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模式基于中国历史传统 -寒竹

今年初，《炎黄春秋》的杨继绳先生在谈到中共党内民主问题时指出，中共党内派系的公开化与合法化是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可以形成多党竞争的雏形。

中国现在正处于全方位的社会改革与转型过程中，中国究竟有没有可能在执政党内部形成公开的、合法的派系，然后再由这种不同的党内派系裂变为不同的政党？在日本和中国的台湾，都曾经出现过执政党内部不同派系的分裂导致新的政党出现的局面。那么，今天的中国执政党有没有可能重复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党演变的模式呢？有没有可能通过党内的派系斗争使执政党发生裂变而形成多党制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和中国的政党政治，进行一些基本的追本溯源和分析，由此才能清晰理解中国政党政治的内涵和特征。

西方政党体现利益集团竞争

从时间上看，西方的政党政治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宪政体制确立后才出现的。所以，无论在西方国家的近代建国过程中，还是在宪法文件中，都很难看到政党政治的影子。

英国的政党起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革命前后不同政治主张的“骑士党”和“圆颅党”，但严格说来这只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派别（faction），而不能称之为政党(party)。英国政党政治的真正形成，是在17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英国议会内部爆发政治冲突，产生了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两个有着利益冲突的政党。

美国的政党发展脉络，也基本如此。1775年北美各殖民地爆发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战争，1776年各州签署《独立宣言》，1783年与英国签署《巴黎和约》而正式独立。1787年，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宪法，建立起新的联邦政府。此后，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冲突中，逐渐形成了政党政治。

可见，西方政党政治产生的历史脉络很清楚，民族国家的形成或国家的独立在先，宪政体制的形成在先，然后在宪政体制下的政治冲突中逐渐形成政党政治。

从社会基础上看，西方的不同政党代表的是不同社会群体、集团特有的政治利益和诉求，政党政治是各个政治派系的冲突的组织化形式。英语的政党(par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pars，原意就是分割，转型为英文即为part，一部分的意思。所以政党(party)一词本身就表明它代表的并非是整个社会，而是社会的一个部分、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

由于政党的派系性质，英美等国在建立宪政体制之初都把政党视为一种拉帮结派的不良组织，英国的托利党（Tory）原意为“不法之徒”，辉格党（Whig）原意为“马贼”，都是政治派别用来攻击对方的贬义词。美国建国先贤也把政党政治视为一种邪恶。华盛顿把政党看成是“政府最险恶的敌人”。而杰斐逊、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也都把党派斗争视为一种政治堕落。由于政党本身代表的是一部分社会群体的特殊诉求，由于政党政治被理解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政治冲突，所以起草美国宪法的先贤们小心翼翼地把政党这个概念拒斥在宪法之外。即使在今天，美国的政党政治在宪法中也找不到直接的依据。

从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上看，政党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为竞选的工具。由于西方国家的不同政党代表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经济诉求，只是社会的一个部分（part），所以，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充分的法理长期执掌政权。通过竞争而实现政党轮流执政成了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择。结果，西方的政党政治最终成为一种选举政治。

西方的主流政治学家通常都把政党政治定义为一种选举机制。意大利政治学家吉奥瓦尼•萨托利（Ciovanni Sartori）把政党定义为提出政治候选人，然后通过选举把候选人推上公共职位上的政治组织。专门研究美国地方政治的学者高新军对美国政党的定位可以看成是对整个西方国家政党的一个普遍界定：“美国政党的产生是与总统的竞选相联系的，也是为总统竞选服务的。同时，它的发展也是同选举权的扩大紧密相连的。可以说，美国总统的竞选造就了美国的政党；美国选举权的扩大，则推动了美国政党的发展。”

从上面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简要追溯可以看出，西方政党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宪政体制确立的基础上，代表各个不同社会群体的一种政治组织，是竞争性的选举的一种工具。政党政治就是这些代表不同群体的政党在选举中竞争。

中国执政党打上历史传统烙印

与西方近代政治家对政党的负面理解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党派也视为一种社会祸害。孔子讲君子“群而不党”，要求社会避免党派之争。中国的汉代曾饱受“党锢之祸”，宋代和明代都因“朋党之争”而大伤元气。但是，清末以来，中国从日本输入了“政党”这个概念，开始赋予政党一词以中性甚至正面的意义。在革命党人反对清廷的活动中，革命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新词汇。

辛亥革命后，中国在政治上开始全盘移植西方的政治体制，包括西方的政党政治。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3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但是，这种移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难以成功，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形跟西方实行政党政治时的情形大不相同。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是在民族国家和宪政体制建立起来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竞争性选举机制。在这当中，民族国家，即现代独立国家和宪政制度确立，是政党政治的先决条件。而辛亥革命虽然名义上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其时的中国并非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对内，北洋政府的力量基本集中在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的城市中，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和半无政府状态；对外，西方列强对中国已经构成瓜分之势。中华民国和宪法都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远未成为现实。在这种条件下，政党政治成了各种政治力量按照自己主张建国的工具，而建国通常都会通过战争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宋教仁走的议会政党道路失败具有必然性。

孙中山最早看到了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最根本任务是建国而非其他，建国是所有其他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前提。如何建国？在国民党并无政治经济实力的条件下，唯有动员和组织社会大众进行社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把传统中国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所以，中国的政党是以建国为目标的革命党、建国党，而非建国之后的选举工具。由此，孙中山提出了“党国”的概念，即由“党”来建国。其逻辑是以党建军、以党军的力量统一中国，然后“以党治国”。

