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谨慎对待中日民族记忆合作是唯一出路

作者：李薇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首次访华一波三折。无论是出于何种“内政”原因，都显示中日关系离“正常”还有距离。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日关系成为长期以来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明治维新后至1971年的100年间，日本与中国的政权基本上是敌对的，直到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后才得以改善。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两国学者应回到恢复邦交时的原点，审视双方共同走过的40年，思考如何共同走向未来。我曾想过一个问题：日本和美国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人们却很少把中美建交称为“邦交正常化”。有朋友告诉我：正常化与建交是两个概念，“正常化”指的是从努力实现1972年田中访华到联合声明签署的整个过程，而建交是其终点。正如中日联合声明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如果我们的前辈特意强调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点，那意味着，中日之间实现建交的过程更值得记住。

2006年，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被作为一个政治目标写进第四个政治文件中。然而，日本2010年公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2011年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中国威胁论”的影子随处可见。这些动作所发出的信号给中日发展战略互信关系带来负面作用，也充分显示出日本对华心存疑虑。

实际上，中国没有威胁他国的主观愿望，也没有客观条件。由于中国的整体形成是历史的产物，近代之前相对封闭，改革从经济起步，因此中国需要比其他国家花更多的时间应对外界的误判。

除了“中国威胁论”之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现在的中国并非“专制集权国家”，各方面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中央政府的工作不可能采取独断方式，决策过程近似日本的政治妥协过程，但是比日本的运作效率要高。其次，军队对国家有更强烈的责任感，也需要一个规范的适当表达意思的场合。第三，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确实给社会道德教育带来新挑战，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也存在过类似问题。30年来中国急于发展经济，对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的负面影响反思还需时间，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建设，目的就是提高道德素质。第四，日本媒体经常提到中国民族主义倾向问题，我认为这主要是针对双方关系而言。不能否认的是，民族记忆存于百姓中，这个记忆常常被日本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的一些表现挑起，因此，需要双方共同谨慎对待。

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除了受到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逻辑的影响外，也源自于近代以来日本知识精英、政治精英透过对中国的理解来完成对自己国家的理解和定位的惯性。日本近代以来对亚洲身份的敏感度和国力导向的身份意识远高于中国，同时隐约保留着战前各路思想流派同享的默契，即东洋与西洋的对立及日本所力争的欧美话语身份。

中日同处经济发展最快的东亚，两国相互存在于对方之中，中日只能顺应潮流发展合作互惠关系，这是唯一出路。人们期待两国增加高层交往、搁置争议并建立共同危机管理机制，扩大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开展互利合作，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