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切忌不敢维权 自卫还击要坚决要短平快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战士们在自制的贴有“祖国在我心中”字样的红旗上签名，表达保卫祖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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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外部环境非常重要，它使我们制定对外政策甚至制定国内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现在有一种观点说我们现在的环境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严峻，对此，我恐怕不能完全认同。五六十年代我们面临的主要是国家与民族生存的安全问题，而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发展安全问题，两个环境的本质不一样。

近年来，特别是2011年，我们受到的安全压力和挑战是空前的，其种类之繁多、程度之严重，是近年来少有的，形成的因素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说我们现在仍然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非常重要，一定要牢牢把握。我们现在要面临新的挑战和风险，就要适应环境的变化，化解新的挑战，这个非常重要。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性质是什么呢？是我们在爬坡阶段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在变化中的世界和变化中的中国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

中国内外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差距

面对变化的中国和变化的世界，存在着一种认知或者说是感知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非常大。

首先，国内外对于我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认知存在差距。以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件事为例。按道理说，我们从第三升到第二应该举国欢腾，但是实际上我们远远没有申奥成功时的欢悦，老百姓感觉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而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我们依然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是事实对外界的震撼的不得了，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制定政策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对外部心灵的震撼是我们想不到的。

其次，国内外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认知存在差距。国内一些人认为我们外交政策过于保守，太软弱，甚至有人觉得基本国家利益都不能得以维护。但是外界怎么看中国呢？外界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强硬，存在非常大的反差。

我个人觉得，如果脱离了变化的中国和变化的世界这两者的互动，你是找不到坐标的。现在我们自身影响大了，你不说话，站在这里影响力就比原来大了。所以这就产生了认知的或者感知的差距。

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发生变化

总的来讲，我觉得中国的整体实力增强了，我们在国际战略格局的地位和影响力提高了，我们跟大国的关系基本是稳定的。但是自去年以来，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出现了新的特点，就是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出现了很大的波动。

现在我们的领土争端、海洋权益争端表面化了、僵持了，谁都不让步。美国又背后推波助澜，加剧了对峙的刚性和难以妥协性。这个问题现在使我们压力增大，在很多研讨会上我们学者表示感觉非常委屈。我们中国明明是老老实实，为什么外界说我们是欺负别人？分析原因无非有以下这么几点。

影响我们外部环境和周边变量的外部因素是美国。美国战略重心调整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加大了对我们的压力。美国战略的调整对全球是收缩，对亚太是增加，主要矛头还是针对中国，但不是完全针对中国。

美国的目的是防止中国主导这个地区。美国的战略哲学是：美国是老大，不允许任何国家的国力接近它，主要针对的就是老二。因此尽管中国谦虚谨慎、老老实实，但是中国力量增长了、影响力加大了，美国绝对不会放任的。

美国为了转移基本战略聚焦采取了一些手法。其实美国的办法很简单，无非是“借力使力”，主要通过两大抓手。第一，利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把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搞动荡。通过在东北亚制造危机，美国同时达到了以下几个目的：阻止了日本的离心，强化了韩国的依赖，刁难了中国的战略选择。第二，在南海把水搞浑，加剧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慌，这样使中国南北双方受夹击。在军事上，除了继续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军事安全关系，还加大对关岛的投入，军事防范强势逼人。

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出现变化

美国是中国外部安全和周边安全的最大的主要变量。我在十月份赴美参加研讨会时见到布热津斯基，他在会上针对中美关系谈了几点，值得我们注意。布热津斯基讲到，与一战、二战和冷战中的大国关系相比，中美关系的性质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但存在一些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长期而痛苦的竞争关系。在这种关系互动中，哪个国家都不会很高兴地让步。

第二个共同点是，中美两国都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制约，谁都不敢随心所欲。布热津斯基说，中国的地缘政治因素比美国复杂得多。这种情况下，两个国家必然要奉行现实主义，同时要自我控制。

第三个共同点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受国内因素制约，美国经济危机、人心烦燥、心理失衡，容易被激怒，而中国人口老化、民族主义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控制局面。

第四个共同点是，中美双方都面临国内政治问题。

第五个共同点是，中美双方行事时要考虑到，两国离不开，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但是地位并不一定是平等的。美国已经把中国当做全球两大高手之一了，而不是一般的双边关系。我们要从全球来看两大关系。

