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二十年，老马都不见-钟雪萍

每次回上海，基本都住父母九十年代初增配的一套不大的公寓。当初的这几座高楼，建在一群解放后没有被拆除的棚户区一带，显得突兀，不过也没有任何奢侈感。进出还得穿过一段狭窄的棚户区小巷。周围除了各种原来就有的店铺外，没有任何“配套设施”，更没有绿化可言。 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前后左右的棚户区消失殆尽，被一个个高楼“小区”所取代。对比之下，这几幢建于九十年代初的高楼，在林立的商品房高楼之间，显得陈旧，显得落伍，难逃速朽之命。

伴随这些外在的变化，当然是居住其间人群的变化。这些楼里最早的居民，原先都是通过分配或拆迁得到他们的“房子”的。九十年代初房改时，国家又用低廉的价格将“房子”卖给了其中很多人，使他们成了改革的受益者。如今，原来的部分居民，早已陆续搬出，住进商品房，有些身份转换，成了原先住宅的房东。现在，每每上电梯，从口音中，我判断着，估计部分是来自外地的租住人员，但不少是那些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商品房的“老”上海人。

不过，在这片楼群内外迅速变化的十多年里，那里曾经有过一道不变的“风景”：在小区内几幢大楼之间不大的公共空间里，每年夏天回国都能见到一位叫“老马”的人的身影。第一次是听父亲提到他，说废报纸和不要的东西可以给老马，他在小区门口旁围墙里有个废品回收站。有时跟父亲进出小区，每每看到老马，父亲总是站下打招呼。以后我进出小区，看到他，也打个招呼，但不会像父亲那样寒暄一番。有了废报纸，废瓶子，和其它可以回收的废品，自然也总是带下楼，给老马。

时间久了，还看出点别的门道，发现老马不但收集废品，还替小区做些事，在那块面积不大但供人们进出小区的通道之间，或忙碌着收拾垃圾，或扫扫地，或坐着打会瞌睡。如果哪家有大件要扔，就会找老马。他立刻上门服务，把东西搬走。“上海人”不要了的东西，很多还好好的，可以用。估计有的他就转手卖给新来的“外地人”，也许有些还是他的老乡。

父母后来搬走。老马每年夏天看到我，总问：老先生好吗？父亲也会问：老马还在吗？还好吧？直到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不见了老马。大门旁围墙内的废品回收站还在。一天，拎着一大摞报纸走进去，没人。放下报纸转身走出时，一个三、四十岁模样的男子走进来，看见地上的报纸赶紧道谢。我问：老马呢？他说：回乡了。身体不好吗？不是，年龄到了，这里不让他干了。乡下是哪里？安徽。

父亲得知，感到很可惜，说，老马人挺好的，怎么就不让他干了呢。

差不多跟不见了老马几乎同时，小区的另一道风景也开始变化。原先，因为是老式高层，设计时每座大楼的一楼通道为开放式，但进口有个门房间，里面有人值班。起初值班室里里外外总有些楼里的居民在那儿坐着，聊天什么。夏天晚上，值班的和居民，一起移到室外，一边值班，一边乘凉，一边聊天。几年前，不知何时起，开放式的大楼入口处，忽然加了道铁门，进去得按号码开门。铁门挡住了外面的光线。里面的那间门房忽然变得像个监狱的门房，坐那儿值班的人看上去也像是被关进了不见阳光的牢房。即使是酷暑炎夏，那新装的铁门让人感到大门背后的阴潮。

放眼看去，发现类似的铁门装在了所有的老式公房，很多老式弄堂进出口，有的有人看门，有的没有。冰冷的金属栏杆还往上走，不但把门还把窗，从一层爬到六层，有的甚至更高。多年前在福州，坐在出租车上，惊讶地发现那里几乎家家窗外装着铁笼似的金属栏杆，楼有多高，铁笼就爬多高。突兀地显示着一种集体不安全感。

一年前的夏天，发现大楼里又有了新变化：门房里没有了灯光和值班人员。原来，为了节省开支，物业公司裁减人员，关闭了每幢楼的值班室。只在小区门口设一个值班室。从此，人走灯灭屋空，大楼的底层永远失去了原有的“人气”。

随着大楼内人气的消失，大楼外增加了的是新划出的停车线，以及停在车位里的一辆辆私家车。如此，一年又一年的变化顺着“钱”的理成章地发生着：裁人省钱，停车收费。原先这个介于工人新村和商品房小区两者之间的居民住宅区里，仅存的一些人际交往特征，沿着此“理”被扫荡的不见踪迹。在这样的空间里，除了“保护业主”的门卫，类似老马这样的人自然显得多余了。

同理，父母居住的商品房小区里，原本用来走人的小道上，如今左右两旁统统划上停车线，留下的空间似乎也主要考虑车能走。走在这样不到百米的小道上，行人们还总得后面长只眼，因为身后开来的小车每每见到行人，大有颇不耐烦之势，用速度来吓唬他们，好像不开车的反而不该在那道上走了似的。

“现代化”了的世界用钢和铁迅速地把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分开，并分成新的等级。 钢和铁象征“生产力”，那么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