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七零后，还有戏

【原题《还是趴着的比较像样》，删节版发表于《上海壹周》】

沪上民间剧社“草台班子”坚持活动七八载了，代表剧目《小社会》。《小社会》分第一卷、第二卷，马恩选集一样，看样子还会有第三卷。

两卷下来角色有些重复，残障农民、妓女、民工、穷要饭的，都是底层角色。除了这些还有谁？还有演员自己——飘在上海的内地年轻教师，扮演乡下伯伯和流浪汉；光头体硕的建筑设计师，扮演警察和有闲人士；唠叨白领男，扮演自己为病父幼子奔忙。头发花白参加过1968欧美革命风暴如今来中国任教的美国老教授，本色出演穿越时代的影子，向剧场众人朗读马列原著，朗读当代墨西哥农民起义领袖、丛林专栏作家马克斯的信件。青年业余演员们以自己的身体与他人的身体碰撞，凭籍肉身来沟通社会。他们演建筑工人，就在观众面前一块一块抛砖头，让观众紧张的同时，把思考也像砖头一样扔进戏中。给小资观众读《共产党宣言》，真像砖头砸上脑袋。

他们是谁？愤青、公知、屌丝……这些词都不合适，高富帅更不相干，要我看，是一群还懂得趴在地上是什么滋味的人。

第二卷有一幕，演员庾凯饰演打工妹进城，拖着拉杆箱土拨鼠似地乱晃，嘴里哼着“穷二代已成长，外面闯荡一站又一站。新一辈的梦想，都装进拉杆箱。看世界跟电视里太不像，没靠山只好多流汗，广告牌眼前晃，在奋斗道路上，沙尘暴它从天上降，灰头土脸的我睁不开眼。挣钱要挣很多钱，就像有钱人那样。”然后竖直拉杆箱，爬上去想要上天摘星，一次次摔下来，一次次爬上去，直到摔趴地上起不来。

《小社会》剧照

较真地说，社会学家早发现穷二代民工和戏剧里描述得不一样。我看到的农村少年，天天电视里看超女、网吧里玩游戏，早就心猿意马，没了第一代民工忍辱负重的品质，不爱流汗爱做梦。邻居家保姆儿子的故事比戏中生动——不愿打工，逼着农村爸妈买车，然后开黑车讨生活，被竞争者打折腿。同样是血汗，质地不同。再较真地说，民工的社会资源也不是一个行李箱可以象征的。我见到上海宝山这里，开三轮的大多是安徽人，开复印店的大多是湖南人，有门有槛，并非孤立个体。不过这一切不改变他们是底层的处境，也很少进入艺术。草台班子坚定地把视线投过去，并且亲自趴倒。想要表达对底层的关注，不经意间揉进自己的情怀。什么样的情怀呢？

散场后，意外发现演员一半是70后，也有80后，但孩子也三岁了。热心开车送我们回去的主力粉丝也是70后，谈起人生，有类似的感慨。童年期这个世界还没有花天酒地放浪形骸，所以大多是善良老实孩子，不像80、90的能豁出去，无论卖身还是做公知样样都泼辣。70的，终归有点难自弃。

70、80这种话题太笼统，却挥之不去。沪上文化名记石剑锋把从60尾巴到80初出生的作家统称为“中间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大多隐忍朴实。我觉得，中间代有志青年，值其弱冠，大时代已终经，却不能在小时代如鱼得水，总有点不合时宜。可贵又可叹的就是这不合时宜。至于中间代文艺青年，则越是趴着的才越真实。

庾凯演小姐、演打工妹，身体动作都到位，能趴得下去。但是一站起来发言就有点玄乎——“我还是觉得，现在是个很好的时代呀，因为很多人的能力可被组织起来，变成一架巨大的机器。就像个巨型机器人，许多个人服从于其中的一个小局部，然后行动起来，它能量无比，想干么就干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貌似在表现打工妹的执迷不悟，但我以为现实中执迷不悟的打工妹会说：“我还是觉得，现在是个很好的时代呀，有梦想有努力就能成功，人人都可以追求自由的生活。”然后一边哼唱凤凰传奇的“在你的心上，自由地飞翔。”庾凯说出的执念却是组织、工业化。貌似是编剧生搬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结果，要不就是《1984》之类看多了，不合时宜，两边不讨好。

这不是个例，他们用身体呈现的，比用大脑呈现得更多。“新德国电影”奠基人克鲁格说：肠子往往显示比大脑更高的智慧，肚子比脑子真实。这话意思不是崇拜下半身，而是寄希望于残存在身体内部的正义感。因为空气中满是甚嚣尘上的观念，脑子首当其洗，身体则好些，趴下去时候更能躲开那些尘嚣，听见自己的心跳。

