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争议与新古典经济学迷思(二)-陈平
二．新古典经济学难以理解中国经验的理论误区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新古典经济学的传播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受到极大的欢迎，有几个原因。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强调需求方的市场作用和价格在供求调节上的作用，正好补充指令经济忽视市场需求的不足。第二，宏观经济学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利率汇率的宏观调节，也是计划经济下的缺失。第三，产权理论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对打破国有企业的大锅饭，发展民营企业和国企的股份制改革，也有借鉴的作用。第四，金融经济学的数理模型，对描写金融市场的波动提供了语言。加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大量翻译和引进，大批有科学工程背景的经济学家转入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使中国经济学的阵地很快让新古典经济学占了主导地位，出现中国的改革家不断创新，而中国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持续评判的奇怪现象。反而是中国以外的西方经济学家，对总结中国经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大有兴趣(Ramo 2004, Stiglitz 2004)。
但是，在改革实践中，新古典经济学立刻显示它均衡思维的局限性。如果对比中国和东欧不同的转型道路，我们便会理解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在历史演化的进程中显示了重要作用。这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强调，而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要点。
（2.1）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难以生根的历史根源
其一，新古典经济学是大萧条之后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罗斯托指出的大众消费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过剩引起的周期经济波动，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出发点是消费经济，完全无视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阶段的基本问题：如何寻找和扩大资源与市场，如何发展劳动分工、工业化、与基础设施，如何处理经济与军备的关系？萨缪尔逊1940-1970年代的《经济学》教科书，还讨论大炮（代表军事工业）与黄油（代表民用工业）之间的选择，讨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比较。到1990年代以后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则把这些内容全部删去，似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验根本在历史上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如何能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甚至挑战西方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同时，虽然学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出口贸易。但是中国的领导人时刻铭记帝国主义侵略的教训，辛苦积累的外汇主要用于进口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的基础工业升级换代，而东欧的自由化领导人企图摆脱苏联影响，“回归西方”，把西方援助和贷款主要用来补贴居民消费，不惜全盘出售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工业资产，导致经济的大倒退和国家实力的下降。美国更是把投资中国赚来的巨额资本，不是投入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是投入金融与房地产投机，导致产业出走和金融危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却制造“全球（贸易）失衡”的谬论，把责任推卸给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
其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想世界，是没有政府、没有税收、没有监管的古典世界，任何政府干预都是市场扭曲。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甚至宣称大萧条时期工人的失业也是自愿的理性选择。中国自大禹治水和秦汉之制以来，除了农民战争后的恢复期，大部分时间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传统。对付频繁不断的旱涝灾害与外敌入侵，人民普遍要求的是“有为政府”。鸦片战争开始时的清代，比英国更接近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因为当时中国的政府、军备、和税收规模，远比英国和日本为小（黄仁宇 1997）。中国领导人对国民党时期的高通胀、高失业造成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记忆犹新，对困难时期的农业脆弱更是刻骨铭心。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努力，更接近熊彼特的创新学派和反凯恩斯的供给学派。中国改革的第一步，废除以粮为纲，鼓励生产承包责任制，立即获得农业生产的恢复与高涨，才逐步推进特区试验和国企改革。没有发生东欧休克疗法一开始就出现的高通胀、高失业、和国企大量倒闭。这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政治智慧，才得以避开新古典经济学的危险区。
