限于本届奥运，且将在下届比赛修改赛制。但至少在本届奥运，我们被规则打败，还被置于道德被告席上，这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从此不仅仅关注金牌，并举一反三，花大功夫力争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我们才能在今后的国际舞台上赢得体育（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才不至于在将来重演于洋、王晓理的悲剧。
作者郑若麟：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汇报常驻巴黎记者。其国际时事评论和报道，特别是海湾战争期间的报道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欲与郑若麟商榷请函至：[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