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印度-宋鲁郑
7月31日，印度发生11年来最严重的断电事故，全国超过一半地区、约六亿两千万人无电可用，受影响人数超过欧盟国家人口总和、美国人口的两倍。这是印度十余年来最严重、也是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停电事故。
停电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交通运输严重瘫痪、邮电延误、银行无法营业、电脑和互联网无法使用（这对软件业发达的印度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更有电子火葬场因停电而无法运作，出现遗体火葬到一半便无以为继的窘状。最危险的则是有四个矿坑因停电导致两百多么矿工受困地下。
有数据显示，在今天的印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他们所获得的电力供应，还不足以点亮一个灯泡。印度人均电力消费属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甚至低于朝鲜。讽刺的是，在接连两天发生大停电后，电力部长辛德却在31日晚间逆势高升为内政部长（印度政府称，这是内阁早就安排好的改组）。
再早一点：7月30日，印度一列火车起火，造成至少4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印度过去五年内，至少有1200人死于各种火车和铁轨事故。而更令人乍舌的，是26日印度饮用水和环境卫生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公开称印度铁路系统为全球“最大露天厕所”，更给出了印度随地大小便情况约占全球60%的耸人数据。法新社报道，这个拒绝实行计划生育、人口12亿余的国家中大约1.3亿户家庭没有厕所。
尽管外界已经习惯于印度的状况百出——全球媒体的冷漠可见一斑，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连续发生如此罕见（当然，以印度的标准算不上）的事件，还是令世界侧目。
尽管西方媒体一直对印度宠护有加，但这并不能减少印度所引发的全球担忧。由于其糟糕的经济表现：通货膨胀高企而经济增长迅速下滑、卢比大幅贬值、私人投资枯竭，已被认为是第一个即将破灭的金砖国家。
标准普尔威胁要将印度列为不适宜投资的国家。目前，标准普尔对印度的评级为BBB-，仅比垃圾级高出一级。在金砖国家中，这是最低的评级，也是前景展望为负面的唯一一家。《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告别不可思议的印度”的文章（注：“不可思议的印度”是印度国家旅游局向全球推介印度的官方宣传口号），指出“考虑到印度国内经济改革停滞，政治陷入泥潭，腐败十分猖獗，外资望而生畏，印度经济的确遇到了大麻烦”。
停电、火车事故、经济困局，这还并不是印度问题的全部。尽管印度独立六十多年了，而且还拥有世界上最大面积的耕地，也实行着国内自由派称许的土地私有制，然而到现在却依然解决不了百姓的温饱问题。根据每年更新一次的“全球饥饿指数”，印度在81个国家中排名第67位，处于高度饥饿级别。而被认为连年处于严重饥荒威胁的朝鲜还排名第29位。由此可以想像印度的饥荒程度。
在印度，受饥饿人口的数量要比埃塞俄比亚或苏丹受饥饿人口数量要多。营养不良的儿童占到了60%。根据印度饥饿指数，17个邦全都处于严重饥饿或严重饥饿级别以上，12个邦处在惊人的级别，还有一个邦处于非常令人担忧的级别。根据联合国标准，印度的贫穷人口高达四亿五千万，而印度的总人口为12亿左右。
印度的饥荒还有一个“不可思议”之处：尽管有些邦他们的饥饿指数很高，但是他们的经济表现却很良好。真不知道究竟是谁享受了这个国家的增长？
印度一直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印度严重的种姓制度和男女不平等却是长期无法改变的现实。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11年全球性別差距指数排名（2006年第一次发表），印度在130个国家中排名第113位，仅略高于部分歧视妇女现象普遍的伊斯兰国家（如沙特、也门、埃及、伊朗和土耳其，正处于内战状态的叙利亚也优于印度）。
而中国的排名为57位，高于欧洲的意大利、卢森堡、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更远远高于东亚两强日本（98位）和韩国（107位）。
除了饥饿、不平等，印度最令人诟病的则是严重的腐败。根据德国透明国际的数据，印度在全球排名大幅下滑至95位，而中国则依然沿续了反腐败持续提升的态势，目前处于第75位。
相对于中国，印度是一个整体上经济落后、社会严重不平等、高度腐败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经常被自由派学者拿来当作中国学习的榜样。这里面，竟然不乏世界顶级学者。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华人教授黄亚生、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
黄亚生先生在《“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有如下评论：“经济发展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藏富于民，一种是藏富于国，我觉得前者比后者优越，这就是我为什么我现在（至少是有保留）鼓吹‘印度模式’的原因。”
我们实在想不出黄亚生先生是依据什么事实或者理论把印度归于“藏富于民”的国家行列。一个建国六十多年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国家，一个还有四亿五千万赤贫国家的人，一个至少一半国民连厕所都没有的国家居然还“藏富于民”？黄亚生先生自称自2002年起年年都要去印度，难道他就没有看到城市繁华中心就有着无边无际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甚至都成了国外游客游览的一景？
印度贫民窟
黄亚生先生还这样写道：“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确实不如中国，但最近几年，它和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小了。”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2001年，中国（11590亿美元）还没有达到印度（4775亿美元）的三倍，2006年就是印度的三倍多（分别为25879和7198亿美元），2011年中国达到7.4万亿美元大关，而印度则为1.8万亿美元，连中国的四分之一都不到。经济学家黄亚生先生是如何得出中印两国GDP差距在缩小的结论呢？（作者注：黄亚生先生的这本《“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出版于2011年）