（2.2）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1990年代，美国应对拉美债务危机时，总部在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华府的智囊机构间达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由经济学家 Williamson概括为十条（1990）。核心政策是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调控的紧缩政策来抑制通胀。其理论基础是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所指导的芝加哥小子们，于1970-1980年代，在智利军政权支持下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柏林墙瓦解之后，哈佛教授萨克斯又把美国在拉美推行的政策带到东欧和俄国，因为从上而下推行的激进政治经济改革方案，而被称为休克疗法，已和中国“摸石头过河”的渐进实验相对照。
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武器库中，都可以找到理论依据。直接有关的理论如下：
（2.2.1）一般均衡模型与市场价格的自动稳定论
美国和西欧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无例外地赞成，一次性地放开价格管制，远远胜于中国的渐进价格开放。他们的信仰来自阿罗-德布日模型，他们用似乎高深的拓扑学证明市场经济的均衡解是唯一和稳定的。只是静态数学模型无法算出价格收敛的速度，便借助于哲学寓言的力量。最著名的弗里德曼说法是：你一刀砍掉蛇的尾巴蛇能活，几刀砍蛇尾就死了。萨克斯的说法是：深渊只能一步跳过去。可是中国刚开始宣传价格改革，就引起全国的抢购风，使中国的“价格闯关”立刻刹车，此后转入“双轨制”的渐进价格并轨，至今国内能源、粮食、教育、医疗的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东欧和俄国的价格自由化却导致高通胀和长期的萧条。例如，波兰的通胀达500%以上，俄国的通胀达4000%。
问题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忽视了工业化经济下的“迂回生产”和“产品周期” （Hayek， 1967， 陈平 2006）。不同产品有不同的生产周期。蔬菜和肉类的生产周期只有几个月，电站的投资周期是几年。大学和医院的建设成长要几十年时间，还未必能跃居世界前列。 由于产业结构大不相同，改革过程中实际形成的价格动态大相径庭。
（2.2.2）金融自由化与有效市场理论
西方金融自由化导致的金融危机的理论基础就是新古典金融学的所谓有效市场理论。有趣的是，中国金融的发展过程却极端谨慎，没有出现东南亚和西方的类似金融危机。原因是国民党1940年代在上海的金融投机造成的损害，在老一代领导人中记忆犹新。台湾地下金融的倒闭风潮，大陆也有耳闻。大陆民间对反腐败的压力，也使国内资本账户的管制对象，主要是限制贪污腐败的赃款到国外洗钱，后来才成为防范国际热钱的主要措施。这都使中国得以避免俄国的股市泡沫和东欧的债务危机。国内大学教育流行的有效市场理论，并未对国内政策的制定产生严重影响。
（2.2.3）贸易的比较优势论和贸易自由化
古典经济学主张贸易自由化的主要依据是贸易的比较优势论。在经济理论上有一定道理，在现实世界却有很大差距。中国内地自古以来就用粮食、布匹、茶叶和边区游牧民族交换牛羊和马匹。但是即使高度开放的唐代也没有实行贸易自由化，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来源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例如限制铁器的出口，以防止成为敌国的兵器。中国建国之始，即招西方国家长期的经济禁运，至今美国对高科技的出口和中国对国外资源开发的投资，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限制甚至封杀。现代汽车等工业的规模竞争，又使贸易政策成为国家竞争的工具。所以，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在贸易开放的时间表上，采取务实和精明的态度，对西方的宣传不报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中国产品有竞争力的市场，中国力主贸易自由化；在中国产品没有竞争力的市场，中国小规模开放，让民族企业有学习、竞争、和成长的空间。这使中国的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改革开放的30年内急剧提高。外贸从初期的逆差到迅速转为顺差，产业也逐步升级。
相比之下，东欧自由派的领导人对西方报以幻想，使本国经济遭受重大损失。我访问波兰时，波兰负责加入欧盟谈判的副总理告诉我：波兰人天真地对西方敞开大门，却发现西方并没有对等地对波兰敞开大门。结果波兰的手纸都从国外进口，而波兰优势的化工和农产品的出口，却遭到重重障碍，导致巨额贸易逆差，货币贬值。欧盟提交给波兰的入盟条件的文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尺多高！欧盟贸易管制的细致程度，令波兰前计划经济的官员惊奇不已。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历时15年，条件和创始国比，要苛刻的多。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宣传的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政治中实行的贸易政策，完全是两码事。中国对西方列强不平等贸易的历史经验，又一次帮助中国的开放政策绕过东欧俄国面临的险滩。
