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辑了10多位外国领导人的投稿”-王文

（本文刊于《对外传播》2012年第6期，刊出的原标题为《编辑外国领导人的投稿有感》）

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以及各国公共外交的兴盛，外国领导人向中国媒体投稿的现象越来越多。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主动为《环球时报》撰文的外国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英国首相卡梅伦，外交大臣黑格；法国总统萨科齐；时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外相前原诚司、松本刚明；智利总统皮涅拉；时任巴西总统卢拉等数十位。这说明外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直接与中国社会与民众接触与交流的机会，也充分证明了中国民意对外国政府对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

然而，从编辑业务的角度讲，外国领导人的投稿会涉及到许多技术性的问题，其中最基本的是，是否需要对外国领导人的文章进行必要时的编辑，比如标题、字句等。对此，本文想以2012年3月1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向中国数家报社投稿缅怀311地震周年一文为例，讲一讲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

日本首相投稿的案例分析

《环球时报》编辑部提前两天拿到了日本首相野田的文章，与日本相关部门商量好刊登日期后，对文章进行审阅，发现其中多处语句不通，且还有语焉不详之处，比如，文中有一段写道：“为了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和复兴，我们曾在过去的一年采取了许多战略性对策，并在预算和法制方面作了跟进。此外，正在进行的还有诸如重建补贴金和重建特区的设立、处理各项要求的复兴厅的成立使由复兴厅负责全局的重建计划和工作。再者，食品安全检测系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以及投放1万亿日元财政对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地区的生活空间开展除污。” 该段内容明显存在表达生硬之处，有一些意思冗长得让人看不懂。幸好手头有原文的英文稿，于是，笔者与当值编辑决定对其进行重新翻译，编辑如下：

“针对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和复兴，在过去的12个月，我们采取了许多战略性对策，在预算和法制方面也紧密配合。正在进行的重建工作包括复兴厅的建立，全权负责所有重建计划与工作，诸如重建补贴金、设立重建特区，等等。另外，食品安全检测系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万亿日元财政也已投放到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周边地区，进行生活空间的除污。” 经本报多名编辑把关，一致认为，相比于原文，编辑样显得表达更清晰，更能让读者一目了然，且也没有改变其原意，是得当的编辑。事实上，类似表达生硬与不确切的地方，全文有多处，笔者与当值编辑都做了一些文字上的疏理与调整，并将原标题由“重建之新决心”改为“决心构建一个崭新的日本”。

在见报后，本文的编辑与刊发得到了不少正面评价。遗憾的是，当日该文在中国数家报刊同时刊登，几家报纸均未对其标题、文字做任何改动与编辑，以至于呈现给了读者一篇文字晦涩、语病众多的外国领导人文章。

敢于、善于编辑国外领导人的投稿

作为多年来亲历过数位外国领导人投稿的评论编辑，笔者认为，中国报纸应当在同意刊登投稿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编辑与删减。但与此同时，编辑也应当一视同仁，遵守一贯的文字编辑原则与方法，以平常心对待外国领导人的投稿文章。

可以比较的是，野田首相的文章当日也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等西方媒体中刊发。对照其英文原文与刊登后的英文文章，明显看出了一些差异，刊登的英文文章虽然没有改变原文的意思，但一些段落更简炼，用词精确。这说明一家报社编辑有特殊背景的投稿是国际惯例，尤其是针对外国领导人的文章时，在保持相互沟通与意见征求的情况下，更应敢于编辑，善于编辑。

现在，一些中国媒体面对外国领导人的投稿或主动邀请采访时，总是会觉得过于棘手，有的还会涉及到一些繁琐的体制审批及敏感问题，而拒绝对方的盛情。其实，中国媒体大可有开放的心态，对外国领导人投稿或主动邀请采访持欢迎的态度。尽管外国领导人的投稿带有明显的公共外交成分，但刊发他(她)的文章将是一次难得的中外交流机会，有助于中国读者直接了解外国的信息，扩大中国受众的知识面，对提高媒体自身的品牌与权威也有好处。

但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投稿都应该毫无原则地接受刊发。在敏感时期，更是要警惕投稿文章的措词与语径，尤其是涉及一些中国立场、观点或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比如，某国外交部长曾投书《环球时报》，文中涉及“已与中国外交部在制裁叙利亚问题上取得共识”等字句，某国首相在投稿中写道“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保障西藏人权，积极展开与达赖喇嘛的谈判”等话语，在与投稿方交涉希望删除无果的情况下，《环球时报》果然拒绝了投稿。

以投稿的方式积极影响国外受众

可以想像，在未来，中国媒体直接面对外国政府的机会将越来越多。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总结经验，交流心得，摆着开放而谨慎、大胆而细致的态度，应是应对外国领导人、政府官员相关投稿与公共外交的基本方法。而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如何从外国的“投稿”式公共外交中学习经验，也是相当重要的。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要点可以借鉴：

第一，中国高层领导不妨在出国访问时多以个人名义的形式，在国外一流报纸评论版撰文。报纸评论版的精英受众多，影响面深远，能产生数次传播效率。比如，刊发文章本身就是一条重要新闻，次日其他媒体定会以“中国某领导人在某报撰文”为主题进行二次甚至三次信息传播，必将产生重大的公共外交效果。当然，近年来，中国高层领导已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经常会以接受集体采访、演讲、撰文的形式影响对方媒体及其受众，但在频率上、外语语种上还可以更广一些，也可以考虑更多地向非英语国家推广。

第二，在撰文中尽量通俗易懂、避免本土用语，如果能从个人的经历讲起，将会有更强的感染力。2008年12月11日，戴秉国国务委员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晚宴上的演讲就是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在文中，他从自己的身世讲起，“我来自贵州省的一个穷山村，在田间扶过犁，在山上放过牛。童年时，我曾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走出大山。是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使我有机会见识外面的世界。每一个美国人都怀有美国梦。同样，每一个中国人也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改革开放给亿万中国人提供了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讲到为什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时，戴国委讲道：“前些天我收到一张照片，初中同班的52个同学中竟有一半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6个兄弟姐妹中，生活在农村的3个也早于我而永远地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还只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小国。对于这么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事实上，笔者接受到的各国高层领导的投稿，大多数都会以个人经历或者是某个故事开头，娓娓道来，很有可读性。有欧美外交官向笔者透露，他们通常会临时聘请一些有媒体经历强的评论人、熟悉中国文化的学者甚至中国人作为撰文顾问，不断打磨文章，力争每篇文章都成为精品。笔者认为，这条经验值得中国政府参考。

第三，向国外一流报纸撰文，不只是限于高层领导，一些驻外人员包括大使、公使、参赞，也不妨多向所在国的一流报纸投稿，频繁地阐述中国政府的看法与各种不同的主张。尤其是外国媒体表达很偏激的看法时，驻外使节更应迅速反应，争取平等的在版面上讨论的机会。比如，在2011年9月韩国政府决定在济州岛建海军基地后，知名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吕超在《环球时报》撰文，呼吁《中国旅客应抵制流放岛旅行》。几日后，韩驻华大使馆参赞就投书《环球时报》题为《请别抵制济州岛旅游》，为韩国政府辩护，也赢得了不少中国读者的理解。这位参赞的工作是值得中国驻外使节学习的。

总之，评论版通常一家报纸新闻产品的核心阵地。对于外国领导人日益频繁的“评论版的投稿攻势”，中国媒体应当自信并敢于善于应对，中国政府也应当从中借鉴经验，巧借国外媒体的评论版面阐述本国主张，拓宽未来公共外交的空间。

（作者是环球时报编辑委员，主管评论，兼社评起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