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争议与新古典经济学迷思(三)-陈平
三．从全球和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的改革开放
我们已经知道：世界是复杂的，是有结构有历史的，发展是多样演化的，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线性简单的，是没有结构没有历史的，社会趋同理论。所以，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除了制造论据为西方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辩护，以维持现状之外，几乎在所有历史转折点所给出的政策建议，都是短视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面对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必须要有多层次、多视角的历史的调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复杂科学的态度和医生看病一样，必须做多种检查，必须注重病史，必须考虑不同器官和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一刀切。哪些领域可以开放市场，哪些领域要限制进入，哪些领域要打破垄断，都要衡量短期与长期的利弊效应，要考虑竞争者的优势与劣势。否则，什么问题都是松绑、自由化、市场化，纯属纸上谈兵。
(3.1)迷信市场化难以理解世界发展的高度不平衡
1998 年出版的国富国穷世界的国富国穷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来解释近代世界史，让作者困惑的是，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的前途（Landes 1998, 兰德斯2010）。作者完全料想不到10年后美国会出现震动世界的金融危机，从而改变了西方精英的自信（Jaques 2009, Morris 2010）。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控制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有美国的5分之一，不到俄国的7分之一。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战国时代起中国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 “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3.2)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东欧、前苏联，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发展混合经济的中国
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归结为市场化，甚至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几乎无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严重后果。
1960-1970年代，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拉美的巴西，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我在访问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时，当地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并非出于发展经济学的规律，而是基于美国资本控制全球的利益(Williamson 1990, Stiglitz 2004, 陈平 2005， 2006)。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导致拉美的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民族企业被美国资本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资本在韩国排名前十的大企业中的股份不到10%，危机之后超过50%。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19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19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华盛顿共识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终让美欧自己的经济遭受重大危机。英国前工党首相布朗在主持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峰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中国却有不少经济学家还在为华盛顿共识辩护，其视野之狭窄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和美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教育，究竟是在传播新的教条，还是教会学生观察世界的工具？
在改革开放的32年间，中国真实GDP增加了近20倍，东欧，俄国却只增长了不到1倍，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表4, 表5）。在转型过程中，中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而东欧1996年真实GDP比转型开始的1990年下降了27%，俄国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2%，超过二次大战（下降17%），接近一次大战加内战和大饥荒（下降44%）的损失。转型期间东欧国家单方面对西方开放，西方却并未对东欧产品对等开放，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通胀，企业大量倒闭。俄国的卢布贬值到5500分之一，乌克兰的货币贬值到76000分之一，东德的国有资产在西德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过程中的净值为负，等于无偿加补贴奉送给跨国公司（陈平2006）。这导致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大规模贫困，东欧人口大流外流，妇女不敢结婚生育，人口连年绝对递减，国际经济地位大幅下降。
(3.3) 前苏联的瓦解，输在封闭政策而非经济竞争
仔细观察经济数据可以看出：1970年代，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日本、美国和西欧。西方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经济优于国有经济的观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Maddison 2007）。包括中国改革的前三十年和前苏联七十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科学、教育、保健、基础工业和国防上优于西方。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怎么能够断言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当然，马克思过低估计了市场竞争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使前苏联在发展技术创新和多样消费方面不如西方；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锁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科技交流，不得不重起炉灶；另一方面苏联自我封闭的政策也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和竞争。
