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为什么选择梁振英？-强世功

2012-06-19

【观察者按：此为作者强世功香港观察系列第一篇，后续观察将会陆续刊发，敬请期待！欲与强世功老师探讨商榷请致信[email protected] ，期待你的声音。】

2012 年3 月15 日，梁振英顺利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这是一次充满悬念的选举，也是一次充满期待的选举。尽管香港特区还没有实现行政长官普选，但在这次行政长官选举中，民意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这次选举可以看作是2017 年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一次提前预演，它在香港政制发展过程中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

当前香港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都处于一个求变的时代。民意之所以选择梁振英，就在于表达了整个香港社会求变的心声。梁振英若能带领香港社会走出目前的困局，无疑会使香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梁振英不同于此前的董建华和曾荫权，他是中央培养起来的香港政治精英。

在香港求变的转折点上，香港民意选择梁振英，也就意味着认同了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认同了中央对香港的管治，香港人心回归的进程由此可见一斑，其意义类似于年初台湾大选中民意对“九二共识”的背书。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中央、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能够捕捉到香港求变的机会，进行一系列改革，那么有可能把香港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进而使得香港在“一国两制”格局中积极推动中国迈向一个新的时代。

在2011 年行政长官选举开始启动的时候，人们并没有预料到这个选举结果。尽管梁振英兴致勃勃地宣布参加行政长官选举，然而香港社会、特区政府以及中央涉港部门可能都会预期唐英年将会是未来的行政长官。这种预期不仅建立在对1200 位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投票倾向的推测上，而且建立在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产生机制的合理预期上。

行政长官的产生机制

中央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只有中央认可的行政长官候选人才能当选行政长官。但中央治理香港始终着眼于民意，“一国两制”的模式本身就是考虑了香港社会的民意。正是基于对香港民意的尊重，中央在选择自己认可的行政长官的同时，还必须与香港精英阶层协商，获得他们的支持，从而最终获得香港民意的认可。由此香港行政长官可以看作是中央与香港特区之间相互协商、最终达成共识的产物。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中央、香港精英阶层与香港市民之间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第一任行政长官在香港回归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具有特殊性。董建华固然是中央认可的爱国爱港人士，但选择董建华更主要考虑了香港市民的支持，因为他同时获得了英国人的认可和香港工商界的支持，因为实现香港回归的政权平稳过渡，中央不仅需要与英国之间的寻求共识，而且要获得香港工商界的支持。2003 年香港爆发大游行，中央意识到到行政长官不仅要获得工商精英的支持，而且要获得公务员队伍的支持，由此在选择行政长官问题上，原来中央与香港工商界双方之间的协商就变成了中央与香港工商界和香港公务员阶层的三方协商，曾荫权出任行政长官就是在这种协商机制的产物。

公务员群体之所以进入到行政长官产生的协商机制中，中央主要看重其管治能力；而香港市民由于诟病“商人治港”带来“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而希望秉持“政治中立”的公务员治港不会偏向大商家。

正是基于上述行政长官产生的协商机制，人们自然会预期2012 年行政长官选举的结果是唐英年而非梁振英。唐英年和梁振英都属于中央认可的爱国爱港人士，梁振英也许更能获得中央的信任和认可，但唐英年背后工商界和公务员阶层的力量远胜于梁振英。况且在行政长官产生的协商机制中，中央并没有忽视反对派会更加反对“根正苗红”的梁振英。所有这些因素都使人预期唐英年而不是梁振英将当选为第四届行政长官。

然而，最后的选举结果超出了人们一开始的预期，因为在这个行政长官产生的协商机制中，忽略了中产专业阶层的影响，更忽略了香港社会民情的根本性变化，而正是这些变化最终凸显了民意在行政长官协商机制上的重要意义。

民情变化：香港对中央培养的政治人才的认可

“双英对决”的意义不仅仅是未来行政长官普选的一次预演。对于香港的爱国爱港阵营和中央而言，这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香港民情的根本性改变，意味着中央培养的香港政治精英终于获得了香港民意的普遍认可。要理解这种民情变化的意义，我们必须考察香港的基本民情。

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后殖民时期”，即港英继续通过原来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所塑造起来的基本民情，维持着心灵秩序上的殖民统治。由于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在香港回归之际的基本民情具有两个倾向：