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失败到孙中山提出党国概念，使得中国的政党概念跟西方政党有了根本的不同。建军和建国成了中国政党的主要目标，这显然跟西方建国之后在议会内部形成的竞争性政党政治完全不同。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实际上都是沿着建国党而非议会党的道路在发展，用军事力量建国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

因此，上个世纪的国共之争并非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之争，而是建国的主导权之争。究竟由谁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究竟谁来设定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根本冲突。在这个争夺建国主导权的过程中，国共双方都力图把自己定位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而非西方那种只代表某一个社会群体的党（party）。蒋介石曾指责中共只代表社会中一部分阶级，而自称国民党代表全体人民。同样，中共则用统一战线来凝聚全国民众，指责国民党只是代表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概而言之，国共双方都试图把自己表述为全民的代表，把对方指责为少数人利益的代理人。

中共在成立之初，是以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活动于中国。而共产党作为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政治组织，尽管具有建立新政权的革命党色彩，但仍然带有西方政党的一般特点，即自视代表社会一部分人群——劳工阶级。虽然劳工阶级在社会中占有大多数，但毕竟还是“party”，而非全体人民。有产者作为革命的对象，显然不可能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

中共沿用西方政党模式把自己定位为劳工阶级的政党，这对动员和组织劳工大众起来革命和建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把自己定位为某个阶级的先锋队，而非所有人的政党，在建国过程中就很难仅靠政党的形式来凝聚整个社会。中共在井冈山时期虽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虽然也以建国为目标，但整个政治理念还是深受苏俄和西方政党概念的影响。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是“苏维埃共和国”，并自称“苏区”。“苏区”最后的军事失利虽然跟中共的战略战术有关，但仅仅靠劳工阶级的力量，缺乏统一战线也是其局限之一。

抗日战争是中共与时俱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时期中共虽还保持有西方政党（party）的色彩，但创造了以抗日为宗旨的民族统一战线，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全民。到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中共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型，即把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党派联合为创建新中国的统一战线。这一时期，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建国的意识，已经超越了由西方输入的阶级斗争思想，成为中共的主导思想。

中共在1949年的建国，证明中共已经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中共已经试图在其政治框架中团结全体中国人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碑文上的一段话充分体现出当时中共建国的基本理念：“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国旗都彰显出中共在建国过程中已经超越了阶级政党的范畴。

可见，中国在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国共两大政党，跟西方政党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西方，是先有国家，先有宪政体制，然后才派生出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政党政治，是国家和宪政制度催生出政党政治。西方的政党是建国后的选举党。而在中国，政党在国家之先，中共诞生于1949年建国之前。中国是由革命党动员和组织社会大众建立国家，确立宪政体制，是政党孕育出国家和宪政体制，而不是相反。所以，中国的政党是革命党和建国党。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执政党在历史和政治中的地位。

中国政党模式具有独特调适功能

由于政党这个概念是通过日本从西方引进，而西方的政党概念已经在世界上确立了其典范地位。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还是很难摆脱西方的话语体系，因此也很难对自己不同于西方政党的特点有自觉和清醒的认识。由于受苏俄和西方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中共建国后也走过很长时期的阶级斗争弯路，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即便如此，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跟西方仅代表一部分人的政党还是有根本不同。

众所周知，中国的政党体制并非一个竞争性的轮换体制。与西方政党政治独立于宪法之外不同，中共在宪法中具有核心作用。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共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其余的各个民主党派参与政治，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在野党。如果按照西方的政党理论，中国的执政党其实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政党。正如韦伯指出的：如果一个政党不是通过政治市场的自由说服而发挥功能，它就不再是一个政党。但是，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不是政党，那又是什么呢？从1921年到1949年，中共通过社会动员和革命完成了现代建国；从1949年到今天，中共一直有效地领导着这个国家发展，没有任何其他政党或政治组织能够挑战其领导地位。如果说中共不是政党确实很难说得通。这里涉及到对政党概念的界定。只有超出西方的政党理论才能理解今天中国执政党的性质。

政党轮替的核心理由在于每一个政党都是一个部分（party），既然是部分就没有理由永远执掌政权，就必须通过竞争性选举进行轮换；而通过政党轮换，执政者才能改变治国方略，才能照顾到上届执政党忽略的社会群体。说到底，换党就是换执政者和换治国方略。但是，如果一个党不是部分（party），而是整个民族的代表，那么更换执政者和治国方略就成了一个政党内部的换届，而不是不同政党的轮换。政党内部的换届当然也就意味着换人，这种换人是否能跟政党轮换一样改变治国方略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政党内部换届只是换汤不换药，只有人员的更换而没有治国方略的转变，那么，这种政党就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而非真正的政党。如果这种政党内部的换届能够同样实现多党体制中政党轮换的结果，那么，这就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政党模式的新式政党。

从1979年以来，中国执政党在执政理念上和治国方略上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这30多年间，中国不仅有经济发展，还有政治、经济、社会面貌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们把中国每10年间的执政党政策拿来对比，会发现其间差别大得让人震惊，以至于这30多年的社会发展只能用“改革”来界定。笔者预计，中国未来50年的发展仍然还会用“改革”来界定，因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式仍将会随着执政核心层的换届而发生变化，仅仅用“发展”的概念远不足以说明中国执政党在治国方略上的调整和变革。

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决定了代表各种不同局部利益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为了模仿西方的多党制，去刻意把执政党内部的不同意见当作裂变执政党的契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中国的执政党都将是涵盖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政治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