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知识分子还是姿势分子？-萧武

2012-06-19

作为社会群体，公共知识分子不是陌生现象，早已有之；但作为概念，是19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从1990年代出现，到今天成为贬义词，才经历了短短的20年时间。任何事物都有其萌芽、发生、发展、巅峰、衰落和消亡的过程，这并不奇怪。但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今天还没有消亡，而其社会声誉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太健忘的人大概都还记得，1990年代初期，国内曾经有过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起因是随着市场经济大潮滚滚而来，知识分子或者下海经商，或者缩回书斋钻故纸堆，比起1980年代那种知识分子天天站在离地面一万米的高空启蒙愚夫愚妇们来，确实是显得气魄小得多了。于是有人惊呼，人文精神失落了。

随后，国内学术思想界大致分为两个阵营进行讨论。一方的看法是，知识分子还是应该专业先行，1980年代看起来热闹，实际上流于空疏，还是应当先把自己的专业搞好；另一方则认为，无论专业上是否立得住脚，知识分子都应保持对现实的关切，也就是要有“人文关怀”，否则便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

这场讨论卷入者甚多，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之前、如今国内学术思想界活跃的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各方面的人差不多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卷入过。讨论当然像后来的许多讨论一样，没有讨论出来什么成果，但各种各样的“人精神精神讲座”却不期然地活跃了起来，如《在北大听讲座》之类的书一时之间遍布坊间书肆，不甘于在书斋里坐冷板凳的人们也纷纷走出书斋，或做人文精神讲座继续启蒙事业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针砭时弊，从而形成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这场讨论的功过暂且不论，不过，自那之后，知识分子们就有了一个成为“著名学者”的终南捷径，无论在专业领域是否有成就或在知识上有贡献，只要登高一呼做有人文关怀状，就很容易获得传媒的追捧和观众的喝彩。

当年参与过讨论的人，往前看还是1980年代那些“青年学者”，往后看，这二十年来历次争论的主角也都是他们，如今多数已经五六十岁了，个个算得上“著名学者”了，都成了学术界的大腕，教授、博导乃至学校领导、政府高参之类的名头，很多人也都有了。不过如今的年轻人要是想看看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需要费很大精力。

比如方舟子，找了著名的法学家、名扬海内外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学术成果，居然发现20年来他根本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列出来的全是发表在大众媒体类报刊杂志上的“意见”。这当然算是有人文关怀，但大众媒体上的短文和在各种场合的讲演是否能算学术成果，这就只能由学术界通用的标准来评判了。不过，方舟子的质疑引来的是一篇骂声，为贺卫方辩护的人都认为，写一万篇几百年都不会有人读一遍的核心期刊，还不如批评“转复军人进法院”之类具体的意见贡献大。

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止是出现在贺卫方一个人身上，而是大量存在的。在贺卫方的拥趸们看来，贺卫方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他所提出的意见是否推动了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至于他的立论是否与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关，甚或他在专业领域里的知识贡献也与此毫无关系。

这种看法有无道理？当然有。但问题在于，“公共知识分子”除了公共性的一面，毕竟还是知识分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多数处于高校、国家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也即今天我们常说的“体制内”。可以说，他们的本职工作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在大众媒体上抛头露面、发表意见只是副业。即使是发表意见，也应当是在自身的专业研究领域之内，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支撑其在公共问题上的意见。

更重要的是，一般社会公众之所以重视甚至信任他们的意见，恰恰是因为相信他们有研究能力，知识比其他人更丰富，因此也更专业，更值得信任。比如经济学家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法学家就法律问题发表意见，社会公众可能会当做权威结论。即使如此，每个学科都存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隔行如隔山。比如一个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知名教授，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意见未必是可靠的；一个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对宏观经济问题也不一定有研究；刑法专家不一定对民法问题很有研究。

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恰恰是，许多人经常在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发言。比如现在媒体上的红人经济学家陈志武，其本人在美国耶鲁大学的专业是金融学，而他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评论性质的文章，而不是学术研究成果，极少在专业的经济学研究刊物上发表文章。那么他对中国问题的意见究竟为什么是值得相信的？这却是一个似乎不言自明但实际上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在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在媒体上，不仅现代文学教授就古典文学问题发表意见、刑法学者就民法问题发表意见已经司空见惯，而且我们更经常地看到的是，文学教授在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经济学家在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法学专家在谈历史问题。而且，越是如此，还越是被媒体和一般社会公众当成有公共关怀的表现。

不太夸张地说，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了全知全能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日本地震了，他们可以讨论非常专业的核技术问题；西南干旱了，他们马上会讨论水利问题；出现抗拆了，他们都会变成三农问题专家；出现影响比较坏的刑事案件了，他们都变成了刑法专家和证据专家。

进入网络时代，尤其是进入web2.0时代以后，他们不满足于在传统媒体上发表意见，纷纷将战场转移到网络上。相比于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言论尺度要大得多，他们也可以更加肆无忌惮。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言论可以更加不负责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说传统媒体还要考虑到自身的公信力而稍显谨慎的话，网络媒体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顾虑。

自由意味着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而在网络上的所谓自由完全没有成本、没有代价，不需要考虑自己偶尔从某个地方看到的一个事情是否属实，即可据此发挥，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体制”。由此，在新浪微博上出现了大量实名认证过的专家、学者经常性造谣的现象，但当有人批评他们时，马上有媒体站出来说，制造谣言是为了倒逼真相。到现在，“公知”已经成了一个带有强烈贬义色彩的词汇，失去了其1990年代以来经过长期努力才得到的尊重。

1980年代，知识分子不分专业，都一股脑儿地讨论文化问题，是为文化热；到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来，知识分子或下海或钻入课题项目，遂有公共知识分子之说；2000年以后，全球化如约而至，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公共的，但离专业越来越远，就成了姿势分子。但无论是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199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2000年以来的姿势分子，其实都是同一拨人。

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论证和理由，而在于他们的姿态，对于中国发生的任何事，只要和政府有关，都要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做反对状，这样才叫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虽然他们常常批判体制，但闯荡江湖多年，他们早已成了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是各个领域的学术霸权的拥有者。不仅享受着体制规定的好处，也享受了不少“市场经济”的好处，比如最近揭露出来的经济学家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堪称一桩丑闻。

如此看来，从最早参与文化热，到后来的职业反对派姿态，其实都不过是桩生意，姿态再高，调子再高，最后说穿了，也都是为稻粱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