戏中碰壁苍蝇似的中产男，为了给病父买特效药四处奔走。演员喊着药会吃死人，理论也会，所以对各种政治词汇各种理论都不屑，表现出了中产的傲娇感。戏中同一个演员怒吼了一段长达5000字的吐槽，主题是“我叫你什么？”“我叫你同志！叫你先生！叫你小姐！叫你老板！叫你大老板！叫你师傅！叫你兄弟！哥们！服务员！服务员听见我叫没有？”这段长篇吐槽仿佛语词大爆炸，把中国人社会里的各种命名炖在一起，“主人”与“服务员”齐飞，“共产党”和“共和党”一色。新中国六十年来的词汇本身就是一幕含义丰富的大戏。中产男对于影子遥寄来的马克思主义启示不甚了了，只是希望孩子不要再面对这样的世界。点到为止，把思考留给观众。

中间代文艺青年，没有泡沫盛名之时，写的东西还有点真实。路内的《少年巴比伦》以一颗脆弱的心，折射出90年代被瓦解掉的工厂人生。石剑锋说70后作家是沉默的一代，和权钱都没啥关系，可能更加体现出崛起中的中国的普通人经历，不像80后作家整日是校园、青春、咖啡馆以及民国范。值此中国升至G2之时，所有诅咒或者赞美中国政治经济的大腕们，都无暇处理那些90年代以来的社会痛苦。借用拉康的说法，被屏蔽的伤痕总是会以各种方式重返。中间代无意中在作品里反映了这些伤痕。

对于资本主义大神来说，《小社会》的控诉简直是小菜，激烈千万倍的控诉和反抗它都见过。所以《小社会》只能像个幽灵，想要呈现当代矛盾，却力不能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大概是身体上的记忆，若隐若现，没有深思熟虑，也不会放弃。

别人要不得道成仙，要不得道成妖，只有中间代始终是游魂。不过他们稍稍得道的，就立刻找不到北，稍有名气的就不知道自己是谁。比如微博上有一杆子70后成功作家，以傲娇为业，没事就嘲笑雷锋邱少云，以此表示自己没被洗脑。这是70后的另一种不合时宜——叛逆也叛逆不到点子上。精神上趴下去了，就不足一谈。

还是趴地上的好些。我认识一群国企里的年轻文学作者，上班郁闷，下班写作。都是被余华、苏童们的作品引上文学道路的，出手都是先锋派风格，如《小社会》的叙事技巧那般。他们的大脑还是被80年代牵着走，比如认为自己的苦都要怪毛主席。好在写作时候动用的是身体，是直觉，是没有被知识分子洗透的部分。他们的先锋也未脱草根气，还能保存那点草根经验，写出了当代工厂里的冲突，赛过憋在豪宅里搞文学的人。比如余后华，用先锋叙事写行车工的无奈，令人耳目一新。一边看五一节新闻联播里张羽在表彰行车工劳模时候把“行”字错念成xing音，一边看余后华小说，反差之间，觉得这文学还有戏。

为艺术而艺术固然偏执，我更担心的是为关心社会而关心社会。有人给《小社会》写评论，第一句话就是惊喜：“原来有这么多同类，一直在关心着中国的命运！”现场观看的学生、教授也表达这个感觉，教授惊呼戏剧戳穿了我们的幻像，让我们直面社会现实。我看，这样就直面现实了未免也太容易，就好象从没见过妓女流浪汉一样。要是也像潘毅贺雪峰教授那样常驻广东工厂和田间地头那还不被吓死？我是觉得，如果没有深入了解社会的决心，那还是别瞎关心社会了，不然非得把社会给关心死了。多年以后说不定还会还会互相感慨：啊，我们曾经多么关心社会和国家！

70后电影《老男孩》就是用怀旧来拯救平庸的一生和所有社会问题。草台班子至少不怀旧，中间代们还在努力，《小社会》的舞台之外还有更多正剧。数月前，世界银行在北京高调发布对中国的改革建议。一个平头青年突然走上讲台，语气沉稳地抨击世行报告是毒药，被洋保安架了出去，惊动海内外。且不论其做法正确与否，这个平头青年竟然也是70后，只读过高中，爱读《资本论》，没被大学洗过脑，游走江湖，所以敢为别人不敢为之事。这样粗朴的人尚在，中间代，就还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