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电视剧的红太阳能照多远？

《潜伏》、《士兵突击》、《浮沉》等三观端正电视剧不仅深受群众欢迎，也给很多热血知识分子带来希望——原来信仰从未消失，原来文艺作品仍然可以讨论严肃话题。第八届中国文化论坛破例把主题定为“电视剧与当代文化”。刘复生教授在会上感慨：“自以为是的‘纯文学’早就死了，可是一直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直到电视剧来告诉它。”

不过电视剧对我个人不是很重要，既不是我的启蒙者，也不能让我安放学者前辈们那种1980年代的人文热情。我只是旁观老师们的热情。近年只有《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电视剧我完整看了。看完之后热情立刻转入学习国共合作的历史材料，比如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热情不在电视剧里。

蔡翔教授曾经对我们说过一句话：你们这一代人还生活在我们这代人的热情和问题意识当中，你们需要表达你们自己的问题意识。

这并非是说我们彼此的问题意识就应该对立、排斥，而是应该互相包容进来，互相激活。比如前面有人谈到《甄嬛传》，批评它热衷于人性恶。这次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论坛其实把这类热播剧排除在外，但是不可能完全排除出去，心里面还惦记着它。说《甄嬛传》热衷于尔虞我诈的人性恶。不过请注意这里所谓“人性恶”的表现形式。学过文学和精神分析的人都知道，形式往往比内容更体现实质。《甄嬛传》有一个内核——斗争形式跟杀人游戏或者“三国杀”游戏非常相似，几年前港剧《金枝欲孽》也是这个道道。纯智力乐趣，当然跟白领们的办公室政治有相通之处，符合当代白领小资的情感结构。如果说这是人性恶，那么也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当代特征的。我又想起蔡翔先生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处理革命和污秽的关系？我们怎么处理主体与污秽的关系？“污秽”这个词不太好，过于贬义，就是指混沌、欲望之类东西。比如重庆一度压禁的娱乐业、比如我可以玩游戏玩通宵……现代人强调“自我”，这个“自我”虽然以启蒙和解放为旗，但其实与污秽有着深刻关系。我们不能封闭我们与“污秽”的通道，“唱红”的不足就在这里。

前面戴锦华教授提醒我们，在文学、影视学之外有必要建立一个电视剧学，要有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个完全合理，比如文学专业的文本分析法照搬到电视剧上就不足。但我有点别的感想，如果我们穿越回去，回到革命题材电视剧描述的那个时代，那时的人们可以不用考虑创造新的学科，而是在考虑如何创造新的政治生活，新的家国天下。我们现在却只能想怎样创造新学科，仿佛我们也只是电视剧的衍生品。

我们在热情讨论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时候，总是暗含着一些希望，希望电视剧能影响生活，能够保留一些革命遗产。这个东西也不是没有可能，我自己有些意外的观察：

我记得上一次大家热情被激发的时候是08年汶川地震，因为看见中国人罕见的奉献精神。那时大家热情暴发，纷纷做志愿者，进入一个非常状态。

地震后20天，我去灾区，遇到几个乌有之乡网站组织的年轻志愿者。以往一想到乌有之乡，我想到的会是那些言语老旧的老左派，不会想到有如此年轻人。我问他们怎么会成为乌有之乡网站网友的。有两个人说因为看了一部电视剧叫《恰同学少年》，被毛泽东的事迹感召了，觉得要思考一些以前没思考过的问题，要去做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我把这些细节讲给我的右派朋友听的时候，右派朋友如释重负，因为《恰同学少年》只是一部青春偶像剧，那些青年只是被偶像剧感召了，而不是真地被毛思想“毒害”了。不过在我看，他们是不是纯正的毛主义者有那么重要吗？今天的热血、正义并且有实践力的青年，原本就不须遵守各种主义教条。无论以何种方式，电视剧激活了他们，作为一个桥梁把他们引入严肃的生活，哪怕那只是一部偶像剧。

还有一个女生志愿者，很时髦很high，她有一个机会写一个电视剧剧本，大致叫《毛泽东遗物的故事》。她对毛泽东的作品和政治理论都不了解，吸引她的就是伟人气质。那种东西是没法被泼污者消解掉的，哪怕以世俗的青春偶像面目出现。这还提醒我们，比起电影，电视剧是一个大众更容易参与写作的事务。

进步知识分子始终在寻找能承担政治、社会革新重任的社会主体，当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未能名副其实之后，今天的主体力量在哪里？这还不能简单地用“中产阶级”之类来回答。之前有人讨论我们如何进入电视剧？仅仅当作文学文本来阅读？吕新雨和董丽敏教授谈《甄嬛传》时，谈到游戏的带入感。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因为这里涉及到一种新的主体，名字叫做“玩家”。你必须有足够的智力去奉陪，去玩好。你不喜欢铜臭，可是你能玩转市场吗？你不满意公知，可是你能玩过公知吗？你批判方舟子的科学魔教，可是你玩科学能玩过方舟子吗？你对张爱玲苍凉的手势起了鸡皮疙瘩，但是玩pose，谁不会？你也得会。今天学者们的发言非常精彩，我所希望的是能把学术语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媒体语言，能够玩转公共媒体空间，与公知共舞。是时候了。

(根据“电视剧与当代文化”论坛作者发言记录整理。本次会议的更多内容请见观察者网专题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