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的后果及教训-张树华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苏联出现危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启的改革不但没能复兴苏联社会，反而导致国家解体、苏共灭亡。国家大权最终落入以激进反对派面目出现的叶利钦等人手中。90年代初开始，在国家解体、政权更迭和制度更替的背景下，在西方世界的推动下，一场以“私有化、自由化、西方化”为标志的激进变革迅速席卷俄罗斯大地。
“私有化”是俄罗斯“自由改革派”上演的一台重头戏，是一场空前的财产“大分割”运动。几年间，大规模、“闪电式”的私有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俄罗斯社会的面貌，瓦解了原制度的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了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导致了“财团、寡头”参政的局面。“私有化”运动激化了社会矛盾，滋长了经济犯罪，贻害无穷，隐患未消。
一、俄罗斯私有化的动因和特点
1991年底开始的俄罗斯私有化运动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所有制革命[ 罗·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私有化运动自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是继俄罗斯“政权大革命”之后的一场空前的“社会财产大分割”。
（一）俄罗斯私有化背景与政治动因
俄罗斯私有化运动开始之初，改革派对私有化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他们认为，私有化是改革的关键，是摆脱旧体制的根本。
根据他们对西方教科书的理解，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俄罗斯政府中一些年轻的改革派领导人直言，“私有制”的优越性被人类几百年的历史所证明。俄罗斯必须踏上私有化的征程，才能最终融于“世界文明之林”[ 弗·索格林：《当代俄罗斯政治史：1985年－1994年》，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18页。]。
年轻的改革派将建立私有制视为转轨的主要目的和内容，为此可以牺牲一切，包括管理效益、收入等。被称为“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在《俄罗斯私有化史》一书中写道：“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私人所有制在俄罗斯的建立是绝对的价值。而为实现这个目标，有时候只能放弃某些经济上的有效方案。这是不同度量的范畴。经济效益是以1年、2年、10年的度量衡量的，而私有制则会在百年、千年和更长的时间中发挥作用”。[ 参见[俄]《新时代》周刊，1997年第48期，第10页。]
俄罗斯改革派将建立“私有制”视为通往西方“天堂式”生活的法宝，将私有化看作是拯救俄罗斯的“救世灵方”和“灵丹妙药”，建立了私有制，就能溶入西方。
丘拜斯认为，私有化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加速进行，甚至可以打破常规，不考虑后果。因为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并且要在几年中用突击性的方法完成世界上其他地方用数百年才完成的那些工作”[ 1994年6月29日丘拜斯答《详情》电视节目记者问。]。
盖达尔和丘拜斯认定，必须把所有权从国家和官僚手中夺过来。“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过来就好。如果强盗变成自己资本的有效主人，他就不会再做强盗了……”[ [俄]《文学报》，1997年6月25日，第25－26版。]
俄罗斯年轻的改革派极力地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寻找理论依据。他们的幻想与西方自由派谋士的主张不谋而合。盛行一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推出经济转轨的模式，制定一个个模仿的样板。按照美国哈佛大学谋士给东欧诸国开出的药方，经济改革无非是“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而私有化又是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俄罗斯改革派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会给俄罗斯大量的经济援助。他们在设计经济改革方案时，对西方的援助和贷款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纷纷将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程度作为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要求俄罗斯政府必须进行私有化改革。
（二）俄罗斯私有化的特点
1990年左右，俄罗斯学术界开始讨论私有化的问题。苏联解体俄罗斯实施私有化提供了条件。1991年11月，丘拜斯出任推进私有化的国家财产委员会主席后，迅速拟定了一份新的私有化纲领。一个月以后，1991年12月29日，这份纲领的主要条款被叶利钦以总统令的形式获得批准并开始实施。由此正式拉开了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序幕[ 有关俄罗斯私有化进程和具体情况可参见拙作：《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60页。]。
