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向右，中国向何处去？-曹锦清

编者按：本文文系曹锦清教授在2012年5月中国力研究中心费城论坛上演讲的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从邓小平的‘分三步走’发展战略说起”，第二部分为“中国‘赶英超美’意味何在？”。

在中国向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飞奔，不仅“赶英”，还直朝“超美”而去的时候，国内却陷入了愈演愈烈的发展目标（价值目标）之争——中国发展的目标，是民主、均富，抑或是单纯地追赶？

近几年，尤其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国内知识界（包括中共党内）再次发生发展战略之争，此次之争没有发生在“追赶及其时间”上，而是发生在民主与“均富”（共同富裕）两大发展目标上。自由主义者将“人权、自由、民主”置于发展的优先地位。他们认为，这些价值因其“普世”而具优先性，进而认为中国“政改”滞后是产生改革开放以来全部负面现象（权力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各种群体性抗争活动等）的总根源。社会主义者们（姑且如此称呼）将“共同富裕”置于发展的优先地位。关于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及如何在贫富分化的情况下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温和者集中在“取有余而补不足”的转移支付和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等，激进者主张组织工会，改变劳工在初次分配中的不利地位。总之，在中华民族实现“战略赶超任务”的前夕，国内的政治与分配问题占据主流舆论。“赶超”的意义，只存在于一部分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心里。

这一争论有其现实的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是基于共同富裕的承诺，但这一理想正面临幻灭。

在决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初，邓小平就防患未然，发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警告。

在邓小平看来，“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姓“社”还是姓“资”无关，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会造成“两极分化”，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确保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故而，邓小平要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达到经济快速增长与共同富裕的双重目标。然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以“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形式存在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极难兼容。1996年，绝大部分乡镇集体企业通过“改制”而私有化，至于“国营企业”，通过“改、转”而得以保留下来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转型为“国有资本”的存在形式。市场经济不只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而且，更是“两极分化”的根本机制。

的确，邓小平一再发出过“防止两极分化”的警告。1987年，邓小平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1990年，邓小平警告，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区域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相应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都会紧张起来”，那“就会出乱子了”。至1993年，邓小平终于承认，“两极分化自然而然地出现”，并认识到，“财富分配的问题”远比财富增长问题复杂的多，解决起来也困难的多。但是，他告诫后代们，这个问题必须“用千百种方案、方法”解决。因为，他意识到，听任两极分化发展下去，不只是“改革”背离共同富裕的初衷，更危险的是，有可能引发一场革命。曾靠“土地革命”起家的老一代中共领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简单而重要的真理。其实，中国历代儒家都知道这样一个真理。贫富贵贱过于悬殊，则离社会大乱不远了。故而，欲实现太平，应该是一种“必其民无甚富，亦无甚贫”的相对平均状态。中共执政前三十年，只做到“贫而均”，但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三十年改革实践却证明，“富而均”只是一个“理想”，实现的只是与经济“增长”同步“增长”的贫富分化。

在“两极分化”的事实面前，官方的意识形态逐渐流于空洞、陷入混乱，左翼的困惑不断加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三大观念，其中，核心词是“社会主义”。中共十四大认为，存在一个“邓小平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长期困扰中共的问题。邓小平给社会主义的判定是，“一个公有制，一个共同富裕（或按劳分配）”，且能与市场经济相兼容。如今，“共同富裕”遭遇到“两极分化”的现实，而“公有制”只残存在“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使用”和以国有资本形式存在的“国企”中，私有资本和雇佣劳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显著特征。如何再次“修正”邓小平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以与实际状况相协调？这给中共官方出了一道难解之题。

中国左翼厌恶贫富分化，关注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希望共同富裕，但在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且与全球化接轨的今天，即使他们能将“共同富裕”写进十八大的政治报告，而于现实何补？现实的分配方式乃是“改革”后的生产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常识。那么，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而重建“公有制”吗？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那么，退而求其次，加大二次分配的“转移支付”力度，或进而改变一次分配领域中的劳动者地位，以大幅增加劳动者分配的份额呢？这是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通常做法。但是，欧洲国家现在不是重患“福利国家”病吗？“共同富裕”，路在何方？中国左翼内各派也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

尽管不公平的私有化政策已经受到质疑，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依旧主张，要解决目前的困境，唯一的选择是进一步私有化与政治民主化。

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关注“贫富分化”，但坚决主张，“市场经济”与“贫富分化”无关，在“好的”或说“完全”的市场经济，既有“效率”，又很“公平”。故而，贫富分化是由“权贵资本主义”或说国家拥有过多的“国有资产”而形成的。他们要求进一步私有化，即土地私有化与国有垄断企业的私有化，认为彻底私有化才能建立“效率且公平”的完全市场经济。左翼将上述观点视为浅薄与无知。

在政治上，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权、自由、民主”不只是“西方化”，更是“普世”的“价值”。“民主”的实现形式只有一种，就是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宪政、议会、多党、普选”等一套制度安排。民主不仅“普世”，且有重要实际功能，即选举与多党轮替才能克服一党长期执政无法解决的“权力腐败”问题，一党执政也是司法不能独立，中国无法进入“法治社会”的总根源。一般说来，自由主义者将改革开放三十年出现的社会负面现象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恰如中国左翼希望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共十八大的中心议题一样，自由主义（右翼）强烈要求将“政治民主化”作为中国改革的主题。

在左翼和右翼的争论之外，继续高度认同“追赶”与“民族复兴”目标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可以归入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范畴。当他们从现代化的成功进程中获得足够多的自信时，通常提出回归本土化的要求，以此增进民族文化自信、自觉，进而重建民族文化认同。他们关注“贫富分化”，更多是从“保持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对“政治民主化”的看法与自由主义大相径庭，他们也要求“政治民主”，但他们所讲的“政治民主”主要是指执政者（党和政府）能够有效地反映和代表民意，对百姓的普遍要求给予有效回应。这与传统儒家民本思路十分接近。他们之所以排斥西式民主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怕乱。他们对政治制度通常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考察，是否有利于中国政治版图的统一，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地发展。而这一切，主要服从于他们的最高价值目标：“赶超”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这一目标出发，民族主义者通常对中共政权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赞同“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因而肯定“中国道路”的实际引领者与推动者。与民族主义结伴而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更是企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重返传统文化，试图从中寻找为现行政体辩护的思想流派，但至今未找到共同的学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