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不应沉迷于概念游戏-寒竹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在“燕山大讲堂”的讲话，讲话的标题为《我国尚未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专家来谈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应该有相当高的专业性。但笔者读了此文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中国这种由国家包养的研究学院已经快变成经院哲学玩弄概念的园地了，中国研究体制的改革确实刻不容缓。这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教授在这篇题目涵盖面极广的文章中，既没有真正谈论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现实，也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更谈不上对中国当前法律体系的具体分析。文章几乎全由一些抽象的概念游戏和过去极左年代使用过的政治帽子组成。很难想象出这种讲话会出现在经过了三十几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此，本文仅就王占阳教授讲话中的三个命题进行一些分析。

一、不提建设是否就意味着已经建成？

王占阳教授指出：“邓小平讲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来十六大把它改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修改把“建设”一词拿掉了，这就把邓小平的整个意思都给颠覆了”。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邓小平的旗帜，而是是一面错误的旗帜，“修正主义”的旗帜。它从十六大开始出现，后来又被稀里糊涂地继承下去了。”

王占阳教授认为他提出了一个重大发现，发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面错误的旗帜、修正主义的旗帜，其根据在于邓小平的原话是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后来中共十六大把“建设”二字去掉了；而去掉建设二字，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大楼已经盖成，自认为几乎什么都已经是社会主义了，只需维持现状即可。坦率地说，王占阳教授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经院哲学的概念游戏。

根据中共在十六大中省略了“建设”二字，就断言中共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设完毕，这是一种典型的哲学诡辩。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处在流动和发展的过程之中，赫拉克利特讲“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之中”很形象地表达了世界的流动性。但克拉底鲁以河流每时每刻的流动性为由进一步断言人连一次都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那就陷入哲学上的相对主义和诡辩。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但人类必须根据不同事物的基本特征对其定性，否则相互之间就无法用语言进行交流。在现实中，“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是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两个并不构成相互否定的陈述，就像“王占阳先生是一位学者”和“王占阳先生是一位尚在继续学习的学者”，是两个并不矛盾的陈述一样。难道某人说”王占阳先生是学者”,就意味着王占阳先生的知识大厦已经盖成,只需维持现有知识而无需继续学习了？显然这种逻辑与事实不符。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百分之百、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没有的，但人们并不能就此断定世界上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所以，把中国界定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排斥中国仍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在中共十六大后，笔者从未在中国学界、政界看到有任何人说中国已经建成社会主义、无需再发展的说法。

第二，仅仅根据漏掉邓小平的两个字就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面修正主义的旗帜，这种上纲上线太过武断和专横。中国在上个世纪曾经有过对政治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都盲目崇拜的时代。但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这种字字照搬的教条主义基本退出了中国社会。像王占阳教授这种从缺少两个字就能发现微言大义，就能发现修正主义的事例在今天还真是比较少见。且不说省略了邓小平的两个字是不是就违背了邓小平的基本思想，就算是修改了邓小平的思想就一定是错误的吗？难道邓小平的言论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在今天的中国还在用修正主义来判定某一种说法的错误与否，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二，普遍幸福主义能够界定社会的性质吗？

王占阳教授在讲话中对社会主义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他强调，这个定义并非他轻率给出，而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思考和论证得出的。很难想象，在经过了世界近现代实证科学和哲学发展的今天，一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学术负责人会用这种古代人才使用的主观定义来定义今天的事物。这种空泛定义很难不让人想起古希腊哲学家喜欢用“普遍的善”、 “普遍的正义”这类缺乏具体内容的抽象概念来描绘理想社会。17世纪以来，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从传统的哲学中独立出来，实证性和经验性在学术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今世界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与古代包罗万象的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现代学者们很少再用缺乏明确内涵的哲学概念来界定各种具体的社会现象。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类概念，各国学术界主要是用来界定一个社会基本的、或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而非用来描绘一种人的主观感受。按照科学哲学的说法，“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根本就是一句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陈述，与经院哲学的命题一样，这个定义没有现实意义。“普遍幸福”这个描述可以作为各种对立主义的指称而并列存在。如果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可以用“普遍幸福”来界定，那么，资本主义，甚至任何一种社会主张或主义也有同样的理由用“普遍幸福”来界定。有什么理由说相信资本主义社会优越的人就不会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给社会带来普遍幸福呢？

