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后，埃及人亢奋而迷惘

本报赴埃及特派记者 杨 檬

对埃及人来说，2011年充满了变数。年初的西亚北非动荡，让埃及旧政权瓦解，但穆巴拉克被推翻后，埃及人突然发现，革命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发展放缓，失业人数增加，社会治安恶化，传统道德滑坡……《环球时报》记者11月上旬到埃及采访时深切感受到，埃及民众还在为推翻旧政权而激动不已，但社会的剧变，也让他们有些无所适从。“阿拉伯之春”打破了埃及人宁静、平和的生活，就如同潘多拉盒子，里面承载了太多东西，一旦被打开，释放出来的有忧伤和灾祸。将于月底进行的大选或许会帮埃及人关上这个“魔盒”，而此时此刻，他们还在动荡和迷茫中痛并憧憬着。

一面回味革命，一面抱怨现状

从开罗机场出来，正是清晨时分，整座开罗城显得疲惫而混沌。从高架桥向两边看去，是成片的没有封顶的楼房，街上尘土飞扬，过于提前的早高峰，让整个城市陷入暴堵。与之对照鲜明的是，本该游人如织的金字塔前却见不到什么游客。记者住的酒店就在金字塔景区旁边，大堂里冷冷清清。大堂领班艾哈迈德在酒店业干了21年，他说从没有过这么糟糕的情况，“现在属于黄金季节，以往这时酒店都爆满，哪像现在，很多酒店入住率不到30%。”听说记者来自中国，他忙不迭地将儿子哈立德的名片递过来。哈立德是中文导游，革命后一直失业在家。据哈立德讲，因为没什么生意，一些无法维持的旅馆和饭店只能关门。

在埃及红海边的旅游城市霍尔嘎达，30岁的服装店主哈桑告诉记者，今年2月以来他的生意很糟，不得不停业3个月，“不光是我，这附近好几家商店都关了一阵。目前是旅游黄金期，虽略有好转，但生意仍顶不上去年同期的一半。”据埃及官方统计，从今年1月到现在，埃及社会的损失达200亿美元。受到冲击的不仅是旅游业，大量工厂关门、企业裁员，整个社会都在困顿中挣扎。记者接触到的每一个受访者几乎都抱怨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老百姓收入减少，失业人数不减反增。经济不稳定，造成社会的普遍担忧心理。开罗一家汽修厂的工程师穆罕默德·奥萨马说：“革命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比如我，原打算带妈妈去麦加朝觐，还想给妹妹办个体面的婚礼。但现在，这些计划都要暂时搁置了。革命后工厂不景气，大家都担心丢了饭碗。”

剧烈的时局变化，让埃及民众有些不知所措，但又如梦初醒般地忙着开始追求自由、权利和以前没有享受到的东西。然而，传统的道德观也在这匆匆的追寻中被遗失。善良淳朴的民风发生了很大改变，夜不闭户的治安状况成了对往昔的回忆。在开往卢克索的号称埃及最好的、只为外国游客服务的列车上，记者竟遭到列车员勒索。随行导游说，他带了六七年团，还是头一次碰到列车员敲诈旅客的事情。

尽管埃及人正深切感受着“后革命时代”的阵痛，但变革带来的热情并未消减。近70%受访者都很主动也很激动地同记者谈起年初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示威活动。尤其是那些亲临过开罗解放广场的人，不厌其烦地向记者讲述当时的细节。埃及人似乎仍沉浸在革命后的兴奋中。似乎为了证实这场革命的纯粹性，很多人向记者强调，去广场的不仅有底层民众，还有工程师、教师、艺术家……

在霍尔嘎达城区，拥有7家商店的老板约瑟夫自称有3个国家的签证，可以随时离开动荡的埃及，但他告诉记者：“我不会走，因为这是我的国家，我要待在这里见证它更美好的明天。”做香料生意的泰米尔有些调侃地谈起他的看法，“‘泰米尔’阿拉伯语的意思是“有椰枣的人”，不过革命后我快没椰枣卖了。生意不好，挣的钱没以前多了。这也是‘伟大的革命’带给我们的副产品。”但泰米尔又说：“我觉得这种暂时的牺牲是值得的。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是值得的。”

类似的乐观情绪似乎蔓延到埃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普通百姓到知识界，甚至政府高层，人们在一种近乎亢奋的情绪中回味着革命，憧憬着未来。《金字塔报》国际部主编穆罕默德·艾敏从2007年至2011年1月，为穆巴拉克政府的官员撰写过不少文章，他略带感动地告诉记者：“尽管如此，（革命后）并没有人来找我的麻烦……我相信，再用5年时间，我们会建设一个全新的埃及。”

埃及过渡政府外交部长穆罕默德·阿姆鲁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专访，据外交部官员说，这是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首次接受国外记者的采访。阿姆鲁说，虽然目前埃及的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旅游业下滑、出口减少、投资下降，但这些都是暂时的，“一旦有了民选政府，埃及经济将呈现出比以往更强劲的势头。那将是一个透明的经济体系，没有腐败，只有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