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拉赫曼：中国视野下的普遍性-冯绍雷

请让我从我个人的角度说起。20年前，苏联解体，我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比较。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有一些不同。历史上，中国和俄罗斯都属于概念上的农业社会，但在两国的农民之间我们是能找到一些不同的。俄罗斯的农民在公社中生活和劳作，不带有任何的私人财产。这种集体主义的传统对共产党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中国的农民是很不同的，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属于小农户，他们的劳动和行为与市场相近。所以这也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从郊区、农村等地产生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基本点。

第二，我想说一下历史上的民族构成，在这其中也能发现俄罗斯和中国的不同。如果我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俄罗斯的民族结构的话，那应该是周围高于中央。周围包括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中亚人等等。他们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深远，甚至比俄罗斯的文化。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在中国，不同民族的人互相之间都非常尊重，只是在客观上，我们会发现汉族比起周围的少数民族有更强的政治影响和更悠久的历史。汉族同样应该向少数民族学习，但是这一特点对今后的历史发展有很强的影响。

第三个特点，我认为会引起知识分子的兴趣，那就是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罗斯，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属于反对派。而在中国，从很古老的时候开始，中国人就创造了帝制的科举制度来从大众中选择知识分子给予官职。尽管此制度在历史上饱受诟病，但我认为，它为帝王和知识分子与政治统治者和知识体系的交流提供了一些空间。此种历史上的现象，我觉得，即使不能称其为独特的，它也是非常特别的。

我并不想说这种历史遗产保障了中国之后的发展，但是，这样一种历史特征防止了社会暴力和动荡的产生，我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会保持下去的。前一位发言者提到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但是现在让我们谈一谈他的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我认为这是一本更有意思的书，里面不仅提到了西方的所有历史，也提到了中国，印度，甚至俄罗斯等其他地区。这本书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也许我们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的确，有许多历史因素决定了中国之后的发展。我不想说什么中国是独特的。中国的确不是独特的（unique），但中国是特别的（special）。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想强调，中国并没有与普遍的历史逻辑相分离。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儒家思想。在一些新的阐释之中，儒家思想统治了意识形态，这不仅仅意味着儒家思想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儒家思想也内化了政治统治。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甚至我们学者都误解了中国历史的真正情况。我甚至觉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有着相同之处，比方说，在政治力量之间的均衡、政府的诚信，这些都是普遍的、普世的价值。

当我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做比较时，当我说到在俄罗斯发生的事件时，我们对此非常担忧。但是我们怎么能掌控所有不确定因素？我们怎样能在各自拥有不同利益和期望的社会群体中取得平衡？我认为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有一点，我们不需要过于强调中国的独特性。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合理地将普遍与特殊结合在一起。也许，这比我们仅仅简单地强调一个方面要重要得多。这是我的理解。

第二，我对陈平教授对当今中国经济的阐释也非常感兴趣。这个进程不仅应当发展下去，并且，在我看来中国的私营企业是中国发展中薄弱的一环。菲尔普斯教授提出“良性经济”（good economy）的观点。“良性经济”是什么？它的含义是更包容，更创新的经济。关于创新，陈平教授已经介绍过了。我在这里只想就包容再谈论一些。包容性意味着我们应当不仅仅发展国有企业，同时也要发展私营企业。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国家掌控得过多。比方说，现在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但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仅仅是0.1%。全球的平均数值约为1%，这意味着99%的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只占用20%的经济资源，但却贡献了75%的就业，60%的GDP和6%的税收。另一方面，根据另一组数据，能从银行获得资金的私营企业只占2%。因此，我认为要创造更包容的经济是不容易的，平衡国企和私企是不容易的。对此，我们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法律体制，否则我们很难进一步发展经济。

最后，今天的讨论使我想起一个人，那就是法国哲学家列维·施特劳斯。50年前，他说：“对我们的国际社会来说，哪一个原则更重要？是发展进步，还是多样化？”这个问题使他究其一生也无法得出结论。但最后，他说，也许有一条道路，可以使这两个原则相互接近，那就是对话。今天，我们在此进行辩论，我相信这样的对话对我们今后的发展会大有裨益。

冯绍雷教授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