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占领华尔街——然后呢？

英国《卫报》4月24日文章 观察者网译

无论是在中东、希腊、西班牙还是英国，抗议者的形象都已经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但占领华尔街以后，接下去我们该干什么？

2011年10月16日旧金山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有人问这个运动与1960年代的嬉皮士有何区别，一位抗议者回答道：

“他们问我们有什么计划。我们没有计划。我们就是来享受的。”

这一宣言暴露出抗议者们最大的危险：他们越来越自恋，在 “占领”的地方寻欢作乐。嘉年华本身毫无力量，关键是要看嘉年华结束以后的发展，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发生变化。抗议者应该热爱艰苦而耐心的工作——这还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总的来说：禁忌已被打破，我们所在世界并非最好；我们可以——甚至必须——去思考另一种生活方式。

在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意义上，西方左派完成了三段论：先抛弃“阶级斗争的本质主义”，然后是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等多元化运动，现在，资本主义又一次成为问题的本质。

我们应当警惕的首先是针对腐败和金融资本主义的道德批评。先别去怪那些坏人：问题不是腐败或贪婪本身，而是那个让你去腐败的体制本身。解决问题的办法既不是商业街（Main Street）也不是华尔街（Wall Street），而是那个让商业街摆脱不了华尔街的体制。教皇等名人教导我们去谴责贪婪心理和消费文化，这种廉价的道德批评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操作手段：把个人欲望刻写到体制上去，把体制问题转化为个体原罪。看看教皇是怎么说的：

“目前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危机，而是道德危机。”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恩斯特·刘别谦导演的电影《妮诺契卡》中的经典笑话：主人公去一家咖啡店， 他想服务员要一杯咖啡，服务员回答道：

“抱歉，我们今天没奶油了，只有牛奶。我给您上一杯不加奶的咖啡好吗？”

1990年东欧的共产党政权解体时不也一样吗？上街游行的人民要求获得不含腐败和剥削的自由和民主制度，但他们最终得到的却是没有团结和正义的自由和民主。围在 教皇身边的天主教神学家小心翼翼地强调抗议者应该去反对道德堕落、贪婪和消费主义等，而不要去反对资本主义。资本的自我循环比我们日常生活的实在界更加强大。资本是一头无法控制的野兽。

我们应该避免一味地感伤或怀念过去的伟大事业，也不要片面地肯定那些注定要失败的悲壮行动。夺人眼球的起义过去后，我们能够建立起什么新的社会秩序呢？这个问题正中此次全球起义的要害：他们表达了真正的愤怒，但这种愤怒无法转换为哪怕一点点积极的社会政治变革。他们表达了一种没有革命的反抗。

拉康这样评价1968年巴黎街头游行：

“你们这些革命者要的是一个新的主人。主人会有的。”

看来，拉康的话不仅命中了西班牙的愤怒者（indignados）。只要他们的愤怒还停留在对主人的歇斯底里式的反抗，那就只能召唤来一个新主人。

我们在希腊和意大利见到了这位新主人，而西班牙也将随后而至。仿佛是在回应抗议者们缺少专家似的，目前的趋势就是，用“中立”的去政治化的技术股官僚来替换政府中的政客（大部分上台的技术官僚都是银行家，例如希腊和意大利。五颜六色的政客出局，灰色的专家上位。这一趋势是要将现状变成永远的紧急状态，抽空政治民主。

所以，我们应该把目前的事态发展看作一种挑战：不仅要把去政治化的专家统治看作意识形态的典型形式，还应该认真去思考，有什么样的经济组织形式可以取而代之，去想象、去试验另类的社会组织形式，寻找新（the New）的萌芽。共产主义不只是对旧体制的群众抗议，还是新的组织、新的纪律、新一轮的埋头苦干。

抗议者们不但要警惕敌人，还要警惕那些假冒的战友。那些人千方百计要稀释抗议行动的激进性。我们所能得到的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不含酒精的啤酒、不含脂肪的冰激凌。现在，他们要把抗议变成无公害的道德姿态。拳击运动有种战术叫做“钳制”，即抱住对手的身体不让他出手。比尔·克林顿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回应就是钳制战术的典型例子；克林顿认为，抗议运动“总的来说……是好事”，但他担心占领运动的混乱状况。克林顿称占领运动能够绕过奥巴马的就业计划，他说，占领运动将创造数百万就业机会。我们应当竭力避免的就是这类把抗议运动粗鲁地转换为“实际”行动的计划。是的，抗议运动创造了一个真空地带，一个没有霸权意识形态的真空地带，需要时间来填补，来创造真正的新事物。抗议者走上街头的原因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回收可乐罐、慈善活动或者买一杯星巴克咖啡捐1%给第三世界这类满足心灵需求的行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会逐渐破坏西方民主的合法性。经济活动越来越国际化，摆脱民主机制的控制。民主机制只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起作用。因此，人们愈发感觉到，制度性的民主形式无法保证他们的利益。

马克思的论断此时此刻显得尤其有针对性：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问题首先不是属于政治领域。真正的自由的关键是在“非政治”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从市场到家庭，如果我们真的要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那我们的着力点应该是在“非政治”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中。我们现在没法投票选择“哪些人拥有哪些财产”、“工厂里的人际关系”等——这些都处于政治领域之外。如果有人幻想把“民主”延伸至这些社会领域，比如，号召人民用“民主”的方式接管银行，那就太天真了。这些所谓的“民主”程序（虽然有其积极作用），无论多么激进地号召反资本主义，其具体解决方案仍然是运用民主机制——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保证其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制正常运转的一部分。

因此，国际抗议运动缺乏稳固的行动纲领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这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危机，一个看不到明确解决方案的危机。这就好像精神分析当中，病人知道答案（他的症状即答案），但不知道困扰他的是什么问题，而精神分析师则是要摸索出问题。我们必须先耐心梳理出问题，然后才能制订行动纲领。

原来的民主德国有个老笑话：一个德国工人在西伯利亚得到了一份工作。他知道所有信件都会被审查官一一阅读，于是他告诉他的朋友：

“我们定个规矩：如果你从我这儿收到的信是用普通的蓝墨水写的，这封信就是真的；如果是用红墨水写的，那这封信就是假的。”

一个月后，他的朋友收到了第一封来信，信是用蓝墨水写的：

“这里的一切都美妙极了：商店里货品充足，食物种类繁多，公寓又大又暖和，电影院里播放着西方国家的电影，许多漂亮的姑娘都想和你有一腿——你得不到的唯一的东西是红墨水。”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我们都拥有了自己欲求的自由——唯一缺少的是“红墨水”：我们之所以觉得自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可以描述出“不自由”的语言。所谓缺少“红墨水”，指的是说，今天我们用来描述这个世界的冲突的术语：“反恐战争”、“民主、自由”、“人权”等等，都是伪术语，只会把当前的处境加以神秘化，不利于我们严肃的思考。

当前的任务是要给抗议者输送红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