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拯救纸团——韩寒身后的两代人
人类需要传奇。有一个时代，传奇浑然天成，产生于“迷信”，产生于人类不死的梦想。西班牙沦陷了，我们还有《丧钟为谁而鸣》，世界沦陷了，有人还能听见天国的歌声。倘若传奇也沦陷了呢？
从1970年代后期说起吧。那时，革命传奇样板戏再也演不出新花样。等到乌托邦终于破碎，无数青年觉得人生仿佛白卷。迟来的春风里，他们把白卷展开，涂抹一番心血，运气好的能成书，运气不好的，直到白头也依然觉得自己就像一团废纸。
一团废纸还有用吗？有用，扔进一杯水里，就是新概念比赛作文题。
比赛评委出题想到了纸团，这也许是偶然，也许不是。生于1950，回想自己从上山下乡到单位煎熬的岁月，如果看见杯子和纸团就触景生情，那再正常不过。
用自己的纸团成就他人的传奇，并非仅此一家。1980年的某一天，丹徒一个15岁候补小木匠跑到镇江城里的文教局，想要开一份“人造成绩单”以便参加高考补习班。办事员已经下班出门，看见这孩子衣衫褴褛，许是有触动，竟然回办公室帮他办了，盖完章还说了句：“苟富贵，勿相忘。”一丝恻隐便成就数年后的先锋文学传奇。在纸上盖章的女士可没有制造传奇的想法，只是出于人情。但修行在个人，高考并没有为未来作家格非设立单独考场。20年后的新概念作文比赛为一个少年举行单独考试，是人情还是作弊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1999年，新时期文学的传奇本身已经濒临破灭。
格非
并非挣脱了革命就有生路，新时期文学传奇的最后余光“先锋文学”，发现通过文字对一切现实发起的“无边的挑战”最终会指向自己。自身的经验已经耗尽，只能用想象力的重复冒充想象力的丰富。小说再次降格为废纸。
没有传奇，就需要惊奇。新概念时代，不仅需要单独考试、需要七步成诗，更需要变废为宝，用你的废纸团成就他人的状元榜。《杯中窥人》的出笼，或许就是这样一个隐喻。
但是倘若废纸团也有春天？
因为广泛的质疑，新概念明星的传奇沉了下去，一些纸团却浮了上来，纸团上还有隐约的字迹。当人们忙着从字迹里寻找“口供”，有没有注意那里面其实有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理解的陈年往事？
纸团当中的一个是韩先生的。为了证明儿子写作没有代笔，《说说我自己》却说出了难得一见的回忆。
生于1957，那是真正的凡客。
1966年，高音大喇叭响起来的时候他才10岁，没赶上文革前三年的盛大节日与风暴——造反派、工总司、上海公社……上街看大字报就像上网看帖子。风暴也席卷过金山某公社吧，韩先生没说，或者还不会说，不像40后诸如杨小凯们，曾经沧海并早已找到讲述回忆的方式，更不会有问“中国往何处去”的视野。我访问过几十位这一代的普通工人文学青年，对文革的回忆都很笼统。笼统地说，他们比40后懵懂，比60后拘谨，盲从别人的表达方式，最多如吴亮，写出一部《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还愿般执拗地用私人性回忆做一部自己的纪念碑。
六年小学四年中学，韩先生的青春期正好处在沉闷的文革后期。哥哥姐姐们造反都造烦了。城里，一度扬眉吐气的普通造反青年早被整治得灰头土脸。而村里，韩先生毕业之后继续默默务农。他当时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
李陀、北岛编撰的《七十年代》一书里，比比皆是50后作者们，可惜多为现在的名流知识分子、流亡精神贵族，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腔调多了些。像格非、蔡翔的农民、工人叙述凤毛麟角。倒是王安忆小说《小鲍庄》里的“文疯子”更接近普通农村青年。土生土长的文疯子鲍仁文，一心要当红旗下的大作家，不安于务农，田里长草了也还是只顾埋头写作。他缠着村里的红军老战士，硬要他按照革命样板故事的规定回忆往事。他立志过新生活，哪里知道自己向往的“新”在城市已经要变成“旧”。
比起文疯子，韩先生可能要务实很多，没那个雄心，也没那么失败，不过总有些不甘心。
1977年，空气在变化。小鲍庄的高中生“文化子”在“文疯子”的鼓励下考上了大学。韩先生也考上了。
