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勿走美国老路-陈平

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很大，看经济统计数字很难知道真实误差有多大。所以，中国人更注意实地调查。我刚去了江西，听当地的管理人员讲，井冈山旅游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0%，南昌下降了70%。我注意到南昌以外的高速公路的车流量非常少，看起来接近于东欧水平。值得有关部门严重关注。

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美国失业率在上升，欧洲动荡；新兴市场经济放慢，中国出口增长的形势不容乐观，5月份外贸数据的反弹可能只是暂时性的。

第二，去年以通胀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不明智的。控制房价的措施治标不治本，反而因房地产市场停滞使上游的钢铁、水泥等产业库存大量增加，内需也被抑制；加上高铁事故处理大幅降低基建速度等等，使宏观经济的刺激政策转为紧缩政策，这在国际经济危机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是不明智的。

如今，国内经济面临严峻的下行局势，政府将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从防通胀转为稳增长，我认为虽然这是明智的，但有所延误。去年将通胀作为主要治理任务，我就反对。当时的通胀主要是输入性通胀，靠升高利率、控制银根是不解决问题的。

调控不能照搬西方经济理论

事实上，这一轮宏观调控几乎又重蹈了2008年上半年的覆辙。其思想根源来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误导，包括凯恩斯主义的基本问题：即误以为在开放经济下，政府可以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整经济周期。因为西方宏观经济学是封闭经济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开放竞争的现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凯恩斯经济学，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控制失业率。最近30年流行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转而鼓吹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缓解通胀率，结果牺牲的是就业率。中国也是一样的。最近一次是在2008上半年，国内一批学者无批判地学习西方经济学，总被民意牵着鼻子走，通胀一起来，自然有民怨，政府就采取西方经济学标准模式，提高利率，收缩银根，以为这样可以抑制通胀，却忽视了输入型通胀和结构问题。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增加了新东西，就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给中国开的所谓“恢复平衡”的新药方。西方媒体，以及中国一些不明真相的媒体都在这么鼓噪。为什么美国会爆发金融危机，伯南克说，原因是中国储蓄多，消费少，造成美国借钱便宜，所以超前消费，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中美经济失衡。伯南克认为解决的办法是，现在应该倒转，中国应该刺激消费。刺激方法按西方经济学的标准做法：一，提高工人工资；二，拉动消费。中国老百姓不消费，是因为社会保障不完善，所以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老百姓就敢消费了。

2008年上半年，中国同时用上美国经济学家建议的四个药方：提高利率、人民币汇率上升、提高最低工资，推进社会保障。当时我就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

第一，中国最低工资不是政府决定的。大量出口的商品定价是沃尔玛等西方公司采购商定的，苹果公司利润达到50%-60%，中国工人只有2%不到。另外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超过美、欧、日、韩等国家，企业利润非常薄。提高最低工资，出口企业能不能承受？

第二，扩大社会保障就能刺激消费，这是西方神话。包括东欧、前苏联、美国和西欧的金融危机，政府社会保障负担过重是主要诱因。美国还有超前消费的问题，一碰到经济不景气，就还不上债，甚至要动摇政治根基。

美国的财政赤字，三分之二源于社会保障，其余是军备竞赛。再来看看中国社会保障医疗开支这些年上升有多快。用社会保障刺激消费，短期来看，可能对拉动增长有效果，但未来会给政府和家庭制造巨大的困难，是不可持续的。

稳增长、控通胀为何循环往复？

现在和2008年上半年碰到的情况很类似。当时美国金融危机还没有全面爆发，中国沿海工厂出现倒闭潮。当时的背景就是政府宏观调控在调高利率、抑通胀，还有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我当时到东莞去调查，问了一些地方领导人和企业负责人，他们说企业的劳工成本上涨了20%-30%，这些外贸企业利润总共才5%-10%，再加上人民币升值，企业生存很困难。中国税费制度，还在保护大企业。因为企业缴纳的社保税，是按企业平均盈利计算的，结果是小企业补贴大企业。

中国在2008年上半年采取西方提出的那四个药方，仅仅几个月，沿海出口企业大批倒闭，不仅是中小企业，还包括玩具出口的龙头企业，立即招来沿海地方政府的一片抗议。2008年夏天，政治局委员全体出动到各地调研，回来之后宏观调控的方向大转弯，从反通胀改为保增长，放松银根，人民币缩小升值范围，放慢社保推进速度，劳动法允许各地灵活执行。所幸，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就转弯了，所以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比较小。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台了4万亿刺激政策。其实只是给很多原本做好的投资规划一个出台的机会，比如高铁，本来就是列入规划的，只是没有预算；汶川的重建也是本来要做的。借助危机，加速基建，所以中国在金融危机的头三年表现远比西方好。

但是中国的4万亿投资计划，没有做好结构分配，钱投到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大量的钱借给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很多钱最终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造成了新一轮泡沫。所以没有结构调整目标的钱发多了，就热钱横流；没有效益好的投资项目，就投房市、股市、大蒜等农产品，甚至邮票和文物市场。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少杂音和泡沫。

从2000年之后，世界石油生产顶峰已经过去，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汽车销量在上涨。所以油价上涨不可避免，油价一涨，其他所有的能源、化肥、农药和所有的农产品都跟着涨。

