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争议与新古典经济学迷思(一)-陈平

中国道路的争议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

[ 【注】本文源于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2010年12月11日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的会长论坛上的讲演，在会长王艳灵教授督促下修改成文，最后定稿将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结集出版。目前网上发表的版本系朋友间流传的征求意见稿。读者如发现文中客观数据和历史事实的错误，请发邮件给 [email protected] 并在主题中标明实质内容，采纳者将在适当的文章中致谢批评者。对不同意本人观点的评论，请直接在网上讨论。开放社会鼓励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事先感谢读者费心阅读我的文章。世界没有最优境界，但是可能改进的更好。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4月，第3卷，第2期，39-75页

摘要

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辩论，涉及到经济学基本范式之间的对话。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思维本质是静态的、维持现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要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道路，必须要用历史和全球的视野和演化论的方法。复杂科学的应用开辟了综合各派经济学成果的道路。文章具体分析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为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The debate on the China model involved an extensive dialogue among competing economic paradigms. The equilibrium thinking i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s a static theory in nature, which aims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approach in development, we need a global historical scope with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complexity paves the way of integrating thi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limitation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is discussed based 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world economy. New directions in economic theory are proposed to explain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Key words：China approach, Washington consensus, equilibrium economic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关键词：中国道路，华盛顿共识，均衡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比较研究

JEL classification:

引论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Chen 2008, Fukuyama 1993， 2011， Rodrik 2011, 陈平197,9， 2004，2010b, 吴敬琏2011）。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走出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陈平 2010a）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陈平2006，韩毓海 2009，李世默 2012，潘维、尚英 2012, Morris 2010, Zakaria 2011)。中国过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也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世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对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的成就，不能简单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还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经济。在应对美国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应当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西方已有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美国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我也同意吴敬琏的一个意见，即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定型，还在过渡时期（吴敬琏 2010）。所以，我取的说法叫“中国道路”或“中国实验”，不叫“中国模式”，以防停止改革的风险。但我赞同福山的历史观察，中西道路的分岔，不再现代，而在秦汉与希腊罗马时代(Fukuyama 2011, 陈平 1979， 2004)。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英美模式是世界普适模式的神话，也重新激起西方观察家重新肯定欧洲大陆（法德）模式、北欧模式、日本东亚模式的经验, 重新研究苏联成败的原因，并探索后美国时代的全球化道路(Jacques 2009，Zakaria 2011)。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所以要用历史的、全球的、和多层次的眼光来分析。我们观察经济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国际形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过时（恩格斯1972）。中国的决策必须了解中国的竞争者，“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能对西方霸权抱有幻想。第二，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全面的了解，尤其是中国的生态环境，技术差距，和经济结构（马洪，孙尚清 1981， 陈平 2004）。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资源不平衡，不是什么投资消费不平衡。这只能靠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而目前的产业布局和行政体制，阻碍了新的劳动分工的结构调整。是现实结构调整的需要决定政府的地位和改革，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的信仰来决定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形式和功能是在历史危机中演化而来的，不是什么人设计的。历史又是人创造的。只有发展远见才能造就体制创新。第三，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有前瞻性的眼光，才不会为眼前利益保护夕阳产业，错过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世界是不平衡发展的，所以认识世界不能依靠维护现状的新古典经济学。改造世界要研究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实践学习。这是我们的出发点（陈平 2004，2010e, Chen 2010）。这次金融危机显示了英美模式劳动分工的局限。中国能否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有待于我们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迷信，认真总结中国人民创新的经验。换言之，摸石头过河的时期已经过去，观全局航海的时代已经到来（陈平2010f）。因为西方世界的彼岸并非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文明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在世界诸大文明中最具生命力。

怀疑中国道路的人，问题出在哪里？我以为他们的思维，既有理论误区，也有经验的局限。

一．否定中国经验的理论渊源和历史局限

他们的理论误区在盲目相信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了解其他先进的经济学派（Chen 2010, 陈平 2010e）。他们也没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没有结构、也没有历史演化观的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这次金融危机提出的结构转型问题（恩格斯 1972，陈平 2010d, e, 2011, Harris 2001, Chen 2010）。他们不知道，劳动分工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技术革命，市场只能营销创新，不能创造科学。工业革命从来就是非均衡的发展，均衡只能停留在古代社会。更多的人是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简单数学模型所迷惑，以为市场供求会自动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平，否认垄断竞争和群体效应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忘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似乎普遍理性和自愿交易可以克服利益集团的冲突与战争。他们思考经济政策的经验局限在只了解中国和美国的表面现象，不深入分析深层次的结构原因，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西方本身的历史曲折(冀朝鼎1981，陈平 1979， 2004， Morris 2010, Fukuyama 2011)。