10年过后，观察俄罗斯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可以发现俄罗斯私有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1）私有化更多的出自政治上动因，而非经济上的考虑。私有化成为新政权摧毁原制度经济基础的工具，必须在抓住政治机会，迅速将国有财产分配下去[ [美]约瑟夫·布拉西、玛娅·克罗莫娃、道格拉斯·克鲁斯：《克里姆林宫经济私有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丘拜斯在电视节目中宣称：“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俄罗斯私有化操之过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另一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 转引自崔之元：《逆取而不顺守：掠夺俄国国家资产的新动向》，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8月25日。]。
（2）私有化法律准备严重不足。俄罗斯私有化遵循的一些空泛的理念或概念，依靠的是“总统令”和纲要，而不是靠法律进行。这样可以绕开议会中的抵制。私有化运动实际上加快了旧官僚和新权贵将手中“瓜分的社会财产”合法化的进程。
（3）追求速度和规模，大规模、突击式、闪电式地推进私有化。西方资本主义走过了几百年时间，而俄罗斯改革派期望短时间培育出千百万私有者。英国一个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平均需要6年时间，而俄罗斯期望在一两年的时间突击式完成15000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4）与其它国家不同，俄罗斯被私有化的是国有资产中的较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部分。在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潜力雄厚的资源、原料型企业首先被私有化，如石油开采、冶炼，有色金属、航空企业等。
（5）权钱交易严重，私有化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私有化既没有解决经济上的收入、效益等问题，也没能解决结构调整的任务。私有化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了财产的争夺。私有化运动带来大量消极的社会后果，引发了许多严重犯罪，造成社会财富两极分化，损害了经济和国家安全。
二、俄罗斯私有化的目标和实际结果
按照《俄罗斯私有化纲要》的规定，官方宣称的私有化要实现以下七个重要目标：形成一个私有者阶层；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利用私有化所得的收入建立社会保障资金体系；促进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提高竞争力、经济非垄断化； 吸引国外投资；为私有化创造条件、建立良好的组织体系。
然而，私有化几年过后，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私有化的实际结果与最初目标相差甚远。私有化既没有实现收入目标，也没有达到效益目的。私有化实际上成为一些国有优势企业的“大拍卖”，为瓜分国有资产提供了机遇和依据，使少数人借机暴富，进而演变成“财团巨富和金融寡头”。下面结合过去几年中俄罗斯议会、政府部门以及科学院等机构的调研报告，整理和列出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的“初衷与结果”的情况对比。
（一）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相反却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俄罗斯社会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预算资金收入也微乎其微，实际结果和几年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1992－1994的两年时间里，俄罗斯有共计64829个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阿·科赫等：《私有化（1996）：结果与结论》，[俄]《社会与经济》杂志，1997年第1－2期，第206—207页。]，占4年间私有化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统计资料表明，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0.02％—0.04% ,占预算收入的 0.13%—0.16% [ 参见 [俄]《真理报》1996年4月24日。]。
大量材料显示，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私有化为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敛财机会，无法统计的国有财产被变相转手或侵吞，削弱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1992年，私有化运动开始之时，俄罗斯全社会70年积累的国有资产总量（不含居民住房）估价为1.5万亿卢布，这个数字是按1991年物价改革前的价格统计的。1992年发放私有化证券时价格上涨已达20倍，然而相应的资产重新评估却未进行。这样一来，一些证券投资公司大量低价收购私有化证券，结果是国有资产几乎被无偿地变卖。
俄罗斯约有500家大型企业被以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企业的实际资产要达2000多亿美元[ [俄]《真理报》1995年1月25日。]。莫斯科“吉尔”汽车制造厂资产总量约合10亿美元，一家私人财团购得价格仅为400万美元。后经营不利、负债累累，莫斯科市政府不得不又重新收归国有。莫斯科市化工进修学院的房产及设施价值约1亿美元，被某公司仅以此800万卢布的价格购买。类似的例证很多，俄罗斯报刊对此经常披露[ [俄]《俄罗斯与独联体经济新闻报》1997年第13，19期；《真理报》1995年1月17日，1996年4月18日，1996年4月24日。]。除有形资产外，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流失更难以统计。
