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弃核”不足为训-江南

2012年6月16日，日本野田内阁正式决定将重启位于福井县的大饭核电站的3号和4号机组，预计3号机组将最快于7月8日发出重启后的第一度电，至此日本的“零核电”状态仅持续了两个月时间。当北海道的泊核电站于5月5日正式停机后，便有诸多猜测，认为日本“零核电”仅仅是一次政治作秀，挺不过夏天。但谁也没有料到，仅仅一个月零十天后，日本官方便做出如此决定。

事实上，日本从核事故发生至今，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多的是其自身发展中存在的，如科技水平落后，防灾意识薄弱，管理制度不统一，紧急状态下令出多门施救缓慢等等，中国及世界上大量核电利用国家跟进反省检查是必要的，若盲目跟随弃核则是愚昧的。尤其是中国这样“举国体制”利用核电的典型，日本的弱项正是中国的强项，若无自信力一味媚俗停运，必生后悔。

“弃核”的沉重代价

去年3月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日本政府要求各家电力公司对旗下所有核电站进行“压力测试”，测试结果由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与原子能安全委员会进行双重审查，全部完成之后再由政府最终判断是否重启。当日本宣布弃核时，即有日本媒体算了一笔账，为保证夏季电力供给，日本目前采用了火力发电，据估算每年要多花费3万亿日元用于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关键是就算不在乎钱，日本的电力设施根本就无法支撑夏季用电，缺口在15%左右。

（福岛核电站）

此前，日本政府甚至一度作出了15%的硬性节电目标来应对空前庞大的供电缺口。然而一旦付诸执行，如此大规模的节电措施无疑会对经济生产活动产生严重打击，更会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6月8日召开记者会，向全体国民表达重启大饭核电站的必要性时强调：“占发电总量三成的核电全面停止的话，日本社会将支撑不下去。关西地区15%的供电缺口更是从未体验过的严重情形。”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去年7月还测算，如果日本全部核电站停止运行，2012年度实质国内生产总值（GDP）最大可能下降3.6%，而国内产业空洞化造成的失业人数将增加约20万人。

据了解，日本并非是首先提出“弃核”的国家。早在去年3月福岛核泄漏事件发生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宣布德国将迅速淘汰核电，并在2022年底之前关闭德国国内所有核电站。尽管这一决定得到了德国80%以上的民众支持，但仍被业界认为富含“情绪化”。目前来看，这一决定确实有些“尴尬”：近期，波兰、捷克等德国的邻国纷纷表示要建立核电站，欧盟也批评德国在作出重大能源政策方面不同欧委会商榷。此外，德国本国的国家电网扩建、新建燃气电厂、新能源发展的计划上也都停滞不前。

据法国《观点报》5月30日报道：据德国高压电网运营商估算，放弃核电将使德国在未来几年损失2000至4000亿欧元。为了弥补放弃核电留下的缺口，柏林公布的电网新干线建设计划中，德国政府将在未来十年建设四条贯穿南北的电力新干线。其中，北部主要依靠太阳能，而南部和西部工业发达，因此需要更多的能源。然而，德国的风电和光伏等新能源发电，无论从装机容量水平、发电量水平还是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上都无法完全彻底的替代核电，所以德国事实上必须依靠进口法国的核电填补空缺，实际上只是掩耳盗铃地将核设施迁移到了邻国而已。

问题是，德国人精明，法国人也不傻，近日有消息称，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参选时曾经承诺，当选后会在2025年前将法国核电比例减少1/3，从75%降至50%，这相当于关闭24座核电站。试问，到那时，德国人去买谁家的电？

中国不存可见核电安全威胁

去年3月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中国国务院紧急启动了核电“国四条”：立即组织对核设施全面安全检查；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用最先进标准对所有在建核电站进行安全评估；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

目前发布的所有公开报告都显示，中国的核电站无论从建设水平，安全管理水平，还是拟建电站的科技含量，都远远不是日本所能比拟的。事实上，在牵涉电力，尤其是附带了核安全问题，国有建设体系，甚至是半军工色彩的建设体系，远远比日本的民营建设方式靠谱。

日本核电站使用的是二代铀钚反应堆，这个反应堆的安全性是二代核技术中最差的，且其一回路冷却存在很大缺陷，这点在国际上早就是共识了，但是其好处就是，可以顺带生产高浓缩钚。

日本京都大学原子反应堆实验所助教小出裕章去年6月推出了一本名为《核电是骗人的》的图书，一度稳坐日本非小说类图书的畅销榜单。书中揭露说：日本的电力系统规定“发电成本决定定价”，于是几大电力公司蜂拥建立核电站，57个核电站才产出了日本30%的用电量，为了消耗产生的核废料。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电力公司普遍用一种叫“文殊”的高速增值炉，它吞下铀和钚，制造更多的钚。该设备安全性极低。“文殊”在建造初期便发生泄漏，沉寂十五年，政府又在2010年试图开启，再次发生事故。甚至有专家怀疑，这些电力公司的生财之道并非“卖电”，而是“卖钚”，“钚”正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材料。