他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拼命复习，但理科外语都不懂，只得报考文科类的，后来被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好像叫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下乡知青考大学的故事，我们已经从诸如刘震云《塔埔》一类知青小说里听过不少。那些悲情与希望如今早变了形，发展到几年前的电影《高考1977》，竟然变成一个高考版的超男超女故事。无论如何，高考助现代化再次起飞，专业人才重受重视，专家治国与专业壁垒同时恢复，砖家阶级也趁机还魂。1980年代是知识分子最得人心的时代，想想电影《牧马人》，多少人愿意献身于他们。
韩先生眼看就要一步踏入风光的新时期，却不幸因为肝炎退学又回到了镇上。镇上的日子还是旧的，体制还是1970年代的。
金山文化馆
他说：“所以回来就到了亭新公社的文化站工作。当时的文化站和现在的文体中心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就一间办公室，就我一个人。所做大部分的工作就是为公社机关服务，比如开会拍照，并自己冲印贴在公社门口的画廊里，布置会场等等。文化站里的上级业务指导对口单位是县文化馆和县文化局。”
这工作要是给文疯子，他会开心死，可是韩先生不能。
路遥小说《人生》里的农民知识青年高加林，进过城，便无法继续做农民也无法攀上高枝，里外不是人。现实中的知识青年可不像高加林那么纠结，当时《青春》杂志上有篇争议小说叫《杜鹃啼归》，讲农民已婚大学生与城市高干女坠入爱河，其实就是高加林的青春偶像版。续篇《飞向远方》在马鞍山青年文学刊物《采石》上发表，当地一位1978级大学生告诉我，那时候在学校演情感话剧，观众都同情农村来的男人，考上大学就应该和村里那位离婚，这是自由，爱情不能强求。
自由、爱情就是那个时代的传奇那个时代的乌托邦。不过韩先生离开了传奇，不是文疯子，不是牧马人，也不是高加林，他是凡客。同时又是三者的结合，总孕育着一点新的东西——不久他开始以“韩寒”这个笔名发表文章。
韩寒这个名字从问世起就注定承载着上一代人的垒块。那一代普通知识青年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子女身上，哪管子女面对的世界到底怎样。
韩先生自己成了一个体制内文学青年。那是文学青年的时代。北岛在《回答》里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一般来讲，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崇高决然的理性主义形象，却很少想到这背后有一种无奈——除了纸以及在纸上写写东西，别的本事还真没有。
韩先生说自己数理化不好。这可不是特例。我访问的那一辈工人作者，数理化都没学好，不是忘光了，就是在中学期间学工学农学兵，数理化老师无心教课。文革时期意识形态刊物《学习与批判》上讲过一个工农兵学员摆脱资产阶级教师独立自主用辩证法学好化学的故事。确实有革命家想要改变专业等级制的教育方式，但毕竟言过其实，没能落地。普通青年们没学好知识，却得到了理想，又不想做工农，那就只好搞文学。纸张人生就是这么开始的。
1970年代，往日著名作家们下放在各地平凡岗位上，工人农民也有机会登门求教。作家张弦就在马鞍山的电影院看门。不止一个工人作者向我回忆起张弦的教导——不是人人都有文学才能，你可能做个木匠更适合。张弦似乎忘了，正是有这些不适合的文学青年，才有了作家出名的群众基础。无数不遇青年做了文学土壤，成为另一种无法落实的理想主义情感的酵母。1980，那确实是个政治地位、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的年代，哪怕是做文艺人士也比工农好。所以1980年代另一种说法更占上风：“你怎么知道你只能当木匠？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