（二）私有化未能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几年来的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私有化后的企业与原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差不大，经济效益差别不甚明显。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在经营管理、劳动态度等方面，私有化的企业与原国营企业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反倒是一些新出现的私营企业大大区别于私有化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美]约翰·艾尔、理查德·罗伊斯：《俄罗斯私有化：经济行为与政治激情》，[俄]《经济与管理》杂志，1996年第10期，第148页。]。
俄罗斯学者认为，仅仅改变所有制的形式并不能保证经济效益的提高。将“无主的‘公有’”变为“少数人的‘私有’”只是为增加效益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改革企业内部管理，加强市场调研，更新设备，改善工艺等都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实际上，由于企业所属的行业不同、所有制成份及其改造时间的差异，经营状况和效益也相差万千。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在一次对私有化的专门调查中指出，1992—1994年俄罗斯中央一级所属的1666家机器制造企业中有1389家被股份化，占83.4% 。这期间，1992年生产下降幅度为11.5% ，1993年下降为14.9%，1994年竟达到43.9% 。
（三）私有化损害了俄罗斯产业部门的竞争力
私有化过程中，由于国外产品、特别是西方舶来品的冲击，俄罗斯企业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场。机械产品生产连年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达45%，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90年代中期，俄罗斯80%的食品依靠进口。
在反垄断方面，“反垄断”的旗号被用来当作利益均沾、你争我夺的掩护。由于某些反垄断措施“操之过急”，结果破坏了原有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对农工综合体、森林工业和冶金工业等部门的负面影响巨大。一些有利可图的石油工业、航空运输和原料部门等分离出不少公司，例如原统一的“苏联航空”分成420家大小航空公司[ 参见 [俄]《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5月7日。]。但俄罗斯一些原料和燃料部门仍为特大型金融－工业集团或私人财团所控制。
（四）私有化吸引外资效果微乎其微
与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不同，在吸引外资方面，俄罗斯私有化的作用亦不甚明显。1994年正值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1994年前9个月的外国投资仅为7.68亿美元，而1993年为－29.2亿美元。而1995年估计仅私有化企业改造所需要的费用就达1500－2000亿美元。不少外资、特别是金融“游资”投放到证券市场。多数外国投资集中在那些利润丰厚的原料采掘部门。几年来，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勘探和开发领域的国外投资成倍增长，而机器制造、建筑业的外资增长却大幅度回落。
一些俄罗斯问题专家认为，外资不十分“青睐”俄罗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俄罗斯国内政局不稳；二是外国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由于治安状况不佳和法律制度不健全，影响了外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据美国企业家透露，在俄罗斯经营的外国企业，要把总收入的10％－20％拱手交给犯罪集团[ 参见[匈]阿科什·西拉迪：《叶利钦主义的终结》，转引自[俄]《俄罗斯与当代世界》杂志2000年第2期，第57页。]。
几年来，西方在俄罗斯的投资平均每人只有47美元，而在波兰为326美元，而智利为585美元。截至到1995年以前，根据俄罗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资料，在私有化过程中，外国投资者购买股票只占总额的10％。
（五）私有化恶化了社会局势，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1994年6月底，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社会4000万人成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处的只有70－90万人，最后能够分抢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极少数，这就是金字塔顶尖上那不足2000人[ 弗·利西奇金：《丘拜斯式的私有化，或俄罗斯经济的黑洞》，[俄]《今日俄罗斯联邦》杂志1998年第20期，第27页。]。
1993年4月份俄罗斯居民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证券私有化”能使自己变为所有者，1993年底这一比例一度增至19%，然而一年之后却降至9.6% 。与此同时，俄罗斯64%的居民认为私有化只不过是“政治手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大多数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无法参与企业管理，而取得红利的人数也微乎其微。
1994年只有4％—5%的股民开始收取“分红”[ 参见《证券私有化的结果，居民的评价及意见》，[俄]《经济与社会变动：公众舆论显示器》1994年第4期，第66页。]，实际上由于企业大部分停工或开工不足，“股东”已名不副实。俄罗斯私有化第一阶段的公式为：1张私有化证券＝俄罗斯70年社会资产总量÷全体居民总数=10000卢布。两年后变为：1张私有化证券＝面值10000卢布＝7美元＝1公斤香肠。