今天各国学术界早已不用“XX主义就是普遍的善”这种前科学的混沌语言。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类概念，现代学术界更多是从经济制度，即产权的明晰程度、市场交换的自由程度、资源配置的具体方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政府对社会再分配的调节程度等等可以观察、量化的方面进行考察。至于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否能够给所有社会成员带来普遍幸福，则是另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无论不同人们的价值判断有何对立，但世界学术界的主流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基本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基本上还是可以达成共识以相互交流。王占阳教授的根本错误在于用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取代了现实的事实判断，而且这种价值判断先就武断地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即社会主义可以比其他主义给社会带来更普遍的幸福。这样，王占阳教授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就已经不是在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是在赞扬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因为无人能否认带来普遍幸福的主义就是好这个判断。笔者并不是要反对王占阳教授断言“社会主义就是好”这个价值判断，因为这并非本文的任务。笔者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是一句价值判断，而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王占阳教授的这个定义违背了学术界最起码的常识。

三、 西方发达国家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王占阳教授在讲话中还提出了一个挑战西方学界的大胆论断，这就是把所有的西方国家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发达国家的宪政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宪政而是社会主义宪政了。是不是社会主义宪政关键要看是否以普选制为基础。有普选制就意味着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以基于普选制的宪政就是社会主义宪政。现代宪政都是基于普选制的宪政，所以已经都是社会主义宪政，而不再是资本主义宪政了。”

这段论令人震惊论述的逻辑推理倒很简单：是否实行普选制是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西方发达国家实行了普选制，所以，西方国家已经演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这段推论也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资本主义无法实行普选制，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普选制；而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了普选制，这个国家就已经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种论述确实令人耳目一新。笔者在中西方政治学界从未见过这样大胆和勇于创新的论述。但是，人的胆有多大，不等于学问有多大，有时胆量与学问成反比。王占阳教授的这段论述等于是要改写整个世界的近现代历史和政治学史。按照这种王氏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世界上从来没有资本主义的普选制度。任何国家，一旦实行普选制，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一部西方国家普选制发展的历史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

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集中在欧美地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引领世界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

以此看来，整个西方学术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论述都基本错了。马克思当初不应该通过商品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基础，不应该写《资本论》、不应该通过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而应该以写一本《无普选论》来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桑巴特也错了，他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出于1906年，当时的美国虽未有普遍选举，但也有相当程度的选举，最多只能说美国没有普遍的社会主义，而不至于说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同样，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选择》一书的用词也错了，应该改写为《社会主义与自由选择》。

没有人相信王占阳教授能够掀起一场学术革命而改写全世界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史，对于这种荒唐的言论也无需花太多的笔墨。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中国出现这种背离世界学术规范的奇怪思想，是中国改革前的原教旨主义遭遇西方学术界冲击后的产物。这种思想的特点是用原教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来包装西方的普世主义，就像把中式马褂套在燕尾服上一样的不伦不类。

身为中国体制内的学者，王占阳教授以及跟王教授类似的学者们首先坚守了一个基本信念，这就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但是，在西方普世价值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下，这些学者们过去形成的关于中国的一些基本理念招架不住而崩溃了，于是，“西方国家优于中国”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基本信念。这样，他们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洽的两难境地：如何才能把“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与“西方优于中国”这两个判断融合为一体而不发生矛盾？如果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传统的学者，像许多“新左派”一样，会把“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和“中国制度优于西方”这两个信念并行不悖地坚持住。同样，如果是一个全盘接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学者，像某些“自由派”学者一样，也会把“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和“西方优于中国”这两个信念并行不悖地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无论“新左派”和“自由派”的理论是否符合事实，但在逻辑上都能够自洽，西方学者也都能读懂。

但对于像王占阳教授这一类的学者，为了把冰炭熔冶为一炉，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逻辑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西方优于中国，所以西方是社会主义，而中国则不是社会主义，最多只能说中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谁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谁就背离了邓小平理论，谁就是修正主义，谁就是不思进取的保守主义。从这种逻辑的推理过程看，论证西方优于中国是目的，把西方说成社会主义而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不过是为了说明西方优于中国。但如此一来，这种理论也就成了一种经院哲学式的概念游戏。陷入了学术上的混乱。世界各国的学术界很难读懂这种概念游戏。一种理论退化至此，已与中世纪用概念论证上帝全知全能的经院哲学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