（2.2.4）内生经济增长的知识积累论和信息自由化
改革开放对国内体制冲击最大的是信息自由化，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有很大影响。最近科斯百岁生日的讲话鼓吹中国开放“思想的市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新古典经济学有影响的“内生增长理论”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持续的贫富差距归结为知识积累规模递增的结果(Romer 1986), 其理论依据是阿罗的“干中学”(lerning by doing) 理论(Arrow 1962)。假如此说成立，则发展中国家赶超的唯一途径是拆除一切国家壁垒向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信息、体制全面开放，但是永远不可能超过西方发达国家。
内生增长理论暗含了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很有限。在知识积累和扩散机制下，发展的机制是一个从富国到穷国的单向信息流，没有任何风险和冲突。因此，最好的发展政策就是自由化和私有化，这样外国的资本和西方的制度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穷国了。这和休克疗法与华盛顿共识的思想如出一辙。
第二，知识资本 (knowledge capital) 的观念，在本质上是存量积累的过程，而非新知识产生和旧知识淘汰的新陈代谢和生命周期过程，后者恰恰是不断重演的失业和增长周期的根源。内生增长理论可以拿来为全面自由化辩护，似乎最优增长政策是一个没有学习和创新风险的扩散过程，不需要用摸石头过河的探索方法，防范开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真实的内生增长之路不是一个指数曲线，而是一个S形的逻辑斯蒂（Logistic）曲线。它首先成为生态生物学的基础，可以作为均衡经济学的替代视角。
图3. 有限市场和有限资源情况下的市场份额竞争：新技术的兴起和旧技术的衰落。
我在德国的讲题就是把我依据演化动力学提出的“试中学”(learning by trying) 来描写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Chen 2010, 陈平 2002， 2004， 2011b）。我们的观点是：知识不仅是积累的，更是新陈代谢的（如图3）。否则，历史上就没有德国、美国超过英国，中国又可能赶超西方的可能。中国农民从传统技术的保守态度，到改革开放的乡镇企业表现出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敢于挑战国企、甚至跨国公司，原因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地方政府的扶持，提供了中小企业的创新保险（陈平 2006）。假如夕阳产业拒绝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产业的竞争也可能转化为政治斗争以致战争。图3也可以描写强权的竞争、共存、和兴衰。（2.2.5）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市场自由化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真正有影响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包括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阿尔钦的产权理论。有不少经济学家用降低交易成本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并依据科斯理论，进一步在国内推动市场自由化的改革。这个问题比前面的问题都复杂，值得仔细分析。
有趣的是：科斯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有极大的争议，包括萨缪尔逊、布坎南、赫维茨等诺奖经济学家都公开批评科斯理论的自相矛盾，在中国却少有人对其质疑。科斯对交易成本的定义含糊不清。要解释企业的兼并分拆，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估计比交易成本有用得多。科斯本人对制度演化的方向是自相矛盾的。科斯1937年讨论企业本质的文章，受大萧条期间受苏联托拉斯的启发而偏爱垂直整合的企业。科斯1960年讨论社会成本的文章则否认市场失败的存在，宣称诸如污染、农牧边界这样的社会冲突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解决，无需司法仲裁（科斯 2009）。萨缪尔逊尖锐指出，两人博弈的交易有无数可能，不会有均衡解。科斯宣称他的研究来自观察真实世界，但是批评者逐一调查他的案例，没有一个能证明他的论点。因为养牛的牧场存在规模经济，污染的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社会对于商业贿赂的厌恶，如此这般的经济非凸性存在时，特定情境下的双边谈判不可能收敛到最优状态。科斯论证说只要需求曲线总是负斜率成立的话，价格理论就能处理外部性问题。科斯不懂得所谓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背后，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人们通常偏好更多的快乐，但科斯忘了人们希望减少而非增加（污染的）痛苦。
科斯理论真正的目的是否认反垄断法的必要。但是直说连芝加哥学派的人也听不进去，换了交易成本的语言，听众便大增(Kitch 1983)。科斯理论受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欢迎有两个原因。