我曾在1985年开车从西德去过捷克和东德，近年多次去过德国、东欧和俄国。社会主义下的东德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的普及上高于西德，没有类似美国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但是，居民消费的多样性和汽车、计算机技术比西方落后，原因是国防开支挤出民生工业。前苏联过高估计西方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低估了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竞争的能力。前苏联民族矛盾导致的政治瓦解，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输给资本主义经济。假如东欧像中国那样自主地向西欧选择性开放，东欧工业会迅速成为西方的竞争者。东欧实行休克疗法时，西方跨国公司借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名，让东欧骨干工业被西方全面收购或破产，从而消除西方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反而为中国产业升级打开大门。世界历史的巨变不能完全归之于体制，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出乎意料地超过苏联，重要原因是邓小平的远见高于前苏联的领导人。毛泽东反对苏联式的垂直劳动分工，也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区域竞争格局铺平道路。
以我的观察，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的瓦解，原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前苏联用专制手段来维持东欧的稳定，导致东欧人民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幻想。德国统一之前，东西德的明智人士主张东西德要渐进统一，才能稳定调整经济和政治结构。但是西方民主的选举政治导致政治家的短期利益高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东西德在1991年7月实行没有过渡期的货币统一。为了获取东德人的选票，西德政府决定，东德居民持有的东德马克可以1比1的比率兑换西德马克，这远高于黑市上的几乎是6比1的真实汇率。这给东德居民一笔飞来横财，成为弗里德曼直升机撒钱理论的经典实验。其结果大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意外！大笔撒钱不仅没有刺激消费，反而摧毁了东德的工业。 统一货币后，东德所有的出口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打断了苏东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使东德企业倾刻丧失东欧的传统市场。东德居民用手中飞来的西德马克，买西方的时尚商品而非东德的老式产品，使东德企业进一步失去了国内市场，从而大面积破产。西德企业向东扩张的东德市场陷入萧条，西德居民不得不交重税支持东德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导致德国利率上升、增长放慢，并拖累欧元区的发展。国内主张均分外汇储备来刺激消费的经济学家，大约不知道德国货币统一的前车之鉴。
德国统一后把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后，我到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发现柏林经济十分萧条。周末柏林自由大学附近餐馆都没几家开门。惊讶之余，西德学生告诉我的故事，方让我醒悟东西方冷战的核心竟然是心理战。原来，冷战期间西德各州补贴西柏林表面的高消费，用媒体制造西方自由繁荣的假象。东德人以为只要翻过柏林墙，自由、民主、繁荣就都有了，人心思变导致柏林墙的倒塌。谁知柏林墙垮之后，西德各州停止给柏林市的财政补贴。柏林没有工业，经济远远不如有汽车制造业的南部各州。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大批离开东德和柏林，导致当地房价低迷，服务业也一片萧条。要是前苏联有勇气像邓小平一样打开国门，西德就会像如今美国阻拦墨西哥移民一样，限制对东德的开放了。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听任沿海劳力密集的制造业外移，代之以服务业的发展。他们不理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依托工业和农业创造的剩余，否则还要发展科学技术干什么？开餐馆和赌场的现代化，城邦小国可以利用地理优势生存，中国如此大国要学，岂不荒唐。
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和美欧究竟谁更有竞争力，是实践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封闭经济的理论，不考虑国际竞争下的复杂格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走过了曲折道路。在19世纪西方炮舰打开中国海防之前，中国明清两代是东亚贸易的中心，而且外贸持续顺差。当时中国和英国比，税收和军备是真正的“小政府”。西方殖民主义用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毒品贸易，并靠强权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财政，接二连三的巨额战争赔款使清朝政府破产，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合作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使民族工业难以发展。是危机迫使中国革命志士奋起反抗，经过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胜利，中国两弹一箭的研发成功，才使中国到1970年代才能获得加入世界市场的机会。换言之，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是打出来的，不是西方恩赐的。俄国总统叶利钦以为推翻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就可加入北约，获得西方的援助和伙伴地位，结果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西方不可能容忍中国、俄国这样的大国成为西方强权的平等对手，甚至是挑战者。日本经济学家告诉我，日本是缺乏资源的国家，但是任何收购西方控制下的天然资源，都被美国视为战争行为而封杀，只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债卷。索尼收购好莱坞电影商也如同联想收购IBM的PC一样，障碍重重。中国天真的空想资本主义者，应当切记西方地缘政治分而治之的传统政治。
(3.4)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中国后三十年自主开放的基础
否定中国模式的人往往低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在奠定中国独立国防与自主经济的成就，无视中国计划经济走过的弯路是西方列强封锁围堵所造成的历史。
2009年9月，曾任巴西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邀请我去巴西讲学，并安排我会见巴西总统府的战略规划部官员。巴西官员在会议简报时把巴西地图和中国地图并列，他们参照中国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的分布，用以规划巴西的基础设施。简报之后，他们告我巴西发展的困惑：每次巴西的经济规划刚刚提出，就遭到美欧国家的反对而止步不前。他们问我为何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做独立的决定？这也是提出“北京共识”的英国观察家雷默(Ramo 2004)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是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家,所以我的意见和新古典经济学教育出来的经济学家不同。我个人观察，中国经济改革能做独立的决定，因为中国有独立的科学技术和独立的国防。相比之下，日本屈从美国的安全压力，就没有独立的金融政策。前苏联自废武功，才不得不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苛刻的贷款条件。巴西官员对此印象深刻。
