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将是第三次文明大跨越-陈昕

我从事出版工作已有30多年，接触过许多作者和学者。我的感觉是，孙皓晖先生属于那一类非常执著、非常有创见的学者。不管是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也好，还是他自己对先秦历史的理论探讨也好，里面都充满着创新的精神，处处散发着思想的光芒。他不仅有非常深刻的反思，而且非常有问题意识和现实关照。我读完这些作品以后，具体有以下几点心得。

孙皓晖先生的著作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中国文明史的研究，其中提出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对前三千年的历史做一个回望，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三千年中中国如何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文明大跨越，完成了国家形态上的一些重要演进。在前三千年中，中国站在了世界文明的高峰。

但是，在后两千年中，中国在国家形态的演化上有一些涌动，有局部的创新和发展，但是基本上没有出现历史性的大跨越。这就要引发我们的思考：站在今天这个新的历史门槛上，中国如何实现新的历史性的大跨越？

过去我们研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尽管有很多成果，但很少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大的缺憾。相比之下，翻译引进的西方著作比较多，比如《历史研究》、《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孙皓晖先生的著作在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开启了中国文明史的研究，我们相信还会有更多成果。

中国崛起的文明根基

从人类历史来看，中国文明是唯一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具有最顽强的生命力，并且保持着完整的国家形态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又在进行现代国家的转型。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根基？什么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文明根基？

在很多人看来，我们的文明根基主要是儒家学说。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我们的文明根基中儒家是主流，而且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融入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中，我们遇到任何事情，好像都绕不开儒家学说，由此也有怎样看待和对待儒家学说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落后挨打的历史，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儒家思想被打上了负面、落后的烙印，产生了一些比较极端的口号，比如“打倒孔家店”之类，甚至在反思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时，还提出过“全盘西化”的口号。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和舆论的主流。

今天中国正在走向复兴，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结果又有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到儒家体系中来寻找今天中国强大的因素。这样我们在评价儒家和中国文明时，好像陷入了一种矛盾的状态。

孙皓晖先生著作的意义，就在于它提醒我们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存在着强大的力量，足以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如果站在原生文明的角度，儒家仅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尽管是比较重要的一家，但也仅仅是一家。按照孙皓晖先生的讲法，我们应该从原生文明中去寻找中国崛起的因素，这样就一举打开了思路。

从文明演化看中国模式

站在文明史的高度来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就容易理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但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什么？为什么会成功？将来往哪里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概而言之，这些争议可以归纳为：当下中国的发展道路，究竟是一种转型还是演化？

许多人包括媒体，都认为是中国学习了西方的先进经验，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才有今天中国的成绩。这当然不错，市场经济的确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的经验，但我们并没有走西方的道路。

但是，许多人并不同意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地方，不少人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暂时安排，早晚要转型到西方模式去。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特色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彼岸很清楚，就在西方那里。

我们可以讲生产方式转型，或经济转型，但是从国家形态、文明形态的角度来考虑，对转型的概念要十分谨慎。《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提供了一个重大启发，指出中国历史上两次重大的文明大跨越完全是一个演化的过程，由此就提醒我们，从制度的层面看中国今天的改革，到底是转型还是演化？

其实中国模式是在亿万人民群众伟大的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还是要继续学习借鉴西方的经验，但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或简单重复西方的道路。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正如孙皓晖先生所提出的，中国的文明基因和根基不同于西方。马克思最初立足于欧洲的情况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但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却很不一样，这是马克思后期也意识到的。中国的文明根基在前五千年到前三千年已经形成，规定了将来的演化道路。

对中国的改革道路，邓小平有句名言叫“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对此非议很多，如果从具体的改革层面来说，今天强调顶层设计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今天不应该将“摸着石头过河”理解得那么肤浅，这句话其实有着更深刻的意义，邓小平其实指出了中国的发展是一条演化的道路，这反映了政治的高度和历史的眼光，当下也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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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本文是作者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出版座谈会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