其一，科斯定理的含义是，无论初始的制度安排如何不合理，只要允许产权交易，制度一定会趋同到最优的制度安排，与初始条件无关。理由是现实世界的交易成本很小，所以他的零交易成本的理想世界可以指导现实政策（Coase 2004）。这替东欧前苏联私有化过程的不公做了有力辩护。
其二，科斯明确用增加交易成本的理由来质疑市场反腐败的法律，为美国近三十年推行的去监管、自由化政策提供依据（Coase 1979）。
西方法学界，产权学派和公司治理学派接受科斯交易成本的概念，但都认为现实世界的交易成本很大，所以法律制度的初始条件很重要。诺斯交易费用在美国GDP中的比重从1870年的大约25%增加到到1970年的50%以上（Wallis and North 1986）。否定市场竞争有降低交易成本的趋势。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之于降低交易成本，理由是计划经济时期限制市场活动等价于无穷大的交易成本。我以为是不准确的。文革时我在四川一个小站当铁路工人。当时反对把鸡蛋等农产品运到大城市赚取差价，采取的措施无非派几个民兵在车站阻拦小贩吆喝。如今农贸市场为了防止奸商卖死猪肉、假中药、以及用非法化学品加工食品，几乎防不胜防，增加的监管成本远比文革时期为高。恰好证明诺斯的发现有普遍意义。
这次金融危机更证明科斯理论的谬误。金融自由化表面上确实降低监管的交易成本，但是给金融投机打开的方便之门造成的社会风险，比监管下的金融市场大了许多倍。笔者2009年在澳大利亚的国际会议上，明确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理论要对金融危机负责：一是法玛(Fama)的有效市场理论，二是卢卡斯的微观基础理论，三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笔者分析，西方经济学家对科斯理论的批评并不到位。从方法论上看，用交易成本的概念来解释经济组织的演变是极端还原论，零交易成本世界是永动机模型，科学上是不成立的。建立企业的目的是创造价值，不是什么节约交易成本（Chen 2008, 陈平 2010c）。企业的规模大小和结构演变，和市场规模、竞争者特征和本身的结构功能有关，这和理解物种的大小问题类似。没有一个清醒的生物学家或医生会用排泄废料的多少来测量生命体的健康水平或竞争优势。
具体说来，交易成本的概念定义模糊，很难准确测量，不适于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南。交易成本的核心是信息成本。科斯的隐含假定认为市场竞争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他忽略了相反的事实，诸如营销、特许经营等提高市场份额、创造价值的战略，正是以提高交易费用为代价。技术进步或许可以降低单位的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然而，总体的交易成本有明显的上升的历史趋势，原因是不断增加的网络复杂性和创新的不确定性。科斯理想的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现实中不存在，因为它违反了几个物理学的基本定律。经济系统和生命系统都是耗散系统，摩擦力不可能是零，否则生物为什么要不断消耗能量来维持生命？完全竞争意味着完全信息，即获取信息的成本为零，这违反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关系，是不可能的。任何信息的收集或者传递都需要某种形式的最低能量。科斯在社会演化中降低交易费用的信念明显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生物和社会演化过程是熵增过程。科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是另一种均衡经济学的永动机。
科斯定理暗示制度变迁会收敛到一个与初始条件无关的最优系统。这是一种没有历史感的机械论世界观。生命和社会组织的涌现是以非均衡过程的时间箭头和对称破缺为特征的(Prigogine, 1984)。路径依赖和结构变化在法律的发展中也至关重要。
科斯定理最具争议的含义是，任何社会冲突都可以被没有第三方中介（法律，政府，或者社会组织）的双边谈判解决（Coase, 1960, 1988）。它的论述基于排污者和污染受害者对称的谈判地位，更加广义的说，是基于消费和投资的对称性（Cheung 1998）。如果科斯定理成立，那么世界上将没有权力，没有冲突，没有战争，没有政府，没有管制。这对于没有私有财产和财富积累的原始社会或许成立，但对于一个竞争而又不平等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不成立的。
科斯在他百岁生日的时候，又对中国学者提出要开放思想的市场（科斯 2011）。思想需要开放竞争，这是无疑的。但是哪种思想有生命力，只能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不可能由市场力量决定。目前的全球市场，虚拟资本的炒作为世界GDP的十倍，成为危机之源！过去三十年的华盛顿共识和经济自由化，一度受到全球市场的追捧，最终在金融危机中信用尽失。如今中国思想开放的程度远超过美欧。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医疗改革中提出建立国有保险公司的方案，立即被媒体谴责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甚至纳粹主义，无疾而终。即使西方经济学家系统批评主流经济学的论文也难以发表。反之，中国媒体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报道远远超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开放是勇气和信心的竞争。有趣的是，如今畏惧开放的，不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而是衰老的发达国家。
