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 灾情发布中的政治技术分析-文扬

26 日晚官方公布了最新数据， 7.21 北京雨灾遇难人数已确认为 77 人。

灾后数小时媒体率先披露的数字是 5 人，很快更改为 10 人， 22 号晚间北京市新闻办首次发布官方通报，为 37 人。 24 日第二次新闻通报数据没有更新，直至 26 日晚北京市防汛办通报，到目前为止确认为 77 人。

显然很多人都低估这场雨带来的灾情。

从公众方面来讲，政府部门情况通报的速度太慢了。对此政府给了三个解释：一是遇难人员的甄别困难，需要提取 DNA 跟公安部门核实；二是为了力求准确，核实身份工作多次反复；三是北京面积大，搜寻遇难者的过程非常长。

这三个原因都是技术性的，实话说，都很牵强。北京市政府机构如此庞大的规模，现代通讯及其他技术如此先进的手段，若政府真想让公众多一点知道，早一点知道，没什么做不到的，灾后每 12 个小时或 24 个小时更新一次通报，决不会有问题。即使情况略有出入，但确保通报及时的做法，公众也能理解。

从 22 日晚到 26 日晚，没有任何数据更新的这整整 96 个小时里，在政府内部的灾情汇总和对外的灾情通报两个环节之间到底还加进了一些什么，为什么要加进这些“技术处理”，恐怕只有核心决策人员才知道。

从外界来看，对媒体和公众舆论的顾忌，会是其中一个因素。

一般情况下，舆论界的评论者们根据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发表意见。雨灾发生后，实际情况并不很清楚，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说遇难人数 37 人，公众舆论会得出一种意见，如果是 77 人遇难，多出一倍多，很可能会就得出另一种意见。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

因不同的数据而形成不同的意见，涉及到对政府责任、机构能力、官员水平的不同评估和认定，并由此直通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问题，直通维稳、全局、非常时期等最危险的雷区，这是任何政府官员都不敢等闲视之的大事。

面对这样一种敏感情况，官员们的困境也不难理解。首先，对灾情完全瞒报、谎报不行， SARS 事件到现在快十年了，老一套的做法肯定不能再用，即使不考虑对人民负责，甚至也不考虑对全局负责，弄不好自己也是要丢官。

但完全公开透明，什么都说，一点不瞒，恐怕也是不行。从对上负责方面来讲，总要起一点防火墙、防波堤的作用，替领导承担一些压力和风险；从对下负责方面来讲，总要起一点灭火器、泄洪渠的作用，替人民管理一下那些非理智的、害人害己的情绪和行为。

如此来看，在完全瞒报谎报和完全公开透明两个极端之间选择一个兼顾各方、平衡利弊的中间点，就成了一种符合中国官场“生存理性”和“行政理性”的最佳选择，成了一种实用的政治技术。正如这一次北京市政府的做法所体现的：一开始就高调表态一定会公开透明，但在发布信息时又实施一些节奏上的控制；最终公开全部真实情况，但在最为关键的几天里暂时压一压。

在我看来，这里其实没有什么道义问题，对此展开高调的道德评判只会把事情搞乱搞坏。既然政府、媒体、人民都是不同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纯粹的利益博弈，各自运用各自的技术你来我往地进行即可。

把政治技术化的做法，西方国家远比中国成熟得多，理论上有很多专门论及这套技术的专著，实践上也有大量成功的案例。如果将其视为“先进”，那么中国在这方面还应再继续“进步”才对。

此次北京市政府的灾情发布，其技术化处理的总体效果如何，现在做出评估还为时过早。但至少在一个方面已经有了实际作用：在救灾最紧张的几天里，对媒体上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凡事都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抓住各种机会攻击中国政治体制的言论进行一些技术性的遏制，不使大事受到无谓干扰。

毕竟，那些在网上慷慨激昂上纲上线，恣意汪洋一吐骂人之快的“意见领袖”们，除了沉迷于自己的道德自恋和文才自恋外，并不对周围任何具体的事情负责。

此文完全是一个针对政府行为的小角度技术分析，不附带任何政治立场。

顺便说一句，昨晚从媒体公布的遇难者名单中得知，本人的一位早年好友也在此次雨灾中不幸遇难。震惊和悲痛之余，在此也对其家人表达深切的哀悼。

2012 年 7 月 2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