（1.1）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正本清源

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导致中国理论界的眼界大开和思想混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不但共存，而且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把其他经济学流派边缘化。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曲解为“市场扭曲”。中国经验至多是“转型经济学”，即向资本主义完美市场的过渡阶段，没有经济学的普遍意义。发展=市场化=自由化，最终走向是城市化、全球化。服务业将挤出农业和制造业。国家的边界和作用都将消亡。只有个人（消费者、兼生产者与投资者）与企业永存。资本主义最终战胜社会主义的理由是人的自私本性。前苏联和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验是历史性的错误。如此等等。我们的问题是：这些西方学府与媒体广为传播的经济学理论，究竟有多少成分是科学，多少是偏见，多少是信仰（或意识形态）？我们先来梳理一下经济学的思想史和方法史。

(1.2) 亚当-斯密的三重面貌

我们先假设亚当-斯密（1723-90）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他的道德情操论出版于1759年，国富论于1976年。但是，我的老师，经济史学家Walt Rostow 认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始于休谟，他比亚当-斯密大12岁，是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论家【David Hume (1711-76)】。他从经验出发，批评笛卡尔的人类理性论，认为人的心理学起源在“愿望”(desire) 而非理性(reason), 可以视为行为经济学的鼻祖（Hume 1739）。他不同意洛克认为财产权是自然权利的说法。休谟认为资源有限是产生财产权的原因，这一思想影响了后来的马尔萨斯和达尔文，是当代资源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思想萌芽。他注意到硬通货与价格的自动平衡关系，是外贸的价格理论的先驱。他还提出有益的通胀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前导。

亚当-斯密的功绩是从劳动分工出发，研究市场经济的发展，且提出系统的理论。但是，真实的亚当-斯密远比新古典经济学描写的复杂，他有三重面目：第一，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社会道德论，人类行为是典型的社会动物，和新古典经济学描写的孤立人鲁滨逊完全不同。斯密的这一论述，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学理论的基础。第二，斯密定义的国富是社会生产率，起点是市场交换下的劳动分工使技能熟练，提高产能。斯密研究劳动分工时蒸汽机刚出现，工业革命还未开始。所以，斯密不可能讨论工业革命下规模经济产生的垄断和工业化战争。斯密注意的是贸易引发的价格、货币等一系列现象，成为古典经济学关注的重点。斯密把生产要素划分为土地（自然资源）、资本、劳动三要素，相应的收益分别为租金、利息、和工资，并区分价格与价值。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是用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非反对市场监管。因为当时还未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最值得注意的是《国富论》第3章，“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被施蒂格勒称为“斯密定理”(Stigler 1951)。施蒂格勒注意到斯密理论“看不见的手”意味着完全竞争，市场充满大量小企业。而斯密定理意味着市场最终饱和时必为少数大企业统治，两者如何得以共存？作者后来用复杂科学的观点和人口动力学的演化模型解决了这一矛盾(Chen 1987, 2005, 陈平 2002， 2004)。作者提出一般（广义）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资源种类、市场规模、和环境涨落的三重限制，在系统稳定性与复杂性之间存在此消彼长(trade-off)的关系，并以此解释李约瑟之谜：为何科学和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而非中国,成为后来发展复杂演化经济学的基础（陈平 2002a, b）。在市场规模接近一定技术条件下的饱和阶段，必然出现垄断，或者新技术出现，导致旧技术的衰落。因此，建立反垄断法、鼓励新技术创新的产业政策、和创造性毁灭打击下的工人再教育转业的三个方面，政府都要扮演“看得见的手”的角色(Chen 2008, 2010, 陈平 2010c, e)。

复杂科学的出现以“决定论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 的发现为转折点。混沌的规律是“（周期）三意味着混沌”。这和老子哲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不谋而合（Chen 2010, 陈平 2010e）。用经济学的语言：一家垄断、两家共谋，三国演义。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要构造市场价格自动稳定的幻想，用的办法就是代表者模型或鲁滨逊经济（一体问题）。两人交易（如科斯模型）的二体问题等价于一体问题。但是只要出现三体问题，加上非线性，数学问题就可能无解析解（不可积分）。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解析模型就告终了。这是我为什么在1985年发现经济混沌的经验证据之后，就不再相信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方法论原因了。由此可见，休谟、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思想都是复杂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简化和扭曲了斯密理论，成为描写市场短期行为的理论，抽象掉市场经济内生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来否定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

(1.3) 古典经济学的贡献和局限

为了解释价格的涨落和价格形成的机制，古典经济学从生产成本出发，把生产要素分解为土地（资源）、资本（设备）、和劳动三部分，对应的收益分别为地租、利息、和工资。古典经济学家借用了物理学热涨落和系统均衡的概念，假设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的均值等于价值。