科斯真正的贡献，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推到极端，正好启发我们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可用的边界。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资源交易和两人博弈，都是对称的。卢卡斯的微观基础模型，人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中不存在不平等问题和社会分配问题。普里戈金告诉我们，演化就是时间的不对称。我们的观察，劳动分工的发展就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不对称，就是发展的非均衡。问题是，何种非均衡得以持续，何种不能存在？就以科斯的牛吃庄稼的案例为例，历史上中国农民和游牧民族的战争持续上千年，才有长城的建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至今打不成和解协议。原因在双方不是对称的谈判，或者双方没有其他生存的空间。要建立和谐社会，两方交易是不成立的，一定需要第三方介入，或多方合作互动，才有多样发展的世界。这正是复杂演化经济学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切合真实世界的地方。
流布甚广的信息对称下公平竞争的幻觉，导致了市场监管中去追求公平交易的乌托邦，这与现实差距甚远。任何一种劳动分工的创新，都将带来人类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权势不对称。各种“创造性毁灭”形式，例如进入门槛、专利保护、国家边界、文化歧视和战争的根源，都源于权势不对称。对市场生机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兼顾创新和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可持续的市场，需要立法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进行不对称保护。新制度经济学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财富分配不对称，导致权势不对称的不平等竞争。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均衡战略，自由化和私有化在东欧和俄国的推行，只是为外国资本消除竞争者铺平了道路。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2.2.6）产权理论和私有化
即使赞成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对什么是好的市场，理解也大有分歧。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试图用资本对经营者自上而下的控制，来论证企业私有化的优越性，西方在理论界也颇有争议。
我曾经陪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米勒（Merton Miller），出席留美经济学会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国企改革研讨会。米勒创立的公司财务理论的MM定理说，完全竞争下企业价值与债务结构无关，我的理解也就和所有制结构无关。米勒在会上强调说，产权问题虽然重要，却没有优化解。英美型企业短期行为投资不足，德日型企业长期行为投资过度。他的话启发我重新认识产权理论的局限，以及历史上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反复浪潮(Chen 2008, 陈平 2007， 2010c)。
阿尔钦提出产权理论，是受他的学生张五常研究佃农合约的启发。张五常注意到地主监督佃农是否偷懒很难观察。阿尔钦却认为产权可以保障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权理论。国内改革之初为了解决国企的大锅饭问题，一度热心宣传产权理论，并提出了“产权清晰”的说法。却回避了一个操作中的核心问题：“产权清晰”应当界定在哪个层次？层次太高产生官僚主义，道德风险，层次太低无法合作发展劳动分工，导致系统瓦解。西方福利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瓦解。男女同居而不结婚，抚养子女的责任落在单身母亲身上，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导致发达国家妇女不愿生孩子，人口加速老龄化和依靠外劳，导致文化冲突递增和国际竞争力的下降。美国政府机构和企业每个班组长都有权力解雇下属，导致美国职工的跳槽率远比德日企业为高，承受危机的能力也比德日企业为小。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国大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导致“看不见的所有者”的短期行为（刘昶 2007，史正富、刘昶2011）。西方大企业的机构臃肿问题和中国的国企相比，并无明显差别。
（2.2.7）科尔内的“预算软约束”理论和企业兴衰的周期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把预算软约束作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科尔内, 1988）。苏东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不加区别地削减政府给亏损企业的援助，原以为可以刺激企业提高效率，结果没有提高效率，反而加速国企的倒闭，导致经济萧条。
从模型来看，科尔内的软约束理论完全符合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但仔细分析，严格意义上的预算硬约束只存在于没有技术进步和信用市场的封闭经济，这正是完全市场假说的致命弱点。在工业社会中，鼓励技术更新和结构调整的预算软约束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如银行信用、风险资金和银行破产法（崔之元，1999）。美国破产法的第11章，就由法院下令限制债权人的要求，给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以重组和生存的机会。本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给大银行和三大汽车公司注资，是美国对大企业采用预算软约束的现实例子。在经济转型中强制实行预算硬约束所导致的信用紧缩政策，与大萧条时期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给可以挽救的企业雪上加霜，带来宏观经济的连锁反应。
