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打车难成为焦点 各方利益不同说法各异

本报记者程丁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建议放开经营，允许更多的企业参与竞争，对准入企业的资质严格把关，对从业人员严格要求，促使广大出租车企业改变其盈利方式，不再追求提高份钱，从司机身上获取更多利益，而是致力于不断完善服务。王建勋表示，出租车市场和其他任何商品市场一样，可以通过市场调控达到供给平衡，“取消数量管控，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出租车数量猛增，但经过一定时间的市场调控，适者生存，供给自然会平衡”。

时下在北京，“打车难”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围绕“打车难”，乘客、出租车司机、交通管理部门和“黑车”司机各有说法。

司机：份钱太高，自己成了替罪羊?

某出租公司的司机赵师傅说，司机也很想多拉活、多赚钱，但份钱高涨、道路拥堵、油价飙升等现实，让出租车司机很无奈。

据了解，北京市交通委、物价局等相关管理机关规定，北京市出租汽车单班车辆承包金5175元为最高上限，双班8280元为最高上限，单人最高4140元。

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出租车公司并不按照政府规定执行，份钱一涨再涨。赵师傅说，因为投诉无门，大多数出租车司机只能接受现实，为赚够份钱超负荷驾驶。同时，出租车司机只好算计投入产出比，高峰拥堵时段拉客人，成本都赚不回来，只能选择拒载了。

张柱庭表示，维权渠道不畅通，是出租车司机无法维权的主要原因。出租车行业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和完善司机的维权机制，比如可以成立出租车行业工会组织等机构，帮助司机维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建议放开经营，允许更多的企业参与竞争，对准入企业的资质严格把关，对从业人员严格要求，促使广大出租车企业改变其盈利方式，不再追求提高份钱，从司机身上获取更多利益，而是致力于不断完善服务。