商人自学出身的李嘉图（1772-1823）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劳动价值论（Ricardo 1817），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奠定基础。李嘉图还提出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他观察到土地报酬递减的现象，为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优化原理打开道路。他对农业保护主义的分析，明确主张经济政策要鼓励投资、而不鼓励地主将地租投入奢侈性消费。

马尔萨斯（1766-1834）的贡献是他的人口论把生态资源对人口的限制引入经济学，注意到灾害、战争是平衡人口与资源关系的一种方式（Malthus 1826）。他的工作影响到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自然选择的生物演化论(Darwin 1859)。虽然后来的技术革命一再突破资源的限制，马尔萨斯仍然是最早的非线性增长理论，他和达尔文对后来的演化经济学起到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家的局限是缺乏政府和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也没有重视国际贸易和劳动分工的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帝国主义和战争。这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1.4）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1818-83）生活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的年代，他的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创了现代的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马克思吸收了美国人类学家观察原始公社的成果，否定了私有财产是自然权利的理论，人类社会的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 并预言未来社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的演化理论。

马克思虽然深受达尔文的影响，但是马克思的演化观更像黑格尔的单线多阶段论，而非达尔文的树状发散论。因为马克思相信未来社会发展都会收敛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似乎是均衡思维在演化观上的反映。但是，马克思是尊重历史和事实的科学家，不是纯粹的哲学家。马克思注意到中国和印度的历史特点与西欧不同，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时，也讨论了和平和暴力革命的两种可能性。

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论，是经济结构的两层次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提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奠定价值理论的宏观基础。马克思的商品循环和资本循环的分析，最早预言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灭亡。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启发后来奥地利学派的海耶克提出迂回生产理论，来解释经济波动。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思想上远远领先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也是历史上罕见的理论家和实践家，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造就了一个社会运动。产生了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劳动分工模式竞争。中国革命和发展的经验，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1.4）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局限

如果古典经济学试图从生产成本的视角解释价格机制，则新古典经济学力图从市场需求的心理角度，来解释观察到的价格波动和经济周期。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模仿经典力学和平衡态热力学，把微积分和优化方法引入价格理论，吸引了许多数学家和统计学家来加入分析经济数据的研究（Mirowski 1989）。其主要的特点是：

第一，从物以稀为贵的观察出发，最早（1738）提出边际效用论的是荷兰数学家贝努利(Daniel Bernoulli 1700-82)，他也是研究流体力学成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发达所谓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的，主要有几位经济学家，英国的 Jivons 在1871年首先把数学的效用函数引入政治经济学，并用希腊哲学的享乐主义来为效用函数建立哲学依据。同时，奥地利学派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1874年法国工程师瓦尔拉斯(Walras) 提出一般均衡理论，用联立方程组来描写经济变量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为计量经济学奠定基础。到1950年代，阿罗-德布日（ Arrow-Debreu） 模型才在一些特定条件下证明均衡解的存在和唯一性，被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科学化的标志。才有1970年代卢卡斯发动的反凯恩斯的理性预期革命，他的旗号是“微观基础论”，也就是要用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来取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分析。此是后话。问题是，微观经济学的数学心理模型并无实验心理学和演化心理学的观察基础。弗里德曼就指出，边际定价理论没有经验基础。我们观察到的基本定价模式是成本加成定价和策略定价。营销学的观察发现，边际定价必然导致企业无法生存。价格波动有一定范围、但是没有明显边界，不可能确定均衡点。

第二，马歇尔（1842-1924）引入供求曲线来描写价格形成机制。用供求曲线的唯一交点产生的均衡价格来解释价值的存在和价格波动的自稳定机制。马歇尔注意到均衡价格只对规模报酬递减或规模报酬不变的经济成立，规模报酬递增时不成立，为此他区分了市场调整的短期均衡与长期非均衡的情形。1930-1970年代，大量经济统计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企图用统计数据来推导供求曲线，包括宏观经济学风行一时的描写通胀率和失业率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结果均告失败。原因在经济体系不是稳态系统，供求是隐变量，直接可观察的只有订单和存货。后来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转而探讨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度，计算均值、方差等统计值，试图测量市场的风险，预报增长的空间和利润。数理经济学唯一和经验观察有密切关系的是期权定价理论，也只对短期（几个月内的）交易成立。时间尺度一长，结构变化的影响越大，理论的误差就翻倍，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误差不能相比。

