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争议与新古典经济学迷思(四)-陈平
(3.7)西方同样面临政府和财团的腐败问题
目前世界上公认法制最好的地区是北欧，犯罪率、腐败、贫困等问题远小于美国。我访问瑞典时，瑞典经济学家告诉我，北欧历史上是海盗国家，直到十九世纪，北欧的腐败依然臭名昭著。后来瑞典的吏治改善，来自一位国王的大力整顿。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也减少了社会腐败的经济基础。越南战争后，瑞典开始接受外国难民，社会治安就不如以前。可见，社会转型和开放是腐败增加的重要因素。国企私有化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
我多次访问过台湾，台湾政治最大的腐败是黑金问题。黑金政治的来源之一，就是变更土地规划时的政治利益链。台湾工业化之后商业用地与农业用地之间的地租差价归地主所有，带来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商人与黑手党可用金钱收买政客改变土地区域的规划，成为黑金暴利的来源。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先拆分国有垄断企业，结果私有寡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原国有垄断企业。据估计俄国大部分的经济控制在黑手党手里。德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但是高铁技术难以实现。印度想学中国的特区也很困难。他们面临的体制障碍都是土地私有制阻碍经济的结构调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立竿见影，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却举步维艰，原因是发达地区的选民不愿补贴不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怕企业出走到劳工便宜的地区。换言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倾向于维护地区差距，客观上阻碍国家整体的结构调整。不同利益集团在议会制下，只有局部利益，没有整体利益（李世默 2012）。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明确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财团俘虏，只有拆散金融财团，才能摆脱金融危机(Johnson 2009)
。但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措施，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金融寡头企业，却无力打破金融寡头的垄断。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造成军工、金融、律师三大利益集团主导美国政治、长期阻扰社会改革。美国的议会民主制无力约束军火工业、金融寡头和跨国企业对经济的操纵，因为政客竞选依赖财团的政治献金。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否决了对企业政治献金的限制，把金钱干预政治说成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赤裸裸地暴露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
中国一些善良的人以为用法制可以解决腐败问题，却没有仔细研究谁制定法律，目的是保护谁的利益？除了科学制定的技术标准，涉及利益的法律绝不是中性的制衡机制。德国学者告诉我，德国法律很严，保护的是老企业、大企业，使德国传统工业领先，但是创新不如美国。哈佛法学家告诉我，德国的私有园林，必须向公众开放，不像美国保护私有产权，业主有权向进入私人产业的陌生人开枪，所以德国的社会矛盾远比美国为小。美国在危机时，企业和政府同时裁员，为了保护股东的利润或政治家的政绩。德国、日本的企业高管却被社会要求减薪，尽量维持员工职位。法律究竟保护资产所有人，还是利益相关者，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同，法制就有不同的安排（潘维、尚英 2012）。没有在西方长期生活的人，很难想象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实质是维护利益集团现状的制度，却不是改革不合理现状的制度。
如何把改善法制与选贤与能相结合，是世界各国都在探讨的难题，制度决定论不符合历史的曲折。郡县制是秦始皇建立的。资本主义的法律是拿破仑建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是邓小平奠定的。历史的偶然性发生在历史必然的交叉点上。用现代科学的语言，中西文明的分岔有演化论的根基。
(3.8)认识中国要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
西方观察家把中国模式等价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模式是片面的。因为中国出口加工经济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中国那样的独立国防和科学技术，即使技术先进的日本和德国也要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的金融政策屈服于美国压力。德国虽然和法国联手创造欧盟和欧元区，抵御美国金融投机的能力反而不如中国。北欧小国虽然维持很高的生活水准，但是在国际事务上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要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当代的国际地位，必须从世界的眼光而非自我中心的角度来观察中国道路。否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受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的成就与问题，是目前思想混淆的一大根源。他们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得不偿失。经济增长只是牺牲环境资源和让外国资本剥削中国劳工的结果。他们看不到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牺牲环境、资源和民生的代价远远高于中国。
举例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始自“言论自由”，而是始自“移民自由”，即先是允许贵族庄园的农奴逃到自治的城市，经过一定时间后成为自由民。殖民主义的发展，从欧洲向非洲、美洲、澳洲的大规模殖民和侵略，何时尊重过殖民地原住民的“人权”！在几百年间的移民总额估计只有几千万人。为此消灭了美洲的马雅文明，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民族战争，外加贩卖黑奴和毒品。西方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是以消耗资源节省劳力，结果是后果难料的创造性毁灭。当新创造的就业数量越来越少于被摧毁的就业岗位时，西方国家便逐步用国籍、签证、工作许可等各种方法限制来自贫困地区的移民。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富贵病，不得不在重体力和高科技两端依靠外来移民，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冲突。西方国家解决不了富贵病和就业问题，才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逐步放宽言论和选举的限制来维持现状，因为政党轮替根本不触及贫富分化问题。与其像大萧条期间动用军队镇压罢工，不如让老百姓获得抱怨的自由。西方的议会政治，给政治家提供演戏的舞台，给利益集团切实的保障，在发展中国家面前重建道德形象。万事如意，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因为世上没有不衰的强权，也没有不散的盛宴。