中国的通货膨胀除了房地产有人为投机和货币超发的因素，主要还是由进口资源的成本上涨引起的，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劳工成本上涨也有重要“贡献”，所以传统的货币政策对控制通胀影响不大。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企业对利率上涨也不敏感。所以抑制经济过热，提高利率影响不大，只能靠贷款规模控制，却立即会使大批中小企业产生现金流危机，所以用收紧银根的办法对付通胀，老是走走停停，治标不治本，起不了多大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宏观调控，老是进行反通胀和保增长的循环往复，通胀刚起就收紧银根，经济增长就放慢，失业率增多。政府一看到企业不景气，又赶忙出台刺激政策，如此反反复复，打乱了结构调整的稳步前进。

房地产调控治标不治本

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学家没有想清楚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在目前国际分工的竞争形势下，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全世界最大问题也是就业问题。

当前宏观调控的核心是要结构调整。只有靠调整结构才能扩展就业渠道，减轻输入型通胀等结构问题。要调结构防止经济硬着陆，财政刺激政策的要点不是总量的新4万亿，而是要有选择地投资，投资要投到瓶颈行业，比如交通运输，以及新兴战略性行业，比如节能环保产业。但是，在投资这些行业的同时，必须配套税费结构的调整。

中国目前重视投资硬件，忽视投资软件。例如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就是交通运输。虽然修了许多高速公路，但是中国物流成本很高，这是中国高速公路收费不合理引起的。运费按运输成本计算，大卡车比小汽车贵。如果让开小汽车的富人，补贴开货车的大众；用中国财政收入来补贴，给运送农产品的大卡车减少路费或免去路费，就能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既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还能缓解与民生相关物品的通胀压力。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同样需要进行财税补贴的配套改革。中国的产业政策补贴生产者，不补贴消费者，所以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依赖国外市场，而非国内市场。光伏等能源产业大量企业面临倒闭风险，正由于此。

以电动汽车的推广为例，关键不在于电池技术，而在于充电网络能否产生规模效应。发改委或者强制让三大国企加油站配套，或者开放给民资。如果充电网络每公里一个，国产新能源汽车很快就会打败西方。

中国政府有能力代表全体老百姓的长远利益，在克服旧产业集团利益障碍的时候应该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中国要和西方国家竞争绿色产业，必须保护新兴产业，遏制旧产业利益集团。靠银行解决产业转型不行，转型问题要靠发改委规划、财政部配套，国务院统一协调。

整治房地产市场同样要调节中国的城乡结构和设置财产税。中国经济对房地产依赖过重，而房地产投机严重。沿海城市一方面房价高居不下，一方面大量空置房并存，原因是少数先富阶层把投资房地产看作比投资股市和研发更好的保值增值手段，造成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美国的千万亿万富翁都付不起空房子的财产税，那是地方政府教育开支的主要税种。房子是资产还是负债，完全取决于房产税的高低。所以，抑制房地产泡沫的主要国际经验就是征收累进房产税。

目前房地产的改革治标不治本，对新进的购房者限购，却不对存量房收财产税。地方政府不但在保土地财政，也在保护既得利益者。在美国房产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但中国中央地方的税收分配制度，中央分成多，地方少，所以地方得依靠土地收入搞建设。

根治房地产泡沫有两个办法，第一，中央降低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分成比例，让地方政府减少炒作地价的财税动机，第二，普遍财产登记，收累进房产税，促使存量房价格下跌，这才能改变制造业被严重挤压的局面。同时，也间接整治了贪污腐败问题。因为官员贪污的主要方式，就是利用权力低价多占居民用房。

回顾历史，日本、美国、西班牙、中国香港这些地方的危机都源于房地产泡沫。中国沿海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片面相信市场化，都在走它们的老路。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以和地方政府合作实验，找出一条比西方损失小的房地产去泡沫的改革经验。

搞利率市场化是重蹈美国金融危机覆辙

现在有人鼓吹对付硬着陆的办法是利率市场化，我认为这只会造成新一轮的投机。现在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就业问题、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不改变金融创新模式，而是推行利率市场化，银行会更加要去投风险小的国有大企业，投利润高的房地产，而不会贷款给中小企业。其错误根源在于盲目相信西方金融学的有效市场理论。

美国在1970年代推行利率市场化之前，为保持房地产抵押贷款的稳定，当时是分业经营的，储蓄贷款银行只许贷款给居民房地产，不许贷给风险大的商业房产，利率是控制的，所以美国房地产市场很稳定。石油危机出来后，利率倒挂，搞金融自由化，造成后来的储蓄贷款银行的危机。

中国房地产金融的落后程度超过美国，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以固定利率为主，风险由银行承担。中国是浮动利率为主，老百姓承担风险。提高利率，老百姓付不起分期付款，要么扔了房子，要么丢了工作。利率市场化不但不解决硬着陆问题，反而会推高金融风险。事实上利率市场化在民间已经展开了，黑市利率高达20%-30%。进一步利率市场化，只会刺激银行做高风险的投机。看看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的行为就可预测，利率市场化的银行不是去做向中小企业的贷款，而是去做高风险投机。

中国要做的是，是谨慎监控大企业的贷款，补贴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而且对银行的激励指标要调整，不能只将盈利做政绩指标，要将银行的贷款结构纳入考核指标，把贷款规模和就业规模挂钩，才能让金融为实业服务，而非为投机服务。

中国上一轮宏观调控中，真正危害性大的是银行贷款规模的总量控制。因为总量控制，好多民资企业贷不到款，只好去借高利贷。

目前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是要改革金融的商业模式和监管模式，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解决就业，这样中国才能避免下一步硬着陆。

吸取2008年宏观调控的教训，寄希望于中国政府走出新路子。

（作者系春秋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根据采访整理而成，文章发表于《社会观察》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