其一，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然朴素的爱国情怀，然而却对中央和内地充满不信任，尤其是从1949 年以来内地的各种运动和清洗，迫使一些对共产党不满的人逃难香港，“恐共”、“惧共”乃至“反共”成为基本心态；

其二，认同港英政府的统治及其所推广的现代价值，尤其是自由和法治成为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由此对内地形成经济和文化上的优越感。由此，多数香港人对于中央在香港的主权行使充满了恐惧、不信任和敌对, 以至于“争取人心回归”被看成是中央在新形势下治理香港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培养的政治人才难以进入主流政治。

早在建国之前，中央就在香港的基层和知识分子中间培养爱国爱港人才，这就是香港所谓的传统左派，然而由于1967 年反英抗议运动，传统左派被彻底边缘化。1980 年代以来，随着香港政制发展和基本法的起草，中央再次着手培养政治人才，其中中产专业人士是中坚力量，然而1989年这个群体发生了分化，相当一部分人与中央决裂变，成了今天的反对派。由此，中央在香港培养的政治人才，除了在基层从事立法会和区议会的选举，高层专业人士花果飘零，而梁振英属于少数保留下来的政治人才。

香港回归以后，中央虽在也在培养人才，但是中央并没有权力把自己培养的人才放到特区政府里，因为是港人治港，特区政府有高度自治权，它有自己的独立的公务员体系，中央培养的人才也无法进入公务员体系。这难免存在一个问题，即中央培养的治港人才在体制之外，而特区政府自己生产自己的人才。中央唯一的渠道就是政治委任制度，由此几届政府致力于扩大政治委任，既为了巩固行政长官的执政团队，也为中央培养的政治人才找到了出路。由于香港民情对中央培养的政治人才充满敌意，很容易怀疑他们是共产党员。以至于曾钰成当选立法会主席就引发是否共产党员的争议，而这次梁振英的选举助理的共青团员身份更吵得很热闹。这就意味着中央培养的政治人才很难进入到特区政府的体制中，以至于中央主要依赖统一战线来延揽港英政府培养起来的精英人才来治理香港，董建华、曾荫权和唐英年都是如此。

然而，在求变的时代中，香港的民情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且不说刚才讲到的经济变化，就是在政治上，香港对内地的了解越来越多，早已消除了对内地“文革”式的刻板印象，反而看到了内地的发展景象，而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权也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从当年香港人对人大释法的反对到目前在双非问题上积极要求人大释法解决，就可以看出这种民情的变化。而在文化上，曾经风靡内地的粤语歌曲和港片走向衰落，香港的艺人和文化人纷纷进入内地市场，内地的大片和电视剧在香港则变得日益流行。

在这种背景下，反对派继续用“文革”、“专制”等抹黑中央和内地已难以奏效。香港人曾经的“恐共”、“拒共”心态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香港回归之后的多次选举表明，香港人认为立法会要选择监督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人，因此反对派占据了优势，而行政长官则必须是一个能够与中央沟通且能获得中央信任的人。这其实已经变成了香港的最基本的民情。

在这次“双英对决”中，反对派对梁振英的最大攻击就是他是根正苗红的传统左派，甚至是隐形的共产党员，因此反对派虽然在缩小贫富差距的理念上与梁振英一致，但他们更倾向宁要唐英年也不要梁振英。然而，民意选择了梁振英，这就意味着香港市民其实并不特别关心梁振英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关心他是否有能力带领香港走出困境。而中央事前并没有期待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反而是香港的民意选择了梁振英，这就意味着香港的民意认可了中央培养的政治人才。

因此，就像台湾大选为“九二共识”进行民意背书一样，这次行政长官选举无疑是对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权的民意背书，它标志着香港人正式在文化心理上认同了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香港已不仅仅是法律秩序的回归，而且是人心秩序的回归。从一九八二年中英谈判算起，三十年间香港的民情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无疑是一国两制的最大成就之一。从中央治港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假如中央与未来的特区政府善于把握和利用这种民情的变化，无疑可以把香港带入一个新时代。

强世功，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挂职），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代表作有《立法者的法理学》、《中国香港》等。此为作者香港观察系列的第一篇，后续观察将会陆续刊发，敬请期待。欲与强世功老师探讨商榷请致信[email protected] ，期待你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