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分三步走”发展战略说起-曹锦清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在2012年5月中国力研究中心费城论坛上的演讲。共分为四个部分：《从邓小平“分三步走”发展战略说起》，《中国“赶英超美”意味何在？》，《向左、向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崛起将引发“文化复兴”》。观察者网近期将依次发布，敬请期待。

人类总是“瞻前顾后”。回顾“以往”，史家难达共识；展望“未来”，处于全球化的今天，更陷入“不确定性”的困境。“宏大叙事”已被解构，很少有人再敢以“规律”的名义推断“未来”。

然而，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而“实践”总是指向“未来”。故而总希望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寻找某种确信。于是“科学”与“卜筮”结律而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附带诸多“如果”或“假设”的推论。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战略规划中，邓小平“分三步走”发展战略无疑是重要一笔。

1987年，经过多年思考后，邓小平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追赶战略确定为“分三步走”：

“我们原定的目标，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人均GDP只有250美元，翻一番人均为500美元。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总体看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GDP超过1万亿美元，当然人均数还很低，但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

“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30-50年代再翻两番，大体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在1987年前，邓小平对中国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表述为“分两步走”：

第一步，1980年-2000年，时间为20年，目标是人均GDP800-1000美元，实现小康社会。第二步，2000年-2030至2050年，人均GDP4000美元，目标是“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真正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

1987年，邓小平将“第一步”（1980-2000年）分为“两步走”，形成“三步走”发展战略。不少人以为此一发展战略是由邓小平首提，其实原于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参与了此报告的起草工作。

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发展战略目标，时间是“到本世纪末”（1965-2000年），且“分两步走”（第一步1965-1980年，第二步1980-2000年）。具体来说：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1965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此一发展目标，后因1966-1976年“文革”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了，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主政后，决定全党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新回到被搁置十余年的“两步走”发展战略。

而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战略追赶目标与时间，是以1956年毛泽东的设想为依据的。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后，毛泽东设想用50-60年时间赶超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

“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1.7亿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赶上呢？完全应该……假如我们再有50年（到2006年）、60年（即2016年），就完全应该赶上它。”

而在1957年，毛泽东出席苏联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提出15年内“苏超美”口号。

毛泽东提“15年超英赶美”口号，其时，赶超的指标是“钢产量”，而非“GDP”。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其“总路线”即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实现“赶超战略”，时间与速度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三年“大跃进”，不仅“欲速不达”，且造成经济全面失调与衰退，发生大饥荒，迫使中共在1962-1964三年，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保守方针，事后，毛曾感叹：看来“超英赶美”起码需100年时间。

若再往前追溯历史，“赶英超美”可能是中国全部近代史设定的“民族使命”。

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促成“辛亥革命”的孙中山，都曾提出“10年内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发展战略，“揖美追欧，旧邦新造”，这是1912年民国建立时期定的《国歌》中的词句。

概而言之，邓小平“分三步走”，与康、孙、毛“追赶”使命，既有渊源相承，也有自身的鲜明特点。

就“相同”而言，都是“赶超英美，富强中国”，相同的发展目标，说明此一目标是近代中国设定的“民族的历史使命”。就“相异”而言，康、梁只提出“目标”，但根本没有机会付之实践，毛泽东一代人有机会付之实践，先是“欲速不达，栽了大跟斗”（大跃进），后是偏离目标（文化大革命），不过，前三十年的努力，为后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物质与文化基础。邓小平在“追赶时间”上吸取“欲速不达”的教训，将时间放长，更重要的是“分三步走”的前两步，可以说出乎中外多数人的预料，实现了预期目标。

在当前，思考邓小平“分三步走”的战略，并展望中国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前景，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能否接近或实现第三步走的预期发展目标？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