在社会心理方面，大多数人不认为分得的是国有财产，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补助”，或是一张“彩票”。俄罗斯学者指出，这种“平均分配”国家资产的作法实际上是一种“欺骗”，在政治上是有害的，经济上也是徒劳无益的。大多数居民没能、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或所有者”。随着“大众私有化”阶段的结束，“货币私有化”的开始，俄罗斯一些“油水”企业纷纷拍卖、招标，绝大部分居民更是无缘，只能作“看客”。
俄罗斯自由派改革者最初提出，私有化的社会政治目的是剥夺官僚机构手中的“国家财产支配权”，造就新的所有者阶层。而私有化的结果却是，正是旧官僚、影子经济成份等才是真正的赢家。
在一次讲话中叶利钦也不得不承认，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所有者”，却未造就“管理者”。另一方面，俄罗斯社会所期望的动力阶层－“中产阶级”的形成也有待时日。官僚资本、新兴的垄断、官员的腐败、沉重的税赋以及黑社会势力的敲诈都严重阻碍着中小企业、私人经济的顺利发展[ 张树华：《转型期俄罗斯社会的结构与分层》，载《东欧中亚研究》杂志，1997年第4期。]。
（六）私有化严重损害了俄罗斯国家安全
俄罗斯有关部门认为，私有化纲领中没有顾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过急的实施办法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局势紧张，严重影响了国家和社会安全。
1．损害了经济安全。
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的特别调查报告中指出，私有化非但没能使转轨政府的预算增加多少，反而使国家失去了对一些大型企业、甚至工业部门的控制。俄罗斯几年的实践表明，私有化步伐快的领域，往往正是利润丰厚、前景诱人的部门[ 弗·麦德维杰夫：《政府是怎样扶持寡头的，国家因此损失多大》，[俄]《今日俄罗斯联邦》杂志1998年第8－9期，第12－13页。]。俄罗斯境内外的灰色经济势力的目标从港口指向陆地，从地下指向天上。石油、有色金属等原料部门，航空和军工企业都成为各种资本势力争夺的对象。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报告显示，俄罗斯2/3的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被各种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俄]《论据与事实》周报1996年第30期。]。
2．威胁国防安全。俄罗斯私有化的后期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工业企业一般不纳入私有化的范围。重要军工企业私有化的名单由政府和议会审查决定。但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的报告指出，在私有化过程中，外国商人直接或通过俄方公司购买军工企业的股票，或采取建立合资企业等形式，窃取尖端技术，达到进入或控制这些企业的目的。类似的现象在航空航天、导弹制造等军工企业尤为普遍。
3．危害社会稳定。近几年来，俄罗斯社会中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最高阶层平均收入是最低平均收入的14—15倍，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扩大为27：1。
俄罗斯学者认为，私有化的推行，使得俄罗斯社会的贫富差别不仅表现在工资收入上，而更多地体现在占有财富和资产的多寡上。随着资本收益几何级数的增长，俄罗斯社会的贫富分化将更为严重，势必激起社会大多数的不满情绪，导致社会的紧张状态。社会调查结果显示，90年代中期，俄罗斯社会的紧张程度已接近社会冲突的临界点[ 参见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俄罗斯社会及其社会政治形势：分析与预测》，莫斯科1995年俄文版，第81—83页。]。
另一方面，私有化过程中，企业改组、破产数量增多，使得俄罗斯社会已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更加恶化，特别是在一些工业企业较多的地区和城市失业人口增长。仅1996年俄罗斯失业人数为670万人，约占整个社会有劳动能力人口的9.1% 。
（七）私有化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犯罪
近几年来，俄罗斯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经济领域犯罪猖獗。俄罗斯内务部及总检察院的报告中一致认为，私有化是犯罪形势最为严峻的领域。
1997年，当时的政府副总理兼内务部部长阿·库利科夫认为，私有化中损公肥私现象严重，灰色交易盛行。俄官方内部资料显示，仅1996年，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共有1746起犯罪案件登记在案。而自私有化运动开展以来，共发案30000余起[[俄]《独立报》1997年1月17日。]。1997年初，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将一份题为《俄罗斯联邦反经济犯罪和贪污的情况与措施的报告》提呈叶利钦总统，报告中援引俄罗斯科学院分析中心的材料指出，在私有化过程中，约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境内外犯罪集团手中[ [俄]《独立报》1997年1月17日；《消息报》1997年2月6日。]。
私有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犯罪活动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以及欺诈行为等。更为严重的是私有化的主管部门－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丑闻”不断。仅1996年就有152位该部门官员，6000名负责拍卖、招标的人员被检察机关起诉[ [俄]《俄罗斯与独联体经济新闻报》1997年第13期。]。特别是1997年夏天揭露出的涉及俄罗斯几任私有化领导班子的“9万美元稿费丑闻”，导致了副总理、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主席等7位“私有化高官”的解职。而稿费事件同俄罗斯私有化历史上最大的一桩拍卖－“电信投资”有直接的关系。俄罗斯舆论称，稿费丑闻可作为窥视私有化的“一面镜子”。近年来，俄罗斯私有化、特别是一些特大型石油企业的拍卖已成为政治经济生活中斗争的焦点。
