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调查水价上涨居民意见 与听证会结论迥异

水价上涨引起各方关注

“电每度涨3分，水费也是大涨。除了工资，其他都涨得飞快。”12月4日下午，住在长沙井湾子的罗妹群与邻居周末闲谈时，连声感叹。此前的11月25日，湖南省物价局批准了长沙市、岳阳市等地上调水价。根据批复，长沙居民生活用自来水价格将调至1.31元/立方米，加上引水工程费、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垃圾处理费等费用，居民到户水价将由原来的1.88元/立方米上调至2.58元/立方米。涨价幅度高达近30%，这在长沙市民中产生了巨大震动。

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要求，涉及民生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听证。因此，与众多的价格调整活动一样，长沙的水价上调也走过了这个流程。湖南红网的报道称，在2010年12月10日上午召开的听证会上，针对长沙市的水价调整草案，30名参与听证会的代表的最终意见是：27人赞同或原则赞同上调水价，3人不赞同或建议暂缓调整。在投出赞成票的27人中，有3人赞同或原则赞同上调9角/立方米的“方案一”（居民用水上调0.85元），24人赞同或原则上赞同上调8角/立方米的“方案二”（居民用水价格上调0.7元）。

同时，与会代表均赞同或原则赞同对居民生活用水实施“阶梯式水价”。其中，5人赞同对4口之家及以下的住户，基础用水量设定为13立方米；有25人赞同将基础用水量设为15立方米。在这次听证会上，垃圾处理费、引水工程费等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涨价的目录单。由于绝大多数听证代表都赞同政府提交的方案，长沙水价的暴涨也成了迟早的事。

听证民意与大学生社调结论相悖

此次听证会后的8个月，“鉴于水价大涨在市民中产生极大反响”，长沙一个大学生社团悄然开始了自己的调研活动。长沙理工大学学生社团“大禹之子”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此行的初衷是想了解长沙市可用水资源状况，居民对水质的满意度，以及市民对现行水价的评价；其方法与政府部门组织的听证会不同，他们是通过走街串巷、登门拜访、发放调查问卷形式，试图了解居民对这种新政策的满意程度，并总结长沙市实行该政策的可行性。

有着10多年历史的“大禹之子”社团，因熟谙水利工作，足迹曾踏遍湘江上、中、下游和洞庭湖区，实地调研湘、资、沅、澧和洞庭湖等各大水系的水质水情，多次受到湖南省和水利部领导好评。此次的调研因直接关联重大民生课题，该社团在2011年8月22日，派出了由水利学院师生共55人组成的强大队伍，分成多个小组进入10个社区调查。“我们选择的社区考虑了收入高中低层次的分布，同时也注意到了各个县市区的民意。”带队老师之一彭琼英说，学生们在一周的调查中，都是采取直接进入社区访谈居民的方式进行的。其间，学生们分发了专门设计的调查问卷，白天搜集民意后，晚上进行汇总整理，因此，调研结果的可信度很高。

然而，学生们在走访了1000多户家庭后得出的结论却显示：长沙市民对水资源表示担忧的仅占调查总数的30.30%，大多数人对长沙市的可利用水资源比较乐观。调查中，大部分市民表示，对政府提出的阶梯式水价不了解，有些人甚至表示根本没听说过。对政府拟定的水价，有一半以上认为偏高。学生们发现，长沙市民用水大多数还是保持在22立方米以内，占总数的53.20%。这意味着阶梯性水价的基数可作适当调整。

“走了一圈，发现政府的想法与市民的观念还有不小的距离。”调查队员张睿、李少伟等人称，他们觉得政府可以多设定阶梯式水价的级数，从而有更多的区分度，同时，应对低收入居民实行低水价政策。

“听证帝”、“听证哥”、“听证专业户”

学生的大规模调查结果与政府组织的听证会上的代表意见迥异，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湖南律师罗秋林认为，观看了“大禹之子”社团的调研资料及学生的日记，他个人认为学生社团的调查较为真实可信，“一方面，他们没有利益驱动，另一方面，走访的社区和民众记录扎实。”