中国正是在所谓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产权学派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产权都不清晰，效率应当低于私有企业。但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信用资格不足的中小企业也难于取得商业贷款，所以政府要出台补贴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初期，地方政府持有的公司股份，有助于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缩短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当然，预算软约束也可能用于延缓不良企业的破产兼并过程，从微观企业来看这也许并不优化，但算宏观大帐，让亏损企业分批关闭比让大批企业同时破产造成的社会共振损失小的多。
从金融工程的角度观察，中国在预算软约束下的渐进市场化，得益于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的金融体制创新。如果国有企业或乡镇企业在新产品市场上取得成功，就用股份制的办法承认新兴的企业家和经理人的贡献；如果企业改革失败，让国有银行承担了主要的改制成本。中国发展投资创新型而非消费补贴型的软约束，目标不是为了选票维持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而是政府分担了技术换代过程中的学习风险与创业风险。当然，预算软约束下必然要付某种社会成本，其形式之一就是中国国有银行累积的不良贷款。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化可以使社会负担极小化，从而达到最佳的社会效率，其实不见得。苏东预算硬约束政策下造成的转型萧条，日本试图维持土地泡沫导致的十年停滞，和美国维持私营部门高额利润形成的巨额财政赤字，危机造成的社会成本远高于中国的转型成本。我们认为，中国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是凯恩斯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而科尔内主张的预算硬约束是新古典反凯恩斯革命在转型经济中的变种。通过对转型经济的观察，我们支持演化经济学家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比较分析，不支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论与产权趋同理论的立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来源于技术和组织创新，因而具有内生不稳定性，开放经济中“创造性毁灭”表现为持续的经济周期和不断的金融危机。相比之下，社会主义体系要比资本主义稳定。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竞争的激励，而是闭关政策所造成的技术停滞和组织老化。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混合经济下产权形式变化的规律呢？作者依据图2的逻辑斯蒂小波增长模型，把任何产业的兴衰分为孕育期、发展期、饱和期、、和衰亡期，提出组织变革的生命周期理论（Chen 2008, 陈平 2010c）。
在新技术的孕育期，没有多少私人资本敢支持未经证实的美梦。因此，来自非盈利大学的技术转让和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对早期的研究和发展是至为关键的。新成立的企业经常在一个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的情况下开始运作。和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的理论相反，在充满了未知风险的新兴市场中，初始资本的预算软约束，即使对有竞争力的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并非企业亏损的原因。
在新技术见到应用的市场潜力后，进入发展期。这时会出现多种形式的产权结构来形成人才、技术、和资本的整合，诸如合伙制，公司制，私人企业和上市公司等。在竞争者较少而技术大概稳定的情况下，垂直整合或许是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的办法。对于处在竞争者较多而技术变革很快的行业的企业，最好是将非核心的部门外包而专注于核心部门。即使在发展的成熟期，相对于风险控制和激励机制等考虑，交易成本的计算也很难衡量。
在产业发展的饱和期，可能出现大企业的垄断，政府的反垄断法对保护竞争就十分必要。
在技术面临淘汰的衰亡期，预算软约束问题会重新出现，国家主导产业的重组政策对产业转型至关重要，包括对失业工人的技术再教育和产业转型的指导。
由此可见，在混合经济的条件下，为了企业的生存和长期利益，董事会的控制权应该在多维目标的指导下清楚地界定，而不只是简单追求短期内公司市场价值（股东权益）的最大化。德国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不同，利益分配强调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职工、上下游企业和社区。中国的大企业更须关注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利益。
未完待续。。
作者陈平是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研究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