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与薛涌，谁才是自由主义的悲哀-江南

“一直在被骂，从来不收声”的著名学者茅于轼最近因为拿了一个奖，再次成为是非的中心。他拿的奖项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颁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这个奖从命名的方式就可以看出，旨在表彰那些为推动自由主义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

茅于轼作为中国极力推动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人物，时常处于被责难的境地，不仅左派不喜欢他，右派也经常骂他，这是因为他写文章或讲话的时候，确实不太出考虑自己应该属于哪一派阵营，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比如他经常表达的观点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应限制土地红线，更不应限制房价”，这些显然是两边都得罪的。这一次，他被广泛责难的原因是，推崇反智主义的留美学者薛涌撰文《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而两人为此展开交锋，又卷进一批类似李华芳这样的吹鼓手，好不热闹。

薛文很长，他开篇认为，茅于轼很不妥地说过：“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有意思的是，薛涌认为最不妥的地方在于茅于轼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道统不纯，道基不稳”。因为，“劳动创造财富，也并非是出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西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接着，薛涌从英国光荣革命讲到洛克，再到东印度公司及文革时期的供销社，最后得到结论是：人是劳动的动物。当我们连劳动也不尊重时，还谈什么尊重人的权利呢？评价一个思想家，最终还要看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中国自由主义的悲哀在于，公开倡导放弃“劳动创造财富”这种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人，成为自由的旗帜。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薛涌是典型的张冠李戴断章取义了，茅于轼多年来的诸般立论，其实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对“富人”，如企业家、管理者、投资家，充分肯定他们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即“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对“穷人”，即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人群，试图说服他们寻找或跟随先进的商业模式，提高效率，而不要坐等救济或者呼吁调控，更不要用“调控到位社会就能均贫富”来让他们得一时之快，反生长久之怨。

无论是茅于轼还是弗里德曼，均不是蔑视劳动者之辈，相反，他们始终在研究的是通过何种交换方式和产权组织模式，劳动者能够获得更明确理性的商业指引。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劳动力效率翻天覆地的变化，本身确实并非依靠“劳动者更辛苦劳作了”，或者是“穷人更有权利了”，而是“资本和商业得到了保护和推崇”，资本的逐利性推动了一次次的技术和产业革命，而劳动力本身的进步微乎其微。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富人”及资本的社会地位，即是在帮助“穷人”更有效率地劳动。而批判打到一方，另一方也势必轰然倒下。

茅于轼喜欢谈房价，中国的经济学者和网络言论家也都喜欢谈，而且网络议题往往是按照对房价的态度来划分左右的。薛涌喜欢批判高房价，但有意思的是他并不谈西方自由主义的“道统”是放任价格不干预的。这很符合网络上大量言论者的特点，在谈“左右之争”时，他们反对政府的任何政治干预，认为政府的任何管制都会损害自由或“国进民退”，唯独在谈“房价调控”时，他们支持政府的任何干预，注意，我说的是“任何干预”——有些看上去是调控房地产的干预措施，其实是会长期拉动房价走高的。在这一点上，薛涌们比茅于轼远远精明，他们始终站在多数人一边。

一个社会，如果处处“为穷人说话”，是非常可怕的。在产业分工上，会不当提高劳动力单位价值或福利追求。越成熟发达的市场体系中，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水平越高，各要素的投入产出比一定会趋于无限接近；这好比在富士康，所有的机器折旧、资本开支、人力成本，最后都能货币化并接近差不多的产出量，假如人力团结起来提高了这部分成本，就会令得资本失衡，从而令企业甚至产业发生危机，最后反而是系统整个崩溃。而在社会需求上，这种做法会令得人们将无法满足的愿望变为怨愤。所以，类似于薛涌这样的论者，恰恰正是“自由主义”的最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