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新病症

流动的儿童

1992-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全面推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并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犯罪、留守儿童等城市病随之而来。“卡娃”便是其中之一，这一群体所折射的实际是农村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问题。

大多数“卡娃”在走向城市前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都已汇入流动人口的大军，一方面，家长应尽的教育责任没有体现，另一方面，家长的流动性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又会起到催化作用。

父母环节失守，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教育只能依靠学校，但由于不少地区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等原因，乡镇一级的学校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这方面的教育又存在缺失。

还有一批孩子并非“留守儿童”，他们跟随父母走进了城市，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他们无法真正分享城市的教育资源，父母会比较容易接受子女早点走向社会，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生活自在 卡娃竟不愿进救助站

流动人口进入一个新环境，通常靠两个方面融入社会：一是地缘关系，二是自身能力。提早独立的卡娃，没有文化、没有能力，在主流社会中定然处处碰壁。而老乡或是同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小青年便成了他们生活中的重要资源，他们很容易就会被“引荐”入这些伙伴所属的群体中。

因此他们不一定是被迫进入“发卡族”的群体，很多孩子主动选择这个行业，部分原因是他们能在这个同伴群体中获得安慰，这种生活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归属感。而努力一些的卡娃一个月甚至能赚到5000元，那么他们不愿脱离这个群体也不足为怪了。

“对于这些年纪不大的卡娃，每天有吃有喝有网上的生活很自在，他们很少有想到主动回家的，除非是遭遇到什么威胁！”厦门市市救助站儿保中心孙爱红科长介绍说。

去年有个12岁的“卡娃”小国，被送进救助站后，连着装了10多天的哑巴，最后还是想要喝一种饮料时，怎么比划也形容不出来，自己装不下去才开口说话。

这些未成年的“卡娃”被送进救助站后，站里都会想方设法与其家长取得联系。为了逃避被送回家，有的“卡娃”还想尽各种办法要逃跑，有孩子往身上涂肥皂，为了使身体变光滑好钻栏杆。

“卡娃”小超坦言，这次主动进救助站，是因为受到老板的威胁。因为另外有个老板承诺，一天给他80块工钱，比现在的工钱翻一番，结果他找现在的老板辞工，被老板恐吓：“如果敢替别人做事，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走投无路的小超，5月6日偷偷从住处跑出来，来到救助站希望站里送他回江西老家。“不想再发黄卡了，回家呆些日子，再去浙江姑姑厂里，跟着做袜子什么的！”想到能够马上回家见到奶奶和亲人，小超还是满心喜悦和期待的。

卷入犯罪亚文化

不管哪类成因，这些孩子过早走向社会后，由于年龄的限制，只能从事散发广告卡这样的非法工作，因此，不可避免与吸毒人员、盗窃分子等问题人群的接触。

在这种亚文化的环境下成长，接触不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这些孩子的负面影响很大，比如“卡娃”，会形成一个“同伴群体”，在问题人群中周旋，出现组织结构的黑势力化。

“同伴群体”成员间的影响很大，往往容易产生集体的越轨行为，“卡娃”集体骚扰女性、挑衅甚至殴打城管人员就是一个表现。

中国社会未来还将继续城市化的进程，那么人口流动还将更加剧烈，此过程中将有更多农村未成年人走向城市。城市中的边缘化群体的管理问题还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卡娃”是城市的棘手问题

如果说早先农民进城务工后的“留守儿童”问题主要留给了农村；那么现今“进城卡娃”（或说“流动儿童”）的问题，则主要留给了城市，至少是城乡兼而有责。有专家指出，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应视为中国最大的“扶贫工程”。切中肯綮，此其时矣！

城市的和谐稳定，回避不了这个“不和谐”的现实。不要说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即使是沿海的一些小城镇，也面临着这么个严峻现实的考验。嘉兴市秀洲区有个以羊毛衫产业发达闻名的洪合镇，目前已有外来务工者5.8万人，是本地人口的两倍多。由此带来的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2590人，超过了本地儿童2510人的数字（据6月19日解放日报）。这对当地主政者和有限的教育资源，无疑是种巨大的压力。

“卡娃”或“流动儿童”的出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又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社会、家庭、学校，特别是市政管理当局，还有社会学家、教育专家都有责任关注、思考这一现象，研究、出台相应对策，共同解决好这一有着重要意义的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