相比之下，中国过去三十年之间，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高达2亿。虽然其中有不少社会问题，例如户口限制、征地纠纷、和教育差距，但是都在不断改善，没有发生内战和动乱。这不能不归之于中国的社会制度远比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稳定。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使中国的社会成本远比西方和东亚现代化依赖税收和私营保险的成本为低。须知中国人口规模是全部发达国家的2倍多，而资源和基础远不及西方国家。
(3.8)理解中国要从历史和全球的视野出发
国内一些人简单化地把中国特色概括为大政府和大国企。这就无法解释中国和前苏联的差别，以及中国改革前后的差别。
如果政府规模用政府税收占GDP的比例衡量，按维基百科的资料，中国为18%，近于印度；但是远低于福利国家瑞典（48%），法国（45%），德国（41%），英国（39%），俄国（37%），巴西（34%），日本（28%），美国（27%），和南非（27%）。中国过去三十年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上的飞速进展，主要资金来源于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如按照西方办法发债、借款或加税，中国经济增长率会大大下降。中国国有单位创造的城镇居民就业占20%，税负却比西方国家低，可见中国软约束的程度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在危机时政府部门由于债务危机和私有企业同时裁员，加重社会压力，经济复苏缓慢。相比之下，中国国企创造的就业对社会稳定发展有重要贡献。
所有国家都面临不断改进政府效能和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有改革领导力的政府。政府和企业的规模要随着技术革新和国际竞争与时俱进。先验地谈论小政府还是服务性政府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依我的观察，中国的中央政府部门规模远比发达国家为小。我观察到的例子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部门、国家统计局与药监局的规模，和发达国家无法相比，难以成为国家决策和市场监管的支柱。但是，沿海地区的镇政府建筑，不少大于解放前南京政府的总统府，规模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原因是地方政府承担了许多其他国家地方政府不管的，经济发展和社区稳定的功能。中国没有西方的教会，历史上社区稳定先后依赖于宗族，单位和公社。在计划经济的单位社区瓦解之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日益增多的社区功能，但又无法填补精神真空。国外华人学校逐渐演变为华人社区的核心，部分取代西方的教会功能，值得国内参考。
四．研究中国经验是时代的使命
从春秋战国起，中国文明的历史演化就走上一条与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不同的道路。在建立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实践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存在的古老文明。但是，中国的小农经济和经验技术，没有发展出分析科学和工业革命，才有百年来的屈辱。中国建国头三十年，在西方封锁的条件下，建成独立自主的科学工业和国防体系，在内外战争和灾荒中度过一系列难关。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又成功地融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迅速缩短科学技术和管理的差距。在西方文明面临人口老化、生态危机、和利益集团阻碍社会改革的危机时代，中国能否走出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国内生活方式的新路，有待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远见和智慧。认识西方文明的优点与不足，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不是为了掩盖中国的问题，而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更新。
孔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统治阶级的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是来自实验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获益却掌握在少数财团手中，才有无数的战争、贫困和腐败。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实验中，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中国模式的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不但争夺资源引发战争不断，争夺市场造成周期性的就业危机，而且持续积累废热废料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美国科技的力量足以毁灭地球几百次，却无力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陈平 2010f）。
我们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无视生态约束，凯恩斯经济学没有结构理论，奥地利学派否认政府是自组织系统的关键组元。马克思认识到世界演化的规律，但是低估了中国和东亚的历史贡献。我们学习前人的长处，认识他们的局限，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是为了造福后代。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并未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决策的选择。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看不见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协调之手，因为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变化和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中国民族不惧上帝，但是尊重历史的裁判。让21世纪的历史来见证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的竞争，谁更能与时俱进、善待地球吧。
致谢
感谢吴敬琏、何祚庥、田国强、孙迪、史正富、张维为、刘昶、崔之元、陈昕、韩毓海、潘维、金钟伟、李世默、唐毅南、、陈彧葳对中国模式问题富有启发的讨论。错误之处由本人负责。
参考文献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全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陈平,“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光明日报》1979年11月16日同时发表(1979)，收入陈平论文集（2004）。
陈平,“金融改革的战略选择和经济秩序的良性循环”(1996)，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1996年第5期(总12期)；收入陈平论文集（2000，2004）。
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陈平,”劳动分工的起源和制约－从斯密困境到广义斯密原理”, 经济学（季刊）， 第1卷，第2期（2002a）.