在这本书中，如此武断的结论比比皆是。比如当有人问他孟买应不应该学习上海时，他这样回答：“坦白的说，我觉得上海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孟买学习”。“十几年来，你可以看到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快，但居民收入却几乎没有增长”。
如果说黄亚生先生是从否定中国、为印度的落后寻找理由的方式来肯定印度，那么丁学良先生则相反：他承认印度落后，但结论却是印度这么落后都可以实行民主制度，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呢？
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了丁学良先生的演讲、报告、评论集《中国经济再崛起》。其中有这样一篇文章《印度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在这篇文章中，丁学良先生提出了四个观点：
一、印度的经验证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并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启动民主实践的进程。
二、印度的教育水平低，小学、中学、高等院校的比例都明显低于中国。到现在印度成人识字率不过61%(中国96%以上)。
丁学良先生认为，尽管印度全社会的教育普及率处在较低水平，印度的信息传播硬件设施也比较落后，但这并没有阻止这个庞大的国家实施定期的全国选举。
丁学良先生甚至转述并肯定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印度的民主体制建设相对而言稳定、持续，倒是得益于它1947年刚起步的时候，印度民众的教育普及率不高；若此，才可能使得国家最重要、最困难的政治事务基本上局限于该国受过良好教育——多半是英国式的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显然，中国已经失去了“最佳”的实践民主的土壤。
丁学良先生甚至认为以印度为参照，台湾民主化进程由于教育水平太高，造成岛内居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太广泛，太高涨，结果难免乱象丛生，综合成本太高。所以他的结论是：“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作主’”。丁先生是不是在说，只有在全民还没有觉醒、还没有当家作主的意识的时候，赶快实行民主化，好让当权者继续控制权力，替民作主。那么，为什么还要实行民主呢？
三、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仍然可以实行民主，而不一定如同苏联、南斯拉夫、捷克一样国家解体。
丁学良先生可能忘记了，在英国殖民时期，印度和巴基斯坦还是一个统一体，但当印度独立建立民主国家的那一刻，巴基斯坦选择了独立。而且印度首相甘地夫人被贴身保镖刺杀身亡就是由于宗教冲突，而她的死也导致上万名锡克教徒被杀。甘地夫人的儿子也由于卷入斯里兰卡的国家统一和独立之争也被暗杀。
四、印度的经验表明，议会民主制并不阻碍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
丁学良先生提出这个观点的理由是：自1991年以来印度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取得长达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可是丁学良先生想过没有，中国和印度相比，其经济增长时间不仅更长，而且速度更快。既然在丁学良先生的眼中印度的表现都可以证明它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度，那为什么表现更为优异的中国不能证明它所实行的制度的合理性呢？为什么不是落后的印度向走在前面的中国学习呢？
看完这四条，丁学良先生无非是说，印度虽然穷，虽然教育落后，虽然是多民族国家，但仍然可以实行民主制度，仍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那么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印度行，中国自然更行。
只是丁学良先生想过没有，印度实行六十多年的民主制度，为何仍然远远落后于中国？制度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如果按丁学良先生的逻辑，朝鲜也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尽管其饥荒指数和人均用电量却远远优于印度），但它却可以搞社会主义，是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搞社会主义？
其实，印度今天之所以落后，根源就在于它已经实行了六十多年的制度身上。这就如同中国前三十年落后，就在于模仿了苏联的制度。中国三十年就可以得出的结论，印度都实行六十年了，难道还得不出来吗？
从人类的发展史上看，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前实行以普选为基础民主制度而获得成功的（就是法国也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完成了工业化）。当然，具体到印度，自有其特点，我们可以来一一剖析印度选择他们的“不可思议”道路的原因。
印度之所以一直无法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加控制的人口爆炸。目前，印度人口已突破十二亿，再过不到二十年将超过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可是印度的国土面积还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经济在九十年代开始起飞，但失业率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上少有的例外。
放眼全球，在经济落后状态下，唯一的解决之道只有计划生育。事实上，印度是最早提出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但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下，哪个政党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哪个政党就会在选举中丢掉政权。1975年至1977年印度曾“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就是由于推行计划生育导致的。最后再也没有一个政党敢于逆民意而上，只能眼睁睁看着印度人口失控性增长直至生态环境毁灭的哪一天。可以说，人口爆炸不仅是民主无法解决的，反而是民主这种体制阻挠了问题的解决。
印度由于有着庞大的人口，其最大的资源就在于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因此，从就业角度讲，从发挥全球比较优势讲，印度发展第二产业，加工制造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印度却走向了发展软件业这种高智力、高投入但产业链极短、拉动力极弱、对解决大众就业无甚帮助的发展道路。