观察俄罗斯私有化的进程，可以得出结论，私有化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益迅速提高，相反却引发了财产争夺战，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一些工业部门衰落，经济衰退。私有化后，俄罗斯航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只有原来的12％－15％。以前每年生产40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现在生产大大萎缩，每年不超过20架。俄罗斯的有色金属业基本被外国籍的俄罗斯私人控制。1996年俄罗斯经济的损失相当于苏联在二战中的损失的2.5倍[ 弗·利西齐金：《丘拜斯式的私有化或俄罗斯经济的黑洞》，[俄]《今日俄罗斯联邦》杂志1998年第20期，第28页。]。
三、私有化的社会后果与政治结局
私有化给俄罗斯经济和安全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同时，还导致了十分严重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私有化不是结束了、而是开始了社会“财产争夺战”。
（一）社会后果
作为一场急风暴雨式的财产争夺战，私有化触及到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改变了社会的利益格局，激化了本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成为经济主管官员、新旧企业主、外资、私有化主管部门、普通职工之间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在私有化过程中，甚至爆发了“MMM”公司股票风波这样大案，所幸未出现东欧阿尔巴尼亚那样全国性“金融暴动”和骚乱。俄罗斯全境共有4000多万居民被各类基金会和证券公司所骗。法院收到这方面的投诉多得根本无法解决。
1993年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机构发布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表明，有65.7％的国家杜马议员认为“证券私有化是一场大骗局和对百姓的愚弄”。1994年2月，同样是该机构在对莫斯科居民进行调查以后得出结论，78.9％的人认为“证券私有化是对百姓的愚弄和欺骗”[ 弗·利西齐金：《丘拜斯式的私有化或俄罗斯经济的黑洞》，[俄]《今日俄罗斯联邦》杂志1998年第20期，第29页。 ]。
俄罗斯有2/3的居民对私有化的结果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私有化是对国有资产的抢劫。伴随中私有化的推进，俄罗斯社会政治词汇中冒出了一个新词－“私吞化”，并在报刊中大为流行。“私吞化”与俄语中的“私有化”一词只有一个字母之差，反对派经常用它形容“私有化”。
在许多俄罗斯居民看来，又是“一场改革闹剧”。“公平分配社会财产”的迷雾渐渐散去，俄罗斯老百姓发现，身边的少数人一夜之间暴富。一些资深的社会学家指出，在这场以“私有化券”为赌注的赌局中，大多数百姓是输家，普通人“当家作主”情况更少。真正的赢家是原厂长经理阶层，还有一些暴发的地下经济势力。
（二）政治贻害
俄罗斯私有化一开始就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每项私有化纲领的出台都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论的焦点。私有化不仅引起左翼反对派的抗议，而且导致自由派内部的分裂。当然，俄罗斯经济私有化最严重的政治后果是催生了一些私人财团，豢养了少数金融寡头，这也是叶利钦不情愿遗留下来的最沉重的政治遗产。
1993年10月，还在私有化运动的初期，为争夺政治权力和对经济改革进程的控制权，叶利钦下令坦克炮打“白宫”，强行解散当时的议会－最高苏维埃。
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庄，为争夺对企业的控制权，常常引发原经济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俄罗斯政府某些强力和司法机构如内务部、总检察院、国家安全总局认为，私有化只追求“时间和数量”，导致经济联系中断，管理混乱，经济雪崩式的滑坡，造成国有财产的低价流失。
私有化开始以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地方官员、执法部门、学者以及普通居民对私有化的指责不绝于耳。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私有化结果和其它改革措施一样，都未达到预期目的。私有化本应防止国家资产控制权落入官员们手中，但事实上，私有化后许多官员却合法地掌握了这些资产。私有化并未造就广泛的私有者阶层，但却形成了一小撮国家资产继承者。私有化非但没有克服、反而强化了经济的垄断。国家反垄断政策根本没有奏效。一些“横空出世”的私人金融工业集团比原国家性质的集团更缺乏责任感、更具威胁。
俄罗斯私有化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财团控制经济、寡头参与政治”。特别是1996年寡头出资赞助叶利钦连任后，部分寡头变本加厉，向当局要求政治回报，甚至进行要挟。少数财团乘机控制新闻媒体，借机操纵政治，分享权力，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怪胎”[ 俄“中心电视台”总裁奥·波普佐夫答《共同报》记者问，转引自http://www/nns/ru/chronicle/center/03 08 2001]。