陈平,”从李约瑟问题看中西科技体制和学风的差距”，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2年第2期，49－57页，2002年6月25日出版(2002b)。
陈平,”从华盛顿共识失败看经济学变革方向”，红旗文稿，2005年第11期，13-15页，2005年6月10日出版（2005）。
陈平,”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验中的作用有限”，经济研究，2006年10月。
陈平,”私有制的神话和多种所有制的现实 ——德国蔡司光学仪器公司、美国大学联邦信用社和MIT学生之家的经验及启示”，史正富和刘昶编，《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世纪出版集团， 2007年3月出版。
陈平，“西方金融危机的前景和中国金融的全球战略”，《新华社内参》，2008年11月6日（2008）。
陈平，“中国之谜与中国之道”，《红旗文稿》，2010年第4期 (2010a)。
陈平，“从‘民富国强’与‘国泰民安’的两条道路之争谈起“，《红旗文稿》2010年第23期，第8-11页 (2010b)。
陈平，“交易成本的复杂性与公司治理的演化”，《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办），2010年第1辑，pp1-26 (2010c).
陈平，“有效市场的失败与生机市场的发展--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一个新视角”， 收入郜若素、胡永泰、宋立刚编，《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的视角》，第3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0d）。
陈平，“经济复杂与均衡幻象：关于市场非稳定与宏观生机的论文集”，《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办），2010年第3辑，pp31-41(2010e)。
陈平：“告别摸石头过河 走向观全局航海”，《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采访“ 五中全会前瞻系列六”，2010年10月18日(2010f)。
陈平，“走出凯恩斯-弗里德曼的流动性陷阱：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演化经济学“，中国第4届演化经济学年会，北京清华大学2011年5月21日(2011a)。
陈平，“均衡幻象，经济复杂和经济分析的演化基础”，《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办），2011年第1辑(2011b)。
陈平，“土地流转，城市模式，与农民转业”，《人民论坛》2011年，23期，2011年8月15日(2011c)。
崔之元, 看不见的手的范式的悖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戴蒙德， 瓦蒂艾宁编著，贺京同 等译, 行为经济学及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邓巴(Robin Dunbar)，进化心理学:从猿到人的心灵演化之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2011）。
鄧英淘，再造中國走向未來， 大風出版社（2010）。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74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 (2009)。
寒竹，苹果在中国：对话纽约时报调查记者，《观察者》，http://www.guancha.cn/html/60262/2012/02/17/66139.shtml
何祚庥，加大水能太阳能风能建设，《环球财经》杂志，2011年4月8日。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华勒斯坦，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
科尔内, 突进与和谐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的思考，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格致出版社，上海（2009）。
科斯，“ 科斯对2012年《财经》年会致辞”， 财经网，2011年12月15日，
http://www.caijing.com.cn/2011-12-15/111524268.html
李世默：西方民主正在走向灭亡，观察者：http://www.guancha.cn/html/60301/2012/02/17/66297.shtml
Eric X. Li, “Globalization 2.0: Democracy’s Coming Demise ,” Huff Post, Feb.26, 2012.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10）。Landes, David 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Are So Poor? Norton, New York (1998).