中国对外战略哲学思维要进行调整

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出现多元化和复杂化。首先，美国要对崛起中的中国进行防范与压制，所以我们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我们会像传统历史新兴大国受到一样打压，陷入崛起大国的“安全困境”之中。其次，我们与周边国家客观存在领土争端和领海权益争端，处理起来也存在着“两难选择”。中国要维护国家利益的力度大了，一些国家跳起来跟中国闹，美国则趁机指挥反华合唱。如果我们顾忌维权引起关系动荡，不敢维权，一些国家就会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肆无忌惮地侵蚀我们的主权与利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采取正确的对策固然重要，但是首先是更新我们的对外战略思维。传统的思维不能解决新的挑战，需要创新，才能妥善适应新的环境。和谐周边、和谐世界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不是通过良好的愿望就能实现，坚持反对不和谐的东西才能和谐。我们要综合地调整战略思维，要调整或者说是与时俱进。

第一，全面介入，即对全世界各个方面的事情我们都要积极地参与。目前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走出了亚洲，走向全世界各个角落了，现在世界上任何角落发生的事风吹草动都会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我们不参与，国家利益会受损失。我们难以回避矛盾、明哲保身。我们不能再当旁观者，而是要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与地区重大事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是对的，但是面对我们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局面，我们关起门来过日子是不行的。

第二，及时反应，即现在的世界上出现了问题，我们必须马上做出反应，或者说是要有危机管理。我们过去采取的态度是等一等、看一看。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个主要演员或者说是次主角了，像唱京剧一样，敲锣打鼓就得唱起来，不能像过去举着旗子看别人怎么表态。在维护国家尊严、利益的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该表态要表态，必要时就要敢于投否决票。

第三，主动塑造，就是说，我们只是对侵犯我们国家利益的事情做出被动反应，而是应该积极主动地塑造外部环境与国际游戏规则。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说话和办事的分量越来越大，当然还不能和美国比，但是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施加影响力。这里就牵扯到一系列理念问题，包括如何理解“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我的理解是，需要创新思维，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不逞强也不示弱，我们办事有一定的道理，守规矩也要有信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必须反对不和谐的东西，我们守规矩，大家都要守规矩，谁不守规矩，就给谁立规矩，我们不欺负别人，也不容忍别人欺负我们，谁要侵犯我的利益，我让你吃吃苦头。

有些杂志的文章写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我们现在的外交战略核心，这个说法不科学。中国真正外交核心还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国际关系准则和国家利益，凡是正确的、对的，我们就要支持，无论是谁都要支持，无论是谁做错了就要批评，必要时要斗争，否则的话你会丧失一个大国的独立人格，也不能赢得普遍尊重。

刚柔并济地处理重大安全议题

现在不少人认为我们的外交太软，不能简单这样认为，处理重大涉外事务需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处理重大安全议题上要遵循争取积极因素，降低消极因素的原则，争取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外交关系稳定的统筹兼顾。在处理重大安全议题上要遵循这样的原则：维护核心利益，坚决斗争不退让；拓展重大利益，合作中谋长远；争取一般利益，灵活运作，不激化矛盾。对于重大国际安全事件，特别是涉我事件要争取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善于控制危机。对于任何国家伤害我国安全利益的行为，我们的自卫还击要坚决，措施要做到“短、平、快”，不拖泥带水，不留后遗症。加强危机处理能力和快速反应机制，争取在第一时间内反应，做好实时、实地的资料录制并及时对外公布，争取获得国际道义和舆论上的主动。在面对挑战复杂、威胁多元、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我们要防止心浮气躁，不冷静的冲动的冒险主义，也要防止缩手缩脚，丧失良机的保守主义。挑战严峻也是好事，它可以增强我们驾驭大局，应对重大战略挑战的能力，培养我们发挥崛起大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骨干作用的国家素质。

对于周边环境来说，总体来讲我们对周边的投入要加大，不但经济上要建立经济共同体，也要形成一个安全利益的共同体，我们要主动参与对地区安全机制的投入。我们要积极发挥大国的中心作用，要善于“与狼共舞”，双边关系、三边关系、多边关系一起搞，在其中能够发挥我们的影响。

从内外两个大局统筹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只要稳住自己国内，把国内经济搞好、社会持续发展。我们要对自己充满信心，搞好自己的工作，同时要更新我们的战略思维开创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