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亟需政体改革-托马斯·弗里德曼

美国需要来一次“阿拉伯之春”吗？我给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打电话时心里冒出了这个疑问。福山是《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作者，他现在正在写两卷本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我从他最近的文字中感觉到，他正在思考一个非常激进的问题：美国政治是不是已经从民主政体转变成了“否决政体”（vetocracy）——原来这个体制是要防止任何个人独揽大权，而现在，没人能获得足够的权力来推动重要改革了？

“这是政权的危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回应这一问题。”福山说，“美国人一想到政府，就只知道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美国建国之初。法治、政权更替、人权保障，所有这些都是在为过度集权的政府增添障碍。“但我们忘了。”福山说，“政府必须要行动、要做决策。”

政府的行动力在联邦层面上正在逐渐丧失。权力制衡的体制让我们以为，两党虽然有着意识形态的差异，但终归能够在一些重要议题上联手合作。遗憾的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冷战是让两党合作的有力因素），若干因素正在让我们的体制瘫痪。

首先，过度的权力制衡阻碍了决策机制。例如，参议员能够阻止行政机关的任何人事任命，而参议院现在实际上需要60票的多数票才能通过一个议案，而不是51票。另外，美国政治划分之危害前所未有地大。正如前民主党参议员拉斯·冯歌德对我说的那样：政治两极化越来越严重，总有一天老百姓买东西也要分党派，到时候就能买到共和党牌牙膏和民主党牌牙膏了。

另外，互联网、博客和C-Span（美国的一家有线电视公司，专门播报政府新闻——观察者网注））是的参众两院的立法过程更为透明，幕后交易大为减少。最后，联邦政府权力扩张，金钱政治泛滥，使得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作用越来越大。

现在的美国越来越像政治哲学家曼库尔·奥尔森1982年出版的名著《国家兴衰探源》中所描述的社会状况。他在书中警告，一个国家如果集聚了太多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就会像章鱼一样让政治体制窒息而死。唯有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才是国家的福祉的基础，大多数人应该抵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

福山用另一种表述方式说，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前所未有地庞大和富裕，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削弱了所有表达大多数人意志的政治机制。其结果就是，立法瘫痪，或者频繁地进行局部妥协，为应对危机而四处补漏。这就是我们的否决政体。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埃德·鲁斯在他的新书《立即思考：美国衰落之际》中说，如果你臆想美国经济崛起来源自诸事不管的政府，那你就享受现在的政治僵局和否决政体吧。但如果你严肃地去看美国历史，你就会了解，政府对于通过维护法治、防范风险、发展教育、基础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手段，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否决政体”是一个危险信号。

这会破坏我们国家成功的秘诀：公与私之间的平衡合作。

“如果我们要摆脱现在的瘫痪局面，那就不单需要强力领导，还需要改革体制。”福山说。包括消除国会过大的否决权，缩小制定政府预算的委员会规模，扩大国会预算办公室这样的非党派机构制定预算的权限，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干涉，直接给国会一份不可修改的报告。

我知道你们肯定心里在想：“这绝不可能实现。”你们肯定也知道我心里在想：“那我们的国家就再也无法复兴，不论谁当总统。”只要我们仍然被“否决政体”所困扰，做不成“民主政体”，那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复兴。国会已经成为合法贿赂的舞台，我国漏洞百出的政治体制正在拖垮我们。

本文原刊于《纽约时报》4月21日，观察者网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