刘昶，“从福特公司的个案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演变,” 载史正富、刘昶主编：《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37-49页。上海世纪高教出版社（2007）。
卢卡斯（Robert E.Lucas，Jr.）著；朱善利等译，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2000）。
马洪，孙尚清，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1-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1）。
明斯基(HymanP.M )，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2010）。
潘维、尚英, 《维稳与久安之道》,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 Global Affairs）《研究报告》, 2012年 3-4月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出版）。
史正富，刘昶，“看不见的所有者：现代西方企业中的产权革命”，《香港传真》，69期，2011年12月22日，（2011）。
吴敬琏，“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财经》杂志，2011年1月18日。
翟凤英，中国居民膳食结构与营养状况变迁的追踪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Arrow, K.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9, 155 (1962).
Barboza, David. Peter Lattman, and Catherine Rampell, “How the U.S. Lost Out on IPhone Work,”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2, 2012.
Brzezinski, Zbigniew K. Strategic Vision, Basic Books, New York (2012).
Campbell, T.Colin. and Thomas M. Campbell II, The China Study: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tudy of Nutrition ever Conducted and the Startling Implications for Diet, Weight Loss and Long-Term Health, Benbella, Dallas (2006). 中译本：T. 柯林•坎贝尔，托马斯•M 坎贝尔II, 救命饮食：中国健康调查报告，吕栾欣，倪婉君译，中信出版社，北京（2011）。
Chen, Ping. “Origin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Stochastic Mechanism of Differenti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ol. 30, No. 3, pp. 246-250 (1987).
Chen, Ping.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 Laws of Probability Theory: the Principle of Large Numbers v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rbitrag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49, 327-344 (2002).
Chen, Ping.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Evolu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Kyoto Economic Review, 76(2), 139－153 (2008).
Chen, Ping. “Three Dimensions of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in Looking for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Conference Proceedings, New York, Nov. 14, 2008, organized by EPS (Economists for Peace and Security) and IRE(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Rethinking the Economy), Published in Clemency, France (2009).
Chen, Ping.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quilibrium Illusion: Essays 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Macro Vitality, Routledge, London (2010).
Chen, Ping. “China Approach in a Changing World,” Invited Keynote speech at 6º. FORUM DE ECONOMIA DA FUNDAÇÃO GETÚLIO VARGAS, Sao Paolo, Brazil, Sept.22, 2009. In Bresser-Pereira, Luiz Carlos, ed. Depois da Crise. A China no centro do mundo? (After the Crisis, China in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Rio de Janeiro: Editora FGV (2011).
Cheung, Steven, N.S. “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 Economic Inquiry, 36, 514-521 (1998).
Coase, Ronald H. “Payola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2), 269-328 (1979).
Coase Ronald H. “My Evolution as an Economist,” in William Breit and Barry T. Hirsch eds. Lives of the Laureates: Eighteen Nobel Economists, p.189-207, MIT Press, Cambridge (2004).
Foley, Duncan K. Adam’s Fallacy: A Guide to Economic The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Harper, New York (1993).
Fukuyama, Francis,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Farrar, New York (2011).
Harris, Marvin.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Altamira Press (2001).
Hayek, Friedrich A. Prices and Production, New York: Kelley (1967).
Hendry, David F. Econometrics: Alchemy or Science?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2001).
Hicks, J. R. (1937),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Econometrica, v. 5 (April): 147-159.
Hume, Davi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1739),
Jacques, Martin,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Penguin, New York (2009).
Johnson, S., “The Quiet Coup,” Atlantic, 303(4), 46-56, (2009).
Keynes, J. M. How to Pay for the War? Harcourt, New York (1940).
Kitch, Edmund W. ed. “The Fire of Truth: A Rememberance of Law and Economics at Chicago, 1932-1970,”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26(1), 163-234 (1983).
Mad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Historical Statistics,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Studies (2007).
Mirowski, P. More Heat than Light, Economics as Social Physics, Physics as Nature’s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9).
Morris, Ion,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Farrar, New York (2010).
Ramo, Joshua C.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Policy Center, London (2004).
Rodrik, Dani.,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Norton, New York (2011).
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002-38 (1986).
Stigler, G. J.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9, 185-193 (1951).
Stiglitz, Joseph E.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Consensus, IPD(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2004).
Williamson, John. 1990.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Zakaria, Fareed.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orton, New York (2008); release 2.0 (2011).
全文完。
作者陈平是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研究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