俄罗斯私有化暴露出的问题，特别是一些财团寡头的所作所为不仅激怒了俄罗斯百姓，而且也为西方社会学术界所不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哈佛大学俄罗斯经济问题教授马歇尔·格德曼等多次对误导俄罗斯改革模式以及私有化运动提出批评。乔治·索罗斯经常对俄罗斯私有化提出批评。索罗斯把俄罗斯经济制度定义为“掠夺式资本主义”、“强盗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索罗斯几次在公开的场合直面俄罗斯新生寡头，咒骂他们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盗窃”。他说：“我认为，俄罗斯已从苏维埃制度的一个极端走向了一种恣意妄为的、更近于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极端。”这位美国金融大亨对“俄罗斯寡头这种粗暴野蛮和凶恶贪婪的行为”感到震惊。索罗斯写道：“国家瓦解了，而每个人都在千方百计偷窃国家的财产。”索罗斯认为，丘拜斯推动的私有化是为了将“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得以变成合法的资本主义”。[ [俄]《实业界》报1997年6月25日。]
1998年4月7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 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描述俄罗斯是“一个由无政府状态和民主政治、个人独裁和政体混乱、垂死的福利经济和寄生的资本主义、政治精英对原超级大国地位恋恋不舍的怀旧情绪和公众对旧的帝国野心的厌倦等组成的‘大杂烩’”。
1998年8月21日，《金融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在英国《新政治家》周刊上发表文章，认为俄罗斯非但没有逐渐演变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反而创造了它自己发明的一种奇怪和腐朽的新制度。文章举例说明，在经济生活中，大部分企业已私有化，但是经营起来却没有执行现金纪律、债务或破产制度。与西方社会的资本家不同，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着不纳税、拒付工资和不偿还债务，资金和利润经常转移到国外……
1999年8月26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的至理名言，也许对真正的老百姓却是灾难》的文章，其中援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调查报告，称“私有化使得1亿多人陷入赤贫，数百万人失去社会保障”。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却是私人财团“爆炸式”的膨胀，约5％的少数人在短时间内聚敛了无数的财产之后暴富。
（三）近期动向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俄罗斯社会反对私有化的声音越来越强烈。1999年11月，俄罗斯“罗米尔”社会舆论调查机构进行了一次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65％的被调查者同意重新审查私有化的结果，18％的人表示反对，17％的被调查者没有回答。曾任政府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多次表示，如果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经济犯罪，私有化造成停产，分光资源等现象，就应当审议私有化结果，甚至考虑重新国有化。普里马科夫甚至宣布，已经为那些在私有化中巧取豪夺的“寡头”们准备好了“监狱号子”。
在社会各派对私有化议论纷纷的情况下，私有化问题也成为普京上台前后今后政策走向的一块“试金石”。面对错综复杂的私有化，普京出言审慎。他一方面认为“前些年的私有化出现了种种问题，犯了一些错误”，另一方面又强调“今天根本谈不到、也不应该谈重新分配俄罗斯财产问题。如果我们允许重新分配财产，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损失比过去搞私有化时还大”[ 普京在全俄国家财产管理系统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11月22日俄通社－塔斯社电。]。至于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违反法律”的事实，那么检查机关应当予以追究。
2000年，普京上台不久，便在国情咨文中几次谈到“寡头参政、操纵舆论、瓜分财富”等情况。普京总统强调，国家权力不应被少数寡头收买或私有化。之后，普京巧妙利用机会和矛盾，“稳、准、狠”出击，各个击破，先后查处了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克里姆林宫教父”别列佐夫斯基和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杀鸡儆猴、敲山震虎。
为克服私有化的后果，打击寡头势力，不容许部分寡头恣意妄为、操纵媒体、插手政治，普京总统甚至不惜利用安全和强力部门的力量。时至今日，普京总统的经济治理和政治整顿行动得到了社会多数的支持，达到了预期的经济目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当然，普京总统摆脱“政治遗产”和整顿经济秩序的努力在初期也遇到了顽强的抵制和强大德干扰。不仅俄罗斯自由派势力公开表示反对出击寡头，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界也使用“双重标准”对此说三道四。一些西方媒体指责普京是在推行“警察专制”和“破坏法制”，要挟要停止对俄投资，甚至叫嚷要将俄罗斯开除“八国集团”。现在看来，普京态度坚决，步步为营，巧妙回击，成功地顶住了各方的压力，不仅回收了一些重要部门如电视台和石油公司的控制权，而且以高票蝉联总统。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著有《私有化是褔？是祸？－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一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3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