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刻才起飞，黎明时分，凡客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真实位置和命运角色。摆脱木匠身份的毕竟是少数，当上将军的更稀有。他们的作品都很普通，像韩父这样发表过一些豆腐块还获过奖就很不错了。从马原格非孙甘露的先锋派文学甚至更早从王蒙的现代派开始，文学热开始退潮，因为普通文学青年开始退出。我的访问对象们普遍反映看到现代派，立刻觉得自己不是搞文学的料。现实主义普通文学青年的最后挣扎就是写《一地鸡毛》（刘震云）、《风景》（方方）之类的所谓新写实小说——凭着书写自己的失败，他们终于成功了一次。现实主义就此谢幕，文学青年纷纷转岗——进宣传科，考文凭，经商……回忆往昔，他们会说：我不后悔，我拥有美好的过去，我拥有了不一样的灵魂。
韩先生不用转岗，他所属的旧文学体制继续存在。源自群众文艺时代的文化站要求他继续写作，市场化改革则逼着这个旧机构寻找新出路。他们找到了一条阳关大道，就是《故事会》。
前世今生故事会
韩先生比文疯子运气好，他说：“金山有故事创作演讲的传统，县里也经常组织培训等。后来就陆陆续续的写了些故事及散文等东西。发表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市郊版，上海的故事会、故事大王及外省市的一些故事刊报刊上。”
故事会
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世界被韩先生拉回我们面前。恐怕每个人都有关于《故事会》的童年记忆。田间地头讲故事，爸爸妈妈讲故事，同学一圈讲故事……《故事会》自身的故事又是怎么来的？无数纸团浮出水面。
比起儿子的《三重门》，看上去比较土的《故事会》才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大神话。单看发行量，1985年第2期高达760万册。《故事会》写作不会产生偶像，也很少有人珍藏《故事会》，你借我借，最后都成废纸。
李云对《故事会》有很详细的研究，可惜至今只有论文，没有集结成书。
我们这一代看到的《故事会》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故事会》最早的发源地就在金山。
建国后金山第一个讲革命新故事的故事员是干巷的杨志余，1952年就开始给群众讲《高玉宝》。1963年，大讲革命故事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效方法，金山出现了大量故事员，县文化馆举办培训班传授故事。“为帮助故事员解决故事脚本的困难，向广大工农兵群众推广优秀作品，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1963年7月，《故事会》在上海创刊。到了1964年，金山县由文化馆牵头，培养了上千故事员。上千！我的故事我的团！
与所有文学刊物一样，《故事会》在文革中暂停，到1974年才以《革命故事会》的名头复刊，故事的革命激进性登峰造极，正好反衬现实中革命无可奈何花落去。不过能有写作机会还是好的，《朝霞》文学杂志创办就挠痒了很多基层文学爱好者的心。谁知道韩先生那时候有没有摩拳擦掌呢？
韩先生说：“县里每年对各公社（乡镇）有业务考核指标，比如群众文艺创作、演出等等。为了应付这些考核，或者说是工作吧，各个公社乡镇就得组织人员进行创作。组织者自己当然也得写。这个时期，硬着头皮学写故事、表演唱、小散文等等。”
群众文艺，既有群众的一面，也总有利用群众的一面，就在这两面博弈中重新塑造着大众。1980年代，故事会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了这场博弈。根据李云的研究，文革结束后，《故事会》首先批判曾经对故事会大加推崇的姚文元，要求故事为四化服务，再后来干脆彻底告别革命。可是故事总要有内容，不讲革命就要讲别的，所以编辑们瞄准了“民间”。为什么要去民间？李云认为可能是因为知识分子向往民间文学所象征的“天籁自由、顺乎性情”。这大约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垒块，却只差一步没说出当时“民间”的政治和市场价值——文革结束后各种关于四人帮的坊间笑话、传言得以进入书面载体《故事会》，以肤浅的方式配合政治变幻。肤浅，是“故事会”认知现实的方法特点。犀利，则是“故事会”的表达方法特点。肤浅加犀利，也是当代博客的特点。