我访问东欧时，发现东欧经济相对较好的是波兰。原因是俄国与德国历史上三次瓜分波兰，所以波兰人不信任西方的私有化方案，保留了若干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如今得以应对金融危机。匈牙利在卡达尔领导的市场化改革中用外国贷款来资助居民消费。休克疗法中匈牙利为了还债，把国有大企业和国有银行全部卖给外资。金融危机一来，外资银行纷纷抽逃资金回救母国，使原来东欧经济基础最好的匈牙利，经济恶化的程度远超过波兰。
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在反对国企垄断的同时，不反对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他们不理解美国金融寡头是本次美国与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Johnson 2009, Chen 2009, 2010，陈平2010d）。我本人曾在1996年就金融改革的战略上书中央(陈平 1996)。我建议仿照中国民航改革的成功先例拆分四大国有银行。中央领导批示赞同，却被部门领导否定。理由就是美国的花期银行等巨头正在兼并，如果中国的国有银行拆分，如何面对西方银行巨头的国际竞争？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扶持，难以单独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
(3.5)相信普适价值的人忽视西方市场经济也有多种模式
西方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之后，政府都曾经干预经济，直接创办国有企业。其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战争动乱导致市场失败的现实需要。私有企业虽有灵活多变、易于创新的优点，但也有急功近利，不考虑长期利益的缺点。地区发展、国家安全、基础建设就不能只靠私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国有企业的主要责任不是短期盈利，而是保障社会安定，例如创造充分就业、缩小区域差距、应付国际危机等。目前世界上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实，说明企业效率的核心不在产权结构，而在其他因素（陈平 2007， 2010c, Chen 2010）。中国国企改革的初期“国退民进”是为了纠正1957年后不加区分地实行公私合营、消灭私有制的过激做法。中国和西方的经验证明，国营和私营企业都不足以创造充分就业，必须互补发展。朱镕基“抓大放小”，让没有竞争力的国企破产或转制，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得以集中实现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的战略目标。但要求大型国企全面私有化，将国企经理人变为垄断资本家，就违背中国改革的国情与现实了。英国的私有化改革的著名案例是英国铁路，私有化后大量裁员，但由于网络效应，分段运营的竞争效率反而降低，目前又重新实行国有化。美国三大汽车厂在这次危机中几乎破产，不得不让政府救助。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全私营的医疗成本太高。美国医疗技术世界领先，但人均医疗成本是医疗双轨制的欧洲、加拿大的2倍，医疗国有制的日本的3倍，导致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医院相互勾结，其垄断利润高于其他行业，宏观代价是损害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陈平 2010a,b)。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垄断阻碍创新的问题。我的主张是反垄断不分所有制。但是鼓励创新和应对危机，不同所有制可以互补。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可能搞裙带关系、短期行为，因而都要严格公司治理，重用人才。所有制不能替代选贤用能。
我访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经济研究所时，对该所企业家研究室的国际调查大为惊奇。他们注意到北欧国家的创新超过美国。北欧国家许多制度安排和美国大不相同，非常接近早期社会主义的理想。德国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较小的工资差距（缺乏物质激励），福利社会负担（大政府的主要标志），对发达国家间的创新差距影响不大。从统计观察上，他们发现北欧创新的优势和破产程序的效率有关。和美国的信用制度标准相反，北欧投资方更愿意投资给失败过的企业家，因为失败的经验有助于未来创新的成功。换言之，保护创业者的积极性比保护投资方的产权更重要。
(3.6) 迷信自由化的人，无视政府市场监管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往往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对立起来，看不到市场和政府间的共生演化关系。
市场化改革之初我在安徽，有人鼓吹改革就是松绑。不料原来纯朴的农贸市场迅速出现卖死猪肉和假中药的问题，温州的小商品市场在八十年代假冒伪劣商品曾经泛滥成灾。市场看不见的手并未导致优胜劣败的局面。在民怨沸腾的压力之下，政府才推出一系列市场监管和质量认证的措施，逐步改变恶性竞争和逆向淘汰的局面。至今，西方与中国在药品、食品、金融等市场中，腐败与政府监管方面的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原因不只是信息不对称，而且是法制漏洞，因为暴利比罚金高得多，成为逆向致富的激励机制。从国际比较的标准看，中国监管的程度，在环保上比欧洲差得多，在食品上比日本差得多，在药品上比德国差得多。只有金融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在防范金融投机上比西方要严，究其原因是民间反腐败的压力很大，中国资本控制的初衷是防止贪官洗钱和外逃，并非防止西方热钱炒作货币，代价是中国的金融创新发展太慢，影响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在银行监管上，加拿大的经验，也可供中国借鉴。当然，政府监管不能代替市场竞争。中国国有航空公司在拓展海外业务上的竞争力，可以企及美欧，却不如韩国的民航企业。这可能是人才和领导力的问题，不一定是所有制的问题。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关于苹果公司的深度调查（Barboza 2012）。他们发现虽然苹果公司的产品风行世界，给股东创造巨大利润，但是创造的就业只有5%在美国，大部分产品的制造在亚洲，主要在中国。美国公司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技术、产权、劳工成本，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地方政府的效率和中国产业集群的工业生态结构。但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营销渠道，创造的财富主要集中在苹果公司的高管和股东手中，成为美国金融危机深层原因的真实写照。以苹果手机 Iphone 为例，产值的58.5%为苹果公司的利润，中国工人的比例仅1.8%，韩国的利润为5.7%， 日本的利润仅0.5%（寒竹 2012）。以为技术加产权可以保证国际竞争的垄断地位，或本国劳工的共同富裕，是西方经济学加媒体制造的形象，不是国际竞争的残酷现实。苹果公司也不可能持续维持这样的高利润。
历史的经验表明，开放与监管之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自由化，而是把握选择性开放的时机与程度。中国资本开放的选择性高于东亚、拉美、东欧，中国今日才得以限制美国金融危机的拖累。中国也有失误之处。日本经济学家对我说，日本绝不会像中国那样，让外国企业占有如此大的国内市场份额，韩国更是如此。中国沿海大城市竞相引进西方五百强，却不大力扶植民族企业。某些领导人误以为西方垄断企业必然代表先进管理模式，忘记技术进步从来是先进的小企业打败保守的大企业，这在思想上和政策上都是一个错误。中国企业和日本韩国企业相比，成长的道路要艰难的多。
未完待续。。
作者陈平是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研究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