罗秋林留心了历年来涉及民生的一些重大事项决策的价格听证会，发现其中不少存在代表的公开性不够、专业性程度偏低的情况，很多人是为了主办部门实现目标而来，对要参加的听证内容不了解，更无调查，往往随声迎合。“（他们）不懂财务，成本的构成哪些合理、哪些违规，都不知晓！既无心，也无力。”他说，按照《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要求，像水电气调价等与民生相关的重要调价事项，都必须进行听证，而对于相关部门来说，为确保调价通过，则往往会采取一些措施。“有些听证会的主办方对听证时间、地点、参与方式等常告知得不够，往往只在报纸的小角登个公告就完事，之后你会发现听证会上常常是一些熟悉的面孔。”

罗秋林所指的这类人士，在湖南坊间被戏称为“听证帝”、“听证哥”。

2011年9月，湖南广电总台下辖的某电视频道突然报道了一批历年来“踊跃”参与各大听证会的“听证专业户”，引起舆论哗然，并于今年8～9月间在湖南的媒体上成为时髦话题。湖南红网以《长沙现多名“听证帝”：发钱的听证来 没钱的就不来》为题报道称，37岁的听证代表石爱伟过去7年来已经平安无事地参加了17次听证会，甚至可能更多。而已经确定打破了石爱伟纪录的是53岁的周正良，他承认自2002年以来参加了近20次听证会。湖南省法制办相关负责人甚至见过一个“专业户”，当时他试图为全家五六口人都报名参加听证。

有人还在当月举行的长沙市市区新增客运出租汽车运力听证会上，找到了至少4张“亲切又熟悉”的面孔，引起网上一片怒骂。早先的报道中，石爱伟在一次天然气调价听证会上发言，他身上的条纹衬衫都成了网民调侃的话题。网友“时空之鱼”发帖说，“听证帝”石爱伟似乎从没投过反对票，周正良近10年先后参加过近20次听证会，对于听证事项，“基本上是持同意的态度”，总是赞赏“决策部门在民生方面还是考虑得比较周全。”这些“常任代表”到底是政府信息公开、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有功之臣，还是听证真正产生效力的“绊脚石”？

一位参加过几次听证会的匿名人士透露，长沙存在着一个“专门听证”的群体，“至少有好几十人，经常参加听证会。”有些“专业户”掌握了听证会的套路：全国各地有那么多听证会，总有类似的主题，上网找找别人怎么讲的，然后拿来结合本地情况，什么话题都能说点场面话。让这些人积极报名参加的原因，除了个人展示的欲望外，每次参加听证，主办方给代表们补助的一笔数量不等的“车马费”，或者叫“误工费”，也是动力之一。

他说，有的“听证专业户”会提前互相打探，“这个活动你会去吗？这个活动有钱发吗？”基本上是发钱的听证会就参加，没钱的就不来。有一次价格调整听证会，一家燃气公司提前将听证代表请过去，开了一个预备会，“给了400元劳务费，后来听证时又给了1000元。”他认为，这些人的生存空间在于一些听证的主办方往往意在作秀，而非求真。

听证代表意见无法律保障力

罗秋林对记者说，我国目前的听证活动中，除了听证代表产生方式不透明、代表性不足、公开性不够、专业性偏弱外，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听证代表意见无法律保障力。

他说，听证会是一种具有民主性质的程序。在听证活动中，各方利益代表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有关问题表达意见，使决策机关能在倾听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权衡利弊之后作出决断，这无疑是民主的体现。虽然我国《价格法》规定，价格听证会不是价格决策会，不适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掌握定价权。但是，作为限制政府滥用定价权的民主制度，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定价时应充分考虑听证代表的意见，并对各方观点进行回应，说明采纳或不采纳听证代表意见的原因。从他掌握和了解的一些价格听证会的结果来看，尽管听证代表对价格上涨有不同意见，但查询物价监督管理部门的公告，显然没有认真对待听证代表在听证会上的发言，由此凸显出现行《价格法》和听证办法对听证代表意见的法律保障之缺乏，价格听证会的效力和功能自然会受到质疑。

他表示，“听证帝”现象暴露了严重违规违法的逐利行为。听证代表行使听证权利，不能在此过程中获得利益，这是听证的纯洁性或廉洁性的必然要求。但很多听证机构给听证代表相关费用，这是典型的行贿行为。听证代表接受了听证机构的贿赂，就难免产生“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的后果。“从现实来看，如果在重大决策中要了解真实的民意，与其被这些人误导，不如找有公信力的社会团体开展客观调查更可靠。”罗秋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