改革开放年代的“民间”又是一种世界。比起纯文学，“故事”更容易放下身段取悦大众。到1984年，全国竟然已有近70种故事刊物。全国优秀故事大奖赛，故事创作培训班之类商业活动层出不穷。韩先生多次参加成绩不俗。李云认为《故事会》在告别革命意识形态之后，最终又沦为消费意识形态的附庸。但是根据我的记忆，恐怕还没有那么悲观。80年代的《故事会》还是保留了大量纯朴智慧的叙述，毕竟有那么多昔日质朴的底层诉求延续下来。
看看韩先生的成绩，根据金山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网上的介绍，韩先生“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创作故事61篇，其中《暗号照旧》和《难得糊涂》先后获第五、七届《故事会》全国优秀作品大奖赛三等奖和一等奖，《难成眷属》与张道余的《女厂长的传奇》同获1991年中国新故事学会举办的中国最佳新故事奖。该奖项全国共四名，金山夺得其半。《寻找小霸王》被《故事大王》读者评为1993年度‘我最喜爱的故事’，《养猪难卖》获中国新故事学会第二届全国微型故事奖，《新官上任》和《压在箱底的花棉袄》分别获1994年故事会全国优秀作品大奖赛短篇和超短篇故事二等奖，《没有盗贼的失窃案》获1995年《故事大王》好作品奖，《退一步海阔天空》获《故事会》全国优秀作品大奖赛超短篇故事三等奖。”
这些名字似曾相识吗？若隐若现吗？故事曾经像风一样穿过我们的耳畔，我们就于这耳边风里生长，却不一定清楚风在我们身上究竟留下怎样的痕迹。两个时代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是是非非两代人
1979年第9期《上海文学》发表了陈村老师的成名作《两代人》，事关50后与他们的父辈。作者以一个儿子的视角描述家庭在政治风暴中的不幸，希望父亲能够走出文革，挺起腰杆，敢于说真话。在结尾处，“我”对父亲的大段劝导达到了高潮。但是我不禁要问，通过一番看似豪迈、超越、升华的劝导就能改变鬓白的父辈吗？显然不可能。可是主人公还有另一个非常实际的请求——要求主编身份的爸爸勇敢地发表儿子女朋友的小说。这个隐蔽的请求一定被当代文学研究者们忽视了，这个请求竟然真正实现了——陈村的小说获得了发表！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穿越，“我”的期望不仅穿越文本在陈村身上实现，而且穿越30年岁月落在子女一辈身上——端坐在各种新概念式活动评委席上的50后作家们，要在17岁少年身上创造出他们自己早已失落的文学神话！
这又是一个“两代人”的故事，主角是承上启下的50后韩先生们。上一代没有满足的乡愿，要放在下一代人身上实现。我们毫不奇怪，那些年届半百、看似古板的作家文人，往往认同晚辈的一切。身在体制内，却特别欣赏体制外如鱼得水的“天才”少年们，吃体制饭却天天反体制。所以，如果下一代中间出了所谓叛逆者，别以为他们真地叛逆了上一辈，因为他们的“叛逆”往往得到上一辈的由衷赞许。而上一代流连于自己的无间记忆里，试图在新一代人身上照见自己的愿景，照来照去，却把新一代变成自己贫乏的影子。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那么多1980年代作家们如此支持韩寒，如此义无反顾投入论战。只是，这场大战有助于超越自己的记忆吗？
好比吴亮，当他在《上海七十年代》里反复强调要用自己的私人回忆来拒斥1970年代公开世界之时，他的每一次自我封闭其实都只是对那个年代的确认和无法摆脱。他的个人主义也正是那场失败运动自身的产物。
而韩寒的同代人，以为韩先生们的历史与自己无关，以为只是这次惊扰了他们，其实他们一直与我们同行。拯救纸团，事关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希望更多的废纸团被重新打开，被重新阅读。它们的价值要远远超过韩寒的手稿。
余亮：到底是上海人（一评韩寒）
余亮：那些“革命”的年轻人（二评韩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