第三，大萧条和金融危机的不断发生，动摇了经济学家对市场自身稳定的信念。凯恩斯经济学依据战时经济总量计划的经验，影响他的学生建立国民经济计量体系 (Keynes 1940)。但是，凯恩斯本质上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他的学生希克斯（Hicks 1937）提出的 IS-ML模型是片面的消费者和借贷方的主观预期模型。例如，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断言，降低利率会增加投资，从而增加产出。这次金融危机观察到相反的趋势，美联储连降利率，不仅没有吸引投资，反而导致资本外逃，银行囤积现金不敢贷款，因为经济不是封闭的经济体系。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不看好美国经济，宁愿投资利率高增长率也高的中国而非美国。凯恩斯也没有马克思经济结构的概念，只是把大众心理因素引入宏观经济学，企图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影响市场预期，没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概念。总量分析还会误导决策，因为把经济的虚胖，例如金融投机创造的股市泡沫也当做GDP计算进去，宏观经济学还不如物理学和生理学，在经济统计上，还无力区分有效生产与无效消费。物理学家计算热力学效率，必须把燃烧派出的废热或熵排除在外。医学家也会总结经验数据，确立正常身高体重的标准，不会像经济学那样多多益善。

既然如此，为什么二战后，新古典经济学大行其道，把其他经济学派，例如政治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都在大学经济学教育中被边缘化呢？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新古典经济学用心理因素掩盖了实体经济，成为否定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思想武器，从理论上抵挡社会主义运动，并未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合理性辩护。最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帕累托最优，意在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否定大范围的社会改革，例如土地改革或拆散寡头垄断。

第二，大萧条促使各国政府和大企业都大量收集经济数据。如何处理数据，发现经验规律，就成为大量雇用统计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的客观需求。传统政治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用哲学和历史方法解读经济史，做政策研究，在面对大量数据的现实面前，逐渐失去话语权。

（1.5）从复杂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看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

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经济学模型严重脱离实际的一个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大都是应用数学家，而非经验科学家。他们为了数学描写的方便，创造了不少玩具模型和数据的唯像描写，而不考虑模型背后的物理和生物学基础。举例言之，微观经济学假设人的效应函数没有上限，只是效益递减，目的是保证优化解的存在，但是违背生物学的规律。因为资源和生命现象都是有限的，效用函数必有上限，必然是非线性的，也就使行为必然是多样的。这和哲学假设什么人性是自私、贪得无厌的，毫无关系。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又假设函数是凸的，以排除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形，这就无法描述工业革命的大规模批量生产，只能描写小农经济。

1970年代末，物理学家和理论生物学家发现了决定论混沌，非线性相互作用成为事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在物理、化学、生物、气象等领域获得广泛的应用，打破了牛顿力学决定论的世界观。但是在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界遇到顽强抵抗。因为牛顿力学并不排除非线性相互作用，但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凸性，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不允许非线性存在。作者在发现经济混沌后，由于主流经济学拒不承认复杂科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作者从1999年开始，对线性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做全面检查（Chen 2010, 陈平 2010e）。结果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社会相对平稳时的唯像描述。但是，市场经济自稳定的均衡理论，只是数学模型虚构的幻想，而非真实的非线性世界的近似。

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经验科学，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一位著名计量经济学家称计量经济学为炼金术(Hendry 2001)。主持圣达菲研究所经济课题的 Foley 称呼亚当-斯密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神学（2008）。1969年起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又给经济学理论披上一层科学的外衣。令作者惊讶的发现是，第一个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希噪声驱动模型 (Frisch 1933) 是错误的永动机模型，早在1930年就被物理学家否定，弗里希本人也悄悄放弃，在诺奖演说中对自己的获奖模型只字不提。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一个从未正式发表、而且被三代物理学家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科学史上是一大奇闻! 噪声驱动模型至今统治宏观和计量经济学，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卢卡斯理性预期模型和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真实经济周期的RBC 模型，以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模型，都是噪声驱动模型的变种。他们否认宏观和金融的内生不稳定性，把持续的经济波动归之于外来噪声的驱动，在物理学上是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陈平 2010e）。

科斯的零交易成本世界也是类似的永动机模型。有效市场、完全信息、一般均衡的概念都是违背量子力学测不准关系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因为任何信息的取得都要消耗能量。完全信息等于无穷大的计算机来存储计算无穷多的信息，对有界理性的大脑和计算机都是不可能的。

新古典经济学宣称“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稳定市场，无需政府干预，理论依据是正斜率的供给曲线和负斜率的需求曲线的交点是唯一稳定的。它可以从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体中通过最优化推导出来的。

人们知道在非线性的供给和需求线下会出现多重均衡。社会互动（比如时尚和经济人的群体行为）会导致S形的需求曲线（Fig.1b，Becker，1991）。非线性的限制（比如保证生存底限的最低工资，劳动供给在高工资水平下的向后倾斜）会造成S形或者Z形的劳动供给曲线（Fig.1c，Stiglitz，1976）。非线性需求和供给线下的多重均衡暗示了持续波动 (persistent cycles) 和突变的可能。

未完待续。。

作者陈平是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研究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