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无需大规模刺激-寒竹

2012年5月，温家宝总理在武汉市主持召开河北、辽宁、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要把“稳增长”作为经济工作的优先选择，由此释放出政府有意刺激经济的信号。讲话公布后不久，国务院发改委在5月底核准了广西防城港、广东湛江、首钢迁钢三大钢铁项目，其中仅前两者的总投资就已超过1300亿元。同时，对保障房的财政投入将加大；银行借贷开始放宽，其中铁道部更是获得了大额的银行授信。

消息一出，就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各方都在揣测中国政府是否会大手笔刺激经济，就像2008年的“四万亿”那样。但是到5月29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否认政府有巨额刺激计划，显然是给这种期待泼了冷水。

目前，世界经济依然萎靡不振，各方自然对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格外关注，因为一旦中国经济大幅减速，对步履蹒跚的世界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同理，如果中国政府出手刺激经济，各方无疑可以先松一口气，毕竟中国政府先前的刺激措施十分有效，并且拉动了世界经济。但如果过于看重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难以正确理解中国真实的经济发展。因为在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政府刺激的结果，尽管后者的角色相当重要。

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赖于两大基本动力，而政府只是扮演了保驾护航的角色。第一大动力，就是全体国民中蕴藏的致富愿望和创业热情。市场经济并不鲜见，市场化程度超过中国的国家也不在少数。但巨大的人口规模，强大的平民社会传统，竞争性的经济体制，使中国天然是个体经济和中小企业蓬勃发展的温床。当政府放开了对市场经济的限制后，国民对财富的追求和成为业主的欲望是其它保持等级文化传统的国家难以企及的。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从来无需政府大规模的刺激，相反政府为了维系稳定，常常不得不调控经济发展的速度。

至于第二大动力，要归结于中国巨大的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内部的巨大差距说明中国离一个经济均衡、发展饱和的发达社会还有很遥远的距离。这种落差给中国提供了至少20多年的高速发展空间，而市场法则和地区差异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会继续为中国经济提供动能。最近林毅夫对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发展的预测并非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在“放卫星”，而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

由于上述原因，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后，经济过热成为一种常态，控制通货膨胀和宏观调控也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关注点。但是，任何一种有倾向性的经济政策都有一个时间限度，当宏观调控持续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甚至挫伤企业的积极性，引发经济衰退。这时，政府就会重新调整政策调控力度。

以这种动态、历史的眼光来看，就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每一次刺激性政策的出台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对前一时期政策的重新修正。具体来说，是对前一时期防止通胀和经济过热调控政策的一种反向修正。2008年的“四万亿”救市方案和目前国务院“稳增长”政策出台，都不是一种孤立的经济政策，而是中国政府长时期经济政策中的一个环节。

2008年的“四万亿”救市方案一般被视为规避美国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的经济灾难。但许多人忽略了，这个刺激方案更多是与中国政府在2008年之前持续的经济调控有关。到了2008年下半年，持续了好几年的防止通胀和经济过热的政策已经影响到经济本身，政府调整政策方向成为趋势，国际金融危机不过是加大了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力度，而这种力度的加大，后来证明并非没有后遗症，这是2009年以后政府出台新调控政策的背景。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上摆脱了90年代后期的疲软，连续多年保持强劲增长，进入新世纪后开始出现过热势头。截至2008年，政府为防止经济过热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

2006年4月到6月，央行连续召开3次会议，要求各商业银行严格控制向中央政府限制投资的钢铁、电解铝、水泥、铁合金、汽车和房地产等行业贷款。

2006年6月和7月，央行两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每次提高0.5%。

2006年的4月和8月，央行两次提高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每次提高0.27%。

2007年以后，政府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从2007年1月到2008年1月，央行分10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最后至14.5％的高点。

2007年3月到2008年1月，央行分6次提高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将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提高到4.14％，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提高到7.47％。

2007年7月，发改委强调，在下半年坚持把防止经济过热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包括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人民币汇率来防止经过热，并且提出了防止通货膨胀的九大措施。

由于政府持续几年的强力调控，中国经济到了200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疲软现象，即使没有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经济政策也到了调整的节点，防止经济过热的政策必须让位于刺激经济的政策。此前一段时期经济政策的走势说明，2008年下半年政府推出巨额刺激计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身需要，是经济政策自我调整的需要。单纯把“四万亿”救市方案理解为防范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理解为中国经济已失去动力，必须依赖刺激维持，是缺乏根据的。“四万亿”的方案本身不过对过去几年防止经济过快、过热调控政策的一个反向修正。

中国经济在2009年强力反弹以后，由于房地产价格的大幅攀升和通货膨胀日益明显，防止经济过快、过热再度成为中国舆论界的焦点。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再度把2008年底以来的宽松刺激政策调整为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从2010年开始，政府在房地产和金融这两个主要的经济领域相继推出了严厉的调控政策。

在房地产市场上，由于政府无法用市场机制抑制飙升的房价，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来给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为此，政府在各大城市实行限购政策，并把大城市的二套房首付提高到60%。到2011年底，这种强力的行政调控政策终于导致全国房地产市场降温。

在金融市场上，央行在2011年一共六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每次提高幅度为0.5%，到2011年年中，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历史上最高点。

2009年以后经济政策的走向表明，今天政府提出“稳增长”不过是对过去两年经济政策的反向调整。事实上，早在2011年下半年，这种政策调整思路就已开始在金融界酝酿，，最近提出的“稳增长”不过是去年底以来政府政策的新的表述。

从过去20年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政府推出防止通胀和经济过热的政策多于对经济的刺激，而每一次对经济的刺激其实都是对前一段时间抑制经济过热政策的反向修正。展望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然具有高速发展的动能和空间，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来推动。以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是否出台，来判断中国经济的前景，只会引发误解。

中国作为转型时期的大国，政府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双重挑战。反映在经济政策上，就是政府的经济决策必须兼顾多重考虑，必须兼顾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促进就业增长，控制通货膨胀，抑制社会分化等诸多任务。因此，防止经济过热是政府长期以来关注的重点，但是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在一个方向上孤注一掷。严厉的调控政策实行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导致经济的萎顿，政府再适时施之以反向的矫正，就是水到渠成之举。

长期来看，在转型时期，这种符合中国传统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平衡之道，将继续指导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同时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如果只是孤立地讨论中国经济是否需要刺激，就难免一叶障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