反观中国的核电之路，从1987年大亚湾核电站建造起便运用国际主流的二代核技术，中核集团成立后建设完成并网发电或在建的都属于二代半或三代核电站，其中三代核电站是与美国西屋集团联合研发的，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座投入商业运行的第三代核电站，一言以蔽之，我国核电发电量在发电总量中所占比重极小，远远落后于日本，但在核能运用领域的研究早就领先日本多多。

中国最新研究出的百万千瓦级自主知识产权的CP1000反应堆技术，采用“双层安全壳”，在普通核电站的安全壳外，再新建一层安全壳，两个安全壳之间采用负压设计。因此，即便有放射物能够穿过第一层安全壳，也无法排到第二层安全壳外。其采用18个月换料， 60年设计寿命，这都是三代核电的标准。同时，CP1000主要设备的国产化率可达到80%～85%。

核电研发实力是综合国力的体现，而有技术保证才有安全性的保证。秦山第三核电厂两台机组在WANO（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排名中已连续多次位列第一，连续六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以来，大亚湾核电厂在法国同类型机组的安全业绩挑战赛中，获得27项次第一名。

（日本民众反对核电）

当今世界，能弃核者几何？

日本人在核问题上的纠结完全出于无奈，如前文所述，日本离开核电，根本就无法充分保障用电，经济更是会大幅度后退。而这个问题，不仅日本存在，中国和其他诸多国家也同样面临。如有足够替代能源以保障中国在更高规模上提升经济，自然没人愿意发展核电。但是，这个“如果”目前不存在。中国的人口数是美国的五倍，能耗已达世界第一，而经济规模仅为美国一半，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也只是10%。

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能源是重要一块，其中不仅包括能源保障，还涉及使用何种能源。无论是煤还是油气，都有环境与气变问题。在2020年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时间节点面前，中国减碳排的压力并不小于核电威胁的舆论压力。

所以，日本不可能就此全面永远告别民用核能，中国更做不到。需要做的是竭力提高民用核能发展的安全可靠性，而非目前就与民用核能永别。要提高核能安全性，那就需对民用核能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如发电场选址（确保地质地理的低风险以及冷却剂供应保障）、反应堆本性安全设计、核燃料降温能力、系统压力控制、蒸气安全循环、系统液气对外隔绝、外来电能的绝对保障供应等，给予精心设计监管。

但是有一点绝对需要注意：在处理核问题上，“规模效应”是提升安全性的基础。道理很简单，发生核事故，无论电站规模多大，都是毁灭性的。而建设一个50万千瓦级的，和建设一个500万千瓦级的电站，由于投资不同效益不同，肯定后者用的安全防护资金远远要多，级别也更高，管理上更严谨。甚至从产业链上说，如果建设周期景气，各个生产和建设企业有钱赚，也就更容易抓好安全防护，杜绝偷工减料。一年多来的核电停滞期已经令很多施工企业奄奄一息，这倒是安全隐患的温床。

公开资料显示，国核公司正在全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的工程建设。下一步将研发CAP1700，发电功率可达205万千瓦，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核电机组，同时正致力于用最先进的技术满足分布式发电要求。中国政府在核事故面前没有盲信舆论压力，坚持正确的方向，未来甚至可能将跃升为核电技术输出国家，值得欣喜。

不放弃核电甚至要大力发展，这不只是中国的选择，崛起中的新兴国家和老牌核电强国也都没有放弃这块肥肉。

6月11日印度媒体报道，该国最大的核电运行商——BHAVINI公司正计划为其即将在卡尔帕卡姆建成的500MW原型快中子堆（PFBR）增加约120亿卢比投资。这座反应堆预计2013年运行，BHAVINI公司已开始安装安全围栏以防止反核人士的抗议活动。反核活动曾在古丹库兰核电项目（KNPP）出现过。

6月7日，俄罗斯官员在原子能展览会上透露：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Rosatom有意进入英国核能市场，并正为此着手相关准备工作。该集团已经在俄罗斯国内市场以及印度、土耳其和越南的新建核电项目。

美国人更是在这个领域大干快上。2012年2月上旬，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宣布批准美国南方电力公司的Vogtle3号和4号两台AP1000核电机组的建造和运行许可证。时隔34年重启核电审批，充分彰显出美国这一能源消费大国对待核电的“积极态度”。

综合而言，日本“弃核”是一次作秀，一次闹剧，其核泄漏危害值得警钟长鸣，但应该当做一个技术落后防护错漏的反面典型来看待，不足为训。中国作为崛起中的人口和经济大国，核电研发建设水平正大踏步走向世界前列，绝不该妄自菲薄盲目弃核，也无法做到脱离核电而在未来实现经济更高层次的发展。从世界范围看，“弃核”也仅仅是一种口号，绝非可以当真的“普世价值”。若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拘于言辞之害而畏首畏尾，徒令亲者痛，仇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