究其原因仍然在于民主。众所周知，要发展第二产业需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大量的可用的劳动力。然而，在印度，要建一条高速公路，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只要有一户百姓不同意拆迁，这条高速公路也得告吹。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印度也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原因。而严重制约制造业发展的另一大瓶颈：电力，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严重匮乏。
制约印度第二产业发展的第二个瓶颈是印度教。印度教对印度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种姓制度，二是提倡俭朴生活和无数的宗教假期。
种姓制度一是只允同一种姓的人在一起工作，二是泯灭做为常人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因此，在印度想在一地建立拥有大规模劳动力的工厂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不同的地方才能召集到足够的同一种姓的人去劳动。现在在印度的乡村不同种姓的人是住在同一村里的不同区域。事实上，印度除了贱民阶层外，另外四大种姓下面还有1500余种亚种性，不同种性的工作和思维方式都是不同的。而追求生活俭朴和宗教节日，则造成消费不振和效率低下。为此经济学专门有术语称之为“印度式增长”。
印度教之所以成为阻碍印度社会进步的障碍，则和它没有经历过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改革有关。如果建立民主制度之后再想改变就已是不可能的任务。拥有选票的宗教选民会反对一切宗教方面的变革。反观西方，是在经历宗教改革之后（以及工业化、民族国家的出现等诸多因素），才发展出民主制度。
影响现代印度的巨人有三位：国父甘地、首任总理尼赫鲁以及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法学博士安贝德卡尔尽管贵为宪法之父，但由于出身贱民，而无法在印度精英阶层容身，更由于种姓制度和甘地发生激烈冲突（甘地就是因为在南非受到歧视才投身印度的独立运动，但他却无法理解受歧视的贱民的命运和感受）。最后他临死前率领和他一样的贱民改宗主张人人平等的佛教。安贝德卡尔尚且如引，其他人可想而知。
不过印度教也有正面作用。比如忍耐，顺从。否则，一个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国家，一个五年至少有1200人死于各种火车和铁轨事故死亡的国家，一个一亿多人仅仅由于出身而被歧视的国家，一个1.3亿户家庭连厕所都没有的国家，一个事故就能导致六亿多人无电可用的国家，怎么可能存在下去？不妨想想中国发生一起动车事故、一起暴雨灾难所引发的举国声讨吧。
而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因素是：印度居然存在20多种官方语言（在钱币上都必须印上14种官方语言），1500种语言。
印中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默罕默德.萨奇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这样讲：“我去这些地方和去中国是一样的。什么都听不懂。我甚至吃不了他们的食物”。这造成劳动力只能在讲同一语言的地区流动，语言的分裂状态造成印度不是一个完整的全国统一市场。而这种差异，也增加了企业之间的运营成本。
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时期就完成了“书同文，车同轨”，民主化六十多年后的印度到今天都无力解决。事实上，民主对印度经济的破坏力无所无在。2011年9月，印度政府宣布将允许外资进入印度零售行业，也就是说，像沃尔玛这样的外资零售巨头将获准进入印度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里。这是辛格政府的经济改革举措之一。目前，印度的零售行业相当落后，占主导地位的是各种规模很小的商店。在改革者看来，外资零售巨头进入印度零售业，虽然将使众多小店主的生计难以维持，但同时却有助于遏制印度食物价格的上涨，缓解印度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但这样一个改革计划引发的更多是愤怒和反对。
大约一半的邦宣布将拒绝实施这项改革，工会扬言罢工；在印度国会内部，主要反对党印度人民党的指责声音最为响亮，似乎忘了该党10年前曾支持零售业对外开放。两个月后，印度政府宣布，允许外资进入零售行业的计划无限期暂停，辛格政府开放零售业的改革计划就此戛然而止。
印度的农业之所以如此落后、文盲率如此之高，也同样和民主脱不了干系。政治人物宁愿把补贴直接发给农民以换取选票，也不愿意建设必须的水利设施。政治人物宁愿百姓是文盲，更好控制，也不愿意消除文盲率。
尽管现在印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局和挑战，但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当前印度政治的话，最合适的无疑是泥潭。执政党内部、执政党与执政联盟之间、执政联盟与反对党之间，在土地改革、反腐败等一系列事关重大的改革问题都矛盾重重，改革计划几乎无从谈起。
印度经济改革的停滞，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印度政治家们忙于争斗，政治陷入泥潭。
2012年，印度各邦举行选举，2014年，印度将举行全国大选，在这两年时间里，绝大多数政客都要为选票奔忙，至于各种注定争议巨大、牵涉各方利益的改革计划，则肯定会被搁置一边。在经济困难的背景下假如出现政党轮替——目前为止无一国可幸免，辛格总理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也将可能逆转。
如果我们尊重事实的话，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印度实行了并不适合自己的制度，才是印度无法解决贫穷、日益恶化的腐败、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中国已获15枚金牌，印度却只有一枚铜牌的原因吧）
最后，本人突发奇想，假设黄亚生先生和丁学良先生，一个为印度落后辩护，一个认为印度虽然落后仍然可以搞民主，相逢在一起，将会撞击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还有一问：假如印度和中国的现状正好相反，作为海外华人，他们是否会像对待印度一样为中国辩护呢？
作者宋鲁郑：观